97是一种微妙的情绪
杨长缨的孩子一个在加拿大出生，一个在美国出生，可2008年到北京看奥运的时候，杨长缨说，两个孩子没有任何理由地为中国队加油，感情好像与生俱来一般。在他们的教育中，有意无意的，杨长缨会跟他们说起祖国是中国。
1997年，杨长缨通过考试成为香港一名普通执业律师。15年后她的身份是全球顶尖级的瑞生国际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从事公司上市领域的法律业务。而她的亲人们有的放弃了银行高管职务，到加拿大的银行做起普通经理。
“我的亲人中移走了4个”，杨长缨停顿了一下，笑了，“移走了4个family。”上世纪90年代初，跟随着当时的移民潮，他们去了加拿大。
在中环交易广场一座18楼的小会议室里，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起当时的争论与不安，仿佛就在昨日。
因为香港回归被提上日程，从上世纪80年代到1997年，出于对未来的迷茫和莫名的恐惧，上万计的人们选择了离开。
“当然，他们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过得不错。不过，如果不走，肯定会有更好的事业。”说起亲人来，杨长缨不无遗憾。
11岁就到香港、几乎完整接受港英政府教育的施丽珊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她说自己看到奥运会能够在中国举行，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做过多年记者的冯佩乐也有一种类似的感觉。当她在不同时期走到其他国家的时候，每一次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中国越来越强大了。
不过，更多的时候还会有一种迷茫。
“当内地讨论校车问题的时候，香港人怎样都没有办法找到关联，讨论一部法律是不是应该修改的时候，同样如此。”梁文道将这种身份认同称之为“暧昧”的状态。
“他们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可他们对中国又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都觉得要爱国，却很难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感觉，那样才是命运共同体。”梁文道说。
“你们眼中，香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北京大学一个香港学生的班上，强世功这样问道。
“香港的竞争力正在慢慢丧失。”一位学生说。
“我是中国人，可我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参与到中国之中？”另一位学生回答。
曾借调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工作的强世功意识到，回归15年，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当初的“人心回归”，而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身份认同，怎样解决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意识。
思考香港自己的问题
改变还包括，由于这个特殊的节点，历史的巧合。
1980年代末期开始，数以万计的移民流向海外，大量的高级职位空了出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97年回归之前。大批年轻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迅速填补了这些空缺。香港特区政府首任财政司长梁锦松正是在这个时代很快地升任花旗银行香港区行长。
王鸣峰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讲坊间的笑话，“我们朋友之间在一起会说，1997年前后的医生不能看。因为没有太多的实践经验就晋升起来了。”
这正是那个时期的特殊状况。但这种状况对于“97一代”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报馆的总编辑、银行的行长都还只有40多岁，离退休还需要20年，你让他手下的人怎么办？”梁文道认为，这并非回归带来的问题，但它客观存在，“97一代”不得不面对，他们的努力工作，却发现自己碰到了天花板。
为了应对移民带来的人才危机。特区政府实施了人才计划，其中重要的举措就是扩招，新的大学被修建起来，数量从早先的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两所跃升到现在的8所。
随之而来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失去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从前大学生的精英意识跌到谷底。
“有段时间，我们说，在大街上扔个石头就能砸死两个大学生。”王鸣峰用一种夸张的比喻形容当时的困境。
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研究组首席顾问刘兆佳也意识到这些问题。“香港的大学教育在发展，但是毕业的大学生不像过去那样毕业就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这样一来产生了很多问题，他们会感到失落。”
不过，他认为原因不只是移民潮和大学扩招带来的影响。
