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第30期封面

　　权力钢丝上的冒险生意

　　主笔 李伟

　　插图 张曦

　　今年3月，41岁的徐明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时隔4个月后，7月26日另一位出自大连的重要人物薄谷开来被提起公诉，她涉嫌与另一被告张晓军共同投毒杀害英国人尼尔·伍德。

　　徐明究竟与官员和政治有怎样的联系，目前还没有清晰的事实。但如果重新回溯徐明的经历与他的生意，则有助于观察商人与官员之间的生态关系。就像徐明所说的，他需要承担政策的风险。那么，他为何要承担政策风险？又要承担哪些政策风险？政治资源与商业资本之间又呈现了一种怎样的“拉锯”关系？

　　1991年，20岁的徐明离开老家庄河前往大连创业。他当时心目中的偶像是比尔·盖茨。但徐明的轨迹却并没有走向“数字英雄”。他在大连开始卖对虾，利用政策的空当，出口熟虾规避了许可证的限制。在积累了第一笔资本后，又利用城市改造的机会，接下了市政工程，成为挖土的工头。随后，在中国建材行业变革的前夜，压上全部身家买入12条塑钢型材生产线，迅速成为“塑钢之王”。

　　徐明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曾如此评价自己的轨迹：“人要抓住每个阶段的机遇，我是1990年毕业，社会环境与前一年和后一年完全不一样，如果晚了一年，就赶不上小平南巡讲话，机遇稍纵即逝！”

　　1999年，年仅28岁的徐明就成为“福布斯富豪榜”上中国最年轻的富豪，此后便是福布斯榜上的常客。2006年，他以个人资产48亿元人民币位居“全球华人富豪500强”第109位。2010年，入选“胡润百富榜”，以100亿元财富位列第85位。

　　就在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的这一年，徐明收购了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并借助足球进入公共领域，社会影响力不断加强。在2004年的10月，他成为“足球革命”的带头大哥，公开挑战足协。

　　他的每一次成功都带有很强的冒险成分，幸运的是几乎每次都压对了方向。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他就在商业、政治、公共领域都积累了强大的影响力。

　　徐明刚到大连的时候，曾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情：学第二外语，练好书法，学会开车。最后他只学会了开车。徐明后来说：“我认为一个人追求完美的时候，势必会影响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于是，他明白得到就会有失去，没有风险也就没有成就，“这就是生活，总是要求你做必须该做的事”。徐明的生意，就是不断去找到这些必须该做的事。他后来说：“我对自己现在没有定位，人们愿怎么想我就怎么想我！……我不会顾虑到别人对我的印象怎么样。”

　　世纪之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徐明开始谋划一次大转型。实德集团希望开发大连双岛湾石化项目，从而进入产业上游，成为一家大型石化企业。项目包括1000万吨的原油炼造装置、100万吨乙烯装置和30万吨的石油专用码头，预计投资达到50亿美元，约合416亿元人民币。“双岛湾石化”也是大连市政府所渴望的工程，为城市发展注入动力。于是，徐明与地方政府在双岛湾项目上结成了一个利益联盟。

　　如果徐明的项目完成，相当于再造一座2002年的大连石化，并且乙烯的生产能力超过辽宁全省的一倍。徐明也将借此成为令人瞩目的石油新贵。要知道在炼油、乙烯领域，中国还没有私营企业进入。谁能担保，他不是中国的阿布拉莫维奇呢？

　　徐明此时的愿望不再是一个搞建材玩足球的商人，他的野心是要在大连甚至北方，与中国石油分庭抗礼。

　　对于这种选择的风险，徐明当然明白。就像他此前曾对媒体说的：“这是一种艰难而且具有很强政策风险的转型。”而这种政策风险则意味着，即使他完成了一切条件的准备——解决了资金、原材料、运输以及环境问题——还必须使双岛湾石化项目成为国家产业布局的一颗棋子。一旦没有立项，此前的巨大投入也将付之东流。

　　在这个商业模式中，商业资本必须要取得政治资源的支持，在政治资源的安排下立足。与他早期卖对虾、挖土方、造门窗的生意完全不同。此时，徐明要干的已经是一个国家工程，他必须游走在政治与商业之间，此间的内情与难度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

