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安全局前局长：内陆核电厂要谨慎
还需要有核电安全规划
——访国家核安全局前局长赵成昆
本刊记者/韩永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就中国核电重启问题，《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国家核安全局前局长、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理事长赵成昆。
中国新闻周刊：从目前核查的结果看，核电应该可以重启了吧？
赵成昆：假如从“国四条”来讲，是可以重启了。因为“国四条”中有一条规定：在《核安全规划》正式颁布以前，暂时停止新的项目的审批。因为国家核安全局《核安全规划》已经公布了，我认为(重启)具备基础或条件。
但实际上这还涉及到别的一些东西，其中涉及到《核电安全规划》。2009年年底，总理提出来，国家要有一个《核电安全规划》，以国家能源局为主来做。这个规划主要讲的是核电。
环保部的《核安全规划》中，除了核电这一块以外，还涵盖其他的核设施。从内容上讲，《核电安全规划》是《核安全规划》的一部分，但可能双方的着重点有点不一样。国家很可能进一步审查《核电安全规划》，还有《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重启的话，是不是各个项目也应该有个顺序？
赵成昆：要重启，比如今年有可能的话，有几个项目要放在优先地位。一个是高温气冷堆，它是个科研攻关项目，而且钢筋都捆了两三年了，国家安全局也做出了安全评价，应该是没问题了。还有已经批准但没有开工的，特别是阳江4号、福清4号，这两个是连体设计，共用一部分系统，可以按照一些新的要求做一些技术改进。接下来是阳江5、6号，是已经批了的，按照国内三代的水平，应该是可以的。
当然，AP1000如果通过评估，到了“十二五”末期，如果具备条件的话，可以建一些这样的堆型。
中国新闻周刊：拿到“小路条”的项目，该怎么办？
赵成昆：所谓“小路条”，就是允许你做前期工作，但不可以浇灌混凝土。
“小路条”是新开项目。我们国家审批“小路条”也比较严格。因为核电厂建设周期很长，一些关键设备，像压力容器，制造周期都要两三年，假如要等浇铸混凝土获批，再来安排这些设备的制造就晚了。一般在拿到“大路条”一年前或者更长就安排订货，所以目前几个电厂也是挺麻烦的。像田湾5、6号，还有几个内陆核电厂，“两湖一江”(湖北的咸宁、湖南的桃花江、江西的彭泽)，前期准备都花了几十亿，而且还有好多设备的订货。
比如三个内陆核电站，原来他们是按照二代改进型建的，后来国家出了个指导意见，为确保安全起见，要采用AP1000。但AP1000还没建成，就要等。福岛事故一出来，这三个项目都停在那儿了。从2008年到现在。他们都在翘首以待，现在还有一些资金上的困难。
中国新闻周刊：内陆核电站的建设，是不是主要涉及到一个水的问题？
赵成昆：总的来讲，内陆核电厂和沿海核电厂安全标准是一样的。比如对新熔化概率和放射性大规模释放的概率也是10的负5次方和10的负6次方。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废水的排放。以前没有内陆核电时，往海里排，每升的标准是3700个贝克。前两年，考虑到内陆核电厂水环境的要求以及公众的心理，标准修正了，沿海的从3700个贝克降到1000，内陆是它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在内陆核电站的排放口，允许1升水里有100个贝克的放射性。这100个贝克，经过水体以后，到离排放口一公里的地方，就能达到每升一个贝克，这是中国和全球饮用水的标准。
目前来看，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内陆核电厂的安全大家慢慢取得共识。但是在事故情况下，如何保证安全，还有不同意见。现在有两派的观点，一派认为即使在事故的情况下，产生的废水完全有能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还有一派认为，为了预防极端事件，能不能搞一个类似小水库一样的东西，把废水排到里面去。
国家认为内陆核电厂要谨慎，我个人认为应该再加两个字：极其谨慎。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管理核电的有几个部门？他们是怎么分工的？
赵成昆：主要有两家：一家是国家能源局，是负责发展，核电的规划、项目的审批，都是在能源局；另一个是国家核安全局，是监管部门，是不是达到安全目标，从选址、到建造、到运行、到退役、全部监管，采用许可证的方式管理。
这两个部门的职能也有一些交叉，比如在核安全研究方面。
此外，还有一个主管部门，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下面的国防科工局。它管核燃料和应急。国家应急办有一个办公室设在这里。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百分之百的绝对安全是没有的，但是科学可以使我们一步步地降低发生事故的概率。每一种能源，都有自己的长处和劣处。所以，今天的核电安全问题，实际上是人类自己要做的一个权衡