“中产阶级的人数在持续增加，伴随着整个产业转移，很多中产阶级的工作岗位不再留在香港，一些产业搬到内地或者其他国家去了，中产里面的高端职位比如专业服务、管理等方面的职位在减少。”刘兆佳认为，没有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对人才的吸引被认为是香港最具竞争力的领域之一。
但王鸣峰却发现，“当初读书时候成绩优秀的同学不知道都去哪里了，他们都没留在香港，这本身是不是也意味着香港吸引人才的能力弱了？”
梁文道强调的是“思考香港自己的问题”。在一场关于大陆游客到香港与台湾自由行不同选择的讨论中，有人抱怨，到香港去旅行的人只是购物，而到台湾的却包括文化交流等各种各样的形式。
“我们自己有什么？”梁文道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认为，很多问题都跟回归和之后的政策关联起来，但没想过，这些东西都无关回归，是香港本身就存在的问题。
刘兆佳说，香港的竞争力不错，在各类独立的评级中，都被放到很高的位置。在刘兆佳看来，1997年回归以来，最根本的目标都已经达到。这既包括维系香港人对香港前途的信心；也包括一国两制的具体实践，自由、法治、公正这些香港人最珍视的核心价值都得到维护。
众所周知，香港的个人税及公司所得税税率较低，整体征税占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率也相对较低，商业规管精简，外资在香港的投资比较开放，基本上没有限制。
香港是全球名列前茅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特区政府对金融服务业的监管干预程度低，而且监管制度极具透明度，司法制度则独立于政治，且十分廉洁，保障产权的能力无可置疑。
不过，刘兆佳也坦承，“一直在研究竞争力会不会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他把香港的问题归结为两个方面，既包括土地和房屋租金太贵，不利于商业经营，也包括人才的问题，高端人才不够。
“香港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善，与此同时带来的问题是，对经济的限制越来越多，商业活动受到的制约越来越多。政府的审批在增加，官僚主义的问题一定程度出现了，内部摩擦越来越多，影响到办事的效率。” 刘兆佳亦并不回避香港面临的问题。
强世功则将竞争力与“97一代”的身份认同联系起来。“如果身份问题不解决，他们会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视野变得狭窄，竞争力就可能慢慢衰退。”
而在具体的“97一代”身上，王鸣峰说自己最大的特点是反思和勤奋。不久之前，他拿到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他把这次求学看成是“一种理想的实现”，希望为香港和中国的互动做一些事情。
“以前仲裁、法律服务都在伦敦、新加坡。香港和内地为什么不可以整合起来，一块赚别人的钱？”王鸣峰这样说。
香港只会变得更好
——专访梁振英竞选办公室主席张震远
在54岁的张震远看来，“97一代”还是那么年轻，也正在成为香港进步最重要的力量
本刊记者/刘子倩 申欣旺(发自香港)
2012年3月25日，获得689票的梁振英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行政长官，他在竞选中提出稳中求变，政府适度有为，认真处理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理念，让人对新一届特区政府充满期待。
作为梁振英竞选办公室主席，54岁的张震远功不可没。在他看来，回归15年之际，香港迎来了一个黄金机遇期，新一届特区政府也会为香港带来新气象和新希望。
张震远祖籍山东诸城，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2001年起出任香港市区重建局董事会成员，并于2007年起出任市建局董事会主席。除了市建局主席，张震远现在的公职还包括公务员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委员、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替任主席和投诉警方独立监察委员会委员等，是名副其实的公职王。
尽管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但在张震远身上仍可看出某些山东人的特质，身材魁梧，心直口快，谈笑间颇有侠气之风。今年似乎注定成为张震远幸运而忙碌的一年，3月16日，他被推选为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新主席，而9天之后，梁振英当选特首。
约访张震远是个简单而又苦恼的事情。简单的是，无须通过秘书，抓起电话拨号即可享受直达待遇；苦恼的是，身兼数职的张震远难有分身之术，采访时间几经变动。
张震远创立的香港商品交易所位于被称为香港“硅谷”的数码港，这里依海而建，满山葱翠，风景优美。他的办公室，面朝大海，各式货轮从窗边驶过。与内地企业家的办公室不同，张的办公室内没有气派的老板桌椅，奢华的装潢，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台，一个会议桌和一套简朴的沙发。6月21日，《中国新闻周刊》在其办公室对张震远进行了专访。
第一次真正有竞争的选举
中国新闻周刊：第一个问题与我们报道的初衷有关，你身边是否有“97一代”的朋友？你觉得他们是怎样的人？
张震远：我需要算一下，1997年大学毕业大约24岁，现在还不满40岁。他们还是那么年轻，也正在成为香港进步最重要的力量。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是香港回归15年，你在15年前是一种怎样的心态看待回归？