　　然而幸运的天平并没有向徐明倾斜，随着宏观政策收紧，他的石化帝国被取消，只剩幻影。他最终没有承担住“政策风险”，然后，他就销声匿迹了。

　　徐明父子在庄河

　　徐明是大连庄河人，庞大的实德系的核心企业最初都在这里孵化，这里有他跌宕故事的前传。

　　主笔 吴丽玮 魏一平 摄影 黄宇

　　丁屯的徐家色彩

　　徐家的老宅子掩映在一片黄豆庄稼地里。久未来人，石头房顶上结结实实织出了一张蜘蛛大网。和四邻的敞亮院落比，徐家的老房子显得破败不堪：窗玻璃只剩下半扇，屋里堆放的稻草伸出了窗子；屋后的小门是进家的唯一通道，邻居家的黄豆地掩埋了徐家的正门，一直延伸到老房子跟前。从外面看，小屋只有十二三平方米，幼年时期的徐明和他的爸爸、妈妈、奶奶以及其他三兄妹住在这里。

　　村里人告诉我们，每年元宵节、清明节、寒衣节，徐家都会回来放炮或祭祀。徐明的爸爸徐盛家每次都来，即使在今年3月徐明消失后，徐盛家仍在清明节带着两个儿媳妇回来给祖坟烧香。“每次徐家人回来村里都非常热闹。”村里的退休小学教师孙桂芝告诉我们，“他家的车还没进村，村民就开始嚷嚷，徐家人回来啦！所有村民都赶紧出去看热闹，把他们围在村中间。元宵节时他们会装好几车烟花来，在村里放。徐家老大徐斌小时候是我教的，一般他们放完炮或者给祖坟烧完香都会到各家坐一坐，唠唠家常。徐斌经常到我这来，有时候徐明也来，但徐明一般都比家里其他人来得晚，有时候晚上才开车过来。一般他们都待不了一会儿，就让闻讯而来的村干部接走了。”丁屯距离县级市庄河城区约18公里，老宅子没法进人，徐家人都是当天返回，从不过夜。

　　徐家在村里享有至高权威，首先是他们为村里做的实事。2002年8月徐明以实德集团的名义为村里修了一条路，从村口出发向西南方向一直延伸到高家堡立交桥边，桥下是鹤大高速公路，全长近1.5公里。村民说村口外原是一条土路，“下雨就淌水，冬天就走冰排”。即使这条修好的路也依然不够平坦，但村民都念徐家的好，30多户人家几乎都清楚地知道徐明给这条路投了50多万元，其中40多万元用来修路，10万元左右修了两座矮矮的小桥，一座在桥头刻着“学子桥”，一座刻着“思乡桥”。除此之外，徐明还在丁屯所属的光华村重建了自己曾就读的小学，起名叫“太保实德希望小学”。学校的一位退休教师告诉我们，之所以叫“太保实德”，是因为太平洋保险出了大头，实德只出了小头。2003年，100多万元的投资建起了三层教学楼，12间新教室，让一个班级里的20多个孩子有了充裕的空间。另外，徐明给村里投资的医院也让村民津津乐道。

　　徐家的声望更是来自徐盛家的个人魅力。70岁的徐盛家在村里同龄人中文化水平最高，村民刘玉红说，徐盛家在小孤山中学初中毕业又考上了北京的中专，对口的是分配到灯泡厂工作，但上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学校黄了，解散之后就回来了”。徐盛家先是被分配到生产大队的油坊当会计，“乡上觉得他工作好，能力强”，1978年被调到工业办公室当主任，同时也是办公室下面的机械厂厂长，每个月收入三四十元，厂子里的产品都是往外走的，大多都是工业用机械，村民徐经玉只记得唯一一个农业机械是大型粉碎机。徐盛家的工作得到县里的认可后，调到庄河镇工作。在村民眼中，这时徐盛家已经成了小小的丁屯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官”，给丁屯挣足了面子。徐盛家自走出去后，也成了丁屯村民最可依傍的靠山。村民丁吉堂说，他是丁屯受徐盛家恩惠最多的人。“2003年我出车祸，肇事的是庄河电力局的车，受伤严重，但对方不给赔偿。起诉到法院，法院说我这情况应该住院两个月，但我住了5个月，医药费都由我自己承担。后来找了老徐头，他托人找关系，最后法院判由对方负全责，承担我的全部医药费。不光如此，住院期间他还经常去医院看我，这几年我身体不好住院时他也总来看，每次去都给塞500块钱。”问他们为什么有事不找现在的村干部，而去找离开村子的徐盛家，丁吉堂说：“村干部？那都是个摆设，根本不管事。老徐头