本刊记者/黄艾禾
在环保部6月份公布的《关于全国民用核设施综合安全检查情况的报告》中，列出了中国大陆所有15个正在运行的核电机组的名单。它们分别属于浙江秦山、秦山2、秦山3、广东大亚湾、广东岭澳、江苏田湾等6家核电厂，其核电机组采用的技术全部属于二级。
而日本发生核泄漏事故的福岛核电站，采用的技术也属于二级。
这场事故让人担忧：同样采用二级核电技术的中国核电站能保证安全吗？
安全标准：从“尽量考虑”到“必须考虑”
当然，这里首先要说一个差别：福岛核电站建于1971年，而中国最早的核电站秦山电站建于1991年。晚了20年，中国核电的“后发优势”就会使其在核电安全方面有很多改进。所以中国已建成的核电站已经都属于是“二代+”的级别。但是问题仍然在人们心中挥之不去：即使是二代+，这种核电站能保证安全吗？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专家委员会的专家郁祖盛，向《中国新闻周刊》详细解释了核电安全的技术细节。作为前核安全局安全中心的主任，郁祖盛对于中国的核电事业和国外核电技术的发展前沿了如指掌。他先从一代核电技术讲起。
“上世纪50年代，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人们开始想，怎样把原子能这么大的能量用来发电。所谓一代技术，是解决了核电技术的可用性。一代核电厂，主要是指上世纪60年代初以前建设的核电厂，当时人们尝试着把核能的巨大能量缓慢释放，用来发电。”这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1954年，苏联建成电功率为5000千瓦的实验性核电站；1957年，美国建成电功率为9000千瓦的希平港原型核电站。“这些成就证明了利用核能发电的技术可行性。”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予在一篇论文中这样评价道。
而核电的二代技术，是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问世，一直到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出事故，这期间全世界一共建造了近400台二代的核电机组。“二代技术，不仅证明核电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合算的。现在全世界438个核电机组，90%以上都是属于二代的。”郁祖盛说。
到1979年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核电是安全又清洁的能源。但是，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和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严重事故，使人们认识到，不管是自然的原因还是人为的原因，核电机组的堆芯是可能熔化的；而且一旦堆芯熔化，造成核泄漏，后果极其严重。这两次核事故，使核电发展进入低潮，社会公众增大了对核电安全性的顾虑，电业投资者也放慢了投资步伐，在美国，三里岛事件后20年都没有新的核电站投建。
“经历了这些事故之后，核电站的安全标准是否有变化？”
郁祖盛说：“核电站的安全标准当然是随着时间在调整变化的。”在2004年，中国出台了一个新的核电安全标准，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标准中，对于发生严重事故(堆芯熔化)的预防和缓解措施，是“尽量做”，而不是“必须做”，因为出现这种事故的概率非常低。
“当时这样制订标准有技术水平的原因，另外主要就是需求的原因——即社会的接受程度。比如，汽车在公路上天天都有事故，但是老百姓对这个事实相对接受，然而对于核电厂的事故，能接受的概率是到什么程度呢？老百姓当然希望这个概率是零。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明白这是不可能到零的，谁说这个概率是零谁就在骗人说鬼话。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概率缩小到极致，那么你能承受的成本又该是多少呢？这里就要考虑你的投入和效率的一个平衡。”
郁祖盛进一步解释说，当时最早时的考虑，是认为这种严重事故发生的可能极低，而如果把它作为设计基准纳入，就会花费极大。因而当时的一般认识是，不需要那么高的安全标准，彼时的法规对此的要求，就是在这方面“尽量做”。但是到了2004年，中国的新的核安全法规“HAF102”就明确规定，对这种事故的预防和缓解，在设计上“必须考虑”。而当前全世界400多个核电机组，对于严重极端事故的预防和缓解都是“尽量考虑”一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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