张震远：1997年时，我对回归很有信心，因为中央政府希望香港继续繁荣下去，所以承诺的“一国两制”的政策也绝对会遵守。虽然当时有媒体唱衰香港，可我却很乐观，首先这里是中国人的土地，没有理由不将香港建设好；另一个方面，在回归之前，香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已经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只会越来越重要。
我是1976年离开香港，去了英国，念了两年中学三年大学，回香港还不到一年再去美国。1991年，我要求美国公司把我调回来。那时候是移民高峰，很多人走很少有人回来。我在美国也发展很好，生活工作都很好，但香港是自己的家。
1993年，香港政府提出想全职借用我，我就去了中央政策组当全职顾问。中央政策组那时候主要的任务是替当时的港督服务。
1994年，我第一次去内地，在北京的大街上，感觉每个人长得都跟我很像，这种感觉是在其他地方没有的。
其实如果你分析一下中国经济开放30来年的经验，就知道国家肯定想香港继续繁荣稳定。回归后就更清楚了，从一国两制、高度自治这个角度来说，绝对是实现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香港回归后有哪些方面没有变，而哪些变了，特别是在身份上的变化，香港人是何种心态？
张震远：从政府层面上说，英国人走了，变为香港人自己管理自己，有人并不适应这种变化，但我认为是很自然的，香港人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身份认同上，大家都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可这更趋于民族的概念，国家的概念还不深，所以当时谈到“中国”时，广东人就觉得自己在中国的里边，而我们好像是在外面，还没有完全融合。
香港的教育也没有国家的概念，而基本上是市民教育。50年前的香港人并不把香港当做家，只是一个过渡，慢慢地就有了家的意识。而回归之后，香港高度自治，有自己的货币，奥运会也有自己的代表队等，这有好处，但在国家认同上，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帮助。我觉得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没必要去刻意强调它。
中国新闻周刊：回归一年之后就面临1998年的金融危机的考验，许多人似乎对回归有所抱怨？
张震远：在回归之前，经济发展速度迅猛，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再保持如此快的速度。但是内地发展快了起来，这对香港的信心是有影响的。特别是对于基层的市民来说，就业困难，工资不升反降，住房交通的费用越来越高，人们的怨气就越来越大。市民们认为香港经济发展了，却没有分享到这一成果。
同时，人们觉得政府与大商家勾结，不关注小市民的利益，这使得政府提出对香港有利的政策都会遭遇批评，一些本该做的事情不敢去做。而相对而言，梁振英就了解这些中下阶层关心的民生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这就是你支持梁振英的原因吗？
张震远：1995年，我就与他相识，但没有很深交往。我考虑得很简单，我们需要有一个有能力的特首，他清楚香港面临怎样的挑战，并且他的国家观念非常强烈。
他出身草根，父母是知识分子，很了解香港人每天生活遇到的困难，也很有头脑，能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法。在竞选中，因为梁振英的知名度无法与唐英年相比，我们若直接去争取选举委员会1200人的支持，必输无疑。所以，我们去争取全民的支持，这肯定会影响中央政府，但仍然有很多人不认为他有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唐英年的住宅违建遭媒体曝光是否可以看作是竞选的一个转折点？
张震远：只是一部分原因，也有其他很多问题。市民有机会接触到梁振英，知道他能力强，也很有诚意，他的支持率也就慢慢上升。他所说的都与普通市民的利益息息相关，特别是底层市民感受到了关心。在竞选过程中，梁的表现全面优于其他的竞争者。
中国新闻周刊：有评论说这是香港回归后最艰难的一次选举？
张震远：不是艰难，是第一次真正有竞争的选举。第一届的董建华优势明显，其他都是陪跑。第二、三届，同样在竞争上不是一个量级的。这一次，两位竞争者都是中央可以接受的人选，竞争激烈。
政府不能总考虑一些利益集团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梁振英上台之后有哪些需要改变？
张震远：香港需要改变，政府一定要把大众的利益作为重点，不能总考虑一些利益集团。另外要更有效地去解决香港人关注的民生问题，推动政策时一定要有力、果断。今后你会看到梁振英带领的特区政府会很亲民，他会用不同的行动让大家感受到政府的亲民。他竞选的时候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以后还会不断地跟民众接触，他也要求官员也要这样做。
中国新闻周刊：但这种亲民很容易被人认为是作秀？
张震远：偶尔做一次，没有诚意的话就会认为是作秀。但不断地做，成为执政的重要的一部分，就会被民众接受。
中国新闻周刊：随着珠三角的崛起，似乎香港的优势不是那么明显了，香港如何保持影响力？
张震远：内地增长速度比香港快是正常的，内地发展越快对香港越好。所谓的影响力其实比较虚，应该看香港人的生活是否改善。如果说你影响力第一，可市民住的房子越来越小，环境更加恶劣，影响力第一又有何用？所以说要看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是不是提高了，我们不介意有钱人更有钱，而是看最底层的人生活有无改善。
中国新闻周刊：但这种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深圳盐田港已超过香港的港口了？
张震远：1994年的时候，香港政府已经在考虑是否推出第10个集装箱码头。我的结论是不要，香港在这个方面没有竞争力。但香港可以做进出口有关的业务，比如保险、贸易等。所以，不一定有码头才去开展这些业务，一定要利用香港的优势，发展高增值的业务。比如，香港可以做航运生意，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船集中到香港，而是在这里从事船只的买卖、法律的诉讼、仲裁等。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梁振英竞选团队的智囊，你认为未来五年特区政府的着力点在哪里？
张震远：很简单，一定要解决一些市民关注的问题，急民所急。比如，房屋、医疗、教育、环保等。新政府一定要详细掌握市民关注什么问题，并有效地出台政策，解决这些问题。梁本人也很认同，他现在很着急，希望立法会通过改组，因为他需要改组后执行他想推的政策。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张震远：房屋问题。房屋不但影响基层市民，中上阶层人士也受影响。中上阶层人士工作了十几年还没能力买房，这样他们就看不到希望，这很悲哀。我们要给这些人希望，让他们有能力去置业。
其实香港很有前途，但有些人认为在香港每天都会听到反对的声音，其实这正是香港人热爱香港的表现，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争吵，无人关心的话，那这个社会也就没有前途。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说过未来五年是充满挑战的，如何面对这些挑战？
张震远：充满挑战也就意味着充满希望和机会。回归15年，香港遇到很多问题，我们没有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政府要代表谁的利益很重要。很多市民都觉得香港需要改变，改变不仅是政府在政策方面的改变，也要有心态上的改变。
中国新闻周刊：心态的改变是指什么？
张震远：首先要让市民在心理上觉得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为所有市民服务的，这个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政府要从行动让市民看到政府的变化。这个很重要。政府要有这种心态，市民也会有所感受。
中国新闻周刊：梁振英曾说上台后将采取稳中求变，适度有为的政策，如何理解？
张震远：一定要变，但变得太大、太快也不一定是好事，要在稳定的前提下进行调整。所谓适度有为就是改革的速度和力度要量体裁衣，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所作为。为什么提出这个政策，因为单纯地说变，许多人会担心，生活安逸的人不一定想变，要安抚一部分人，也要让基层期待变化的人看到希望。
香港要对核心价值有信心
中国新闻周刊：梁振英说要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似乎香港人对于核心价值也很敏感？
张震远：香港的核心价值是要捍卫和保护的，但问题是许多人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有的人担心“一国两制”，香港的法制会受影响。难道香港人引以为豪的核心价值就那么脆弱吗？恰恰相反，我们的核心价值会反过来影响内地，在这方面香港人要有信心。
中国新闻周刊：董建华政府的时候推行过母语教学。
张震远：其实不是他推的，在回归之前，港英政府方向就有了，因为教育专家说学生学习最好的方法是用母语教学。英国人也是这样的。所以已经有计划了，只是那时候刚好回归，董先生推这个政策，其实跟回归没有太大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效果好像不太好？
张震远：很多家长反对，因为觉得这样影响小孩的前途，母语教学令他们英语能力受到影响，上学就业的机会就受影响。我不同意。我自己觉得问题不在母语教学。问题在执行方面。100家学校可以用母语，另外的不行。马上让人感觉学校存在两级，最好的是用英语，不好的用母语。
中国新闻周刊：香港和内地之间也会出现摩擦，比如前段时间的“赴港生子”事件。
张震远：香港与内地有许多良性的互动，而“赴港生子”说明，在一国两地不同制度下，一定要有规划，否则就会出现矛盾。过去5年，我们因为没有控制，“双非”孕妇生的孩子与香港人生的几乎持平， 17万“双非”儿童带来不少问题。比如，他们来去并不确定，以至于我们无法掌握该建多少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所以香港要与内地配合，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规划。
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在整个国家中扮演怎么的角色？
张震远：这要看国家需要什么，香港能扮演什么角色。香港扮演的角色不单只是为国家，肯定是有利于香港。比如，国家要人民币国际化，香港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出发点不止是对香港好，也要对国家有贡献。(实习生张琦对本文有贡献)
15年，香港不停步
5年前，香港导演赵良骏的《老港正传》在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上映。影片再现了1997年前后，普通港人围绕回归的生活变迁。在男主人公老左梦想一游天安门却始终不得时，他的儿子却早已奔向大陆，利用改革开放的机会，展开了一场冒险式淘金之旅。
影片上映时的香港，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走过了非典，并在数月后的10月30日，迎来了港股恒生指数的历史最高点：31638点。那是香港股市风云变幻的一年。内地金融机构获准来港发行人民币金融债券，在一系列利好消息的刺激下，港股市值、成交量、单日涨幅等多项市场指标屡创新高。
回归第11年，又一场金融危机来袭。香港一扫10年前的面貌，反而成了相当一部分国际资金的避风港。美国《时代》杂志甚至因此创立了Nylonkong(纽伦港，即纽约、伦敦、香港三大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新名词。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香港经济就实现强劲复苏。实施最低工资，推出基层市民的“关爱基金”，增加就业交通补贴。
2011年3月，中央公布“十二五”规划纲要，港澳部分首次单独成章。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打造更具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2012年，香港在世界银行对183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排名中高踞第二，连续两年以满分荣登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榜首，更连续18年被评为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系。
从高官问责制到普选
在香港回归后的前五年，为保证政权平稳过渡，基本全盘继承了原来的行政架构。但由于所有的政府高级官员都在公务员体系内，政府与社会脱节，民意难以实现等问题接踵而至。面对2001年近乎于零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希望改革的民意，2002年，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主导推出了“高官问责制”，从此揭开了特区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一页。
根据规定，包括政务司长、财政司长、律政司长以及所有政策局局长，全部列入问责制范围。这些官员不再是公务员，而是以合约方式聘任，并需为过失负政治责任。当年首任14位问责官员，都是来自教育界、商界等的精英，为政府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其中，梁锦松、马时亨等人，均为弃商从政，矢志为港服务的代表。
“高官问责制”启动至今，已有多位高级官员因犯错辞职。而以港人为主的香港特区公务员，也获得了亚洲“最不官僚”的美誉。2012年，香港政府又对问责制度进行了修改，今后特首也会被纳入防止贿赂条例的监管范围。
两年前的6月25日，香港特区立法会以超过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投赞成票的结果，表决通过了关于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订议案，这成为香港民主发展进程的“一大步”。今年3月，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梁振英的当选，即是在政改后进行的，选委会成员容量由800人扩大到了1200人。
2017年，香港将迎来回归后的第一次普选。根据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到2017年，香港可实行行政长官普选。而到2020年，立法会普选也将实现。这种“一人一票”的普选，不仅对香港，对中国而言也将是一次重大意义的政治改革。
携手共进
有人说，CEPA 的签署，破了“香港将死”的魔咒。
2003年6月，中央政府与仍在经济恢复期的香港签署了简称CEPA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央政府在CEPA中承诺2004年起，给予香港200余项产品零关税优惠，并开放银行、保险、证券、物流等18项香港服务业比外商提前进入内地市场。同年7月，内地民众的“港澳自由行”也率先在广东省4个城市进行。
2004年1月1日，CEPA正式实施。而后，CEPA补充协议以每年一个的速度出炉，为香港带来经济动力。
回归15年中，香港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2006年11月9日，瑞士日内瓦，经中国政府提名，曾任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长的陈冯富珍，获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国人第一次在联合国机构中担任最高负责人职位。5年半后，陈冯富珍由中国政府推荐，顺利连任。
15年里，香港特区还以中国代表团成员等身份，参加国际会议1400多次；以中国香港名义参加不限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2万余次；举办或协办的国际会议逾1000次。(苏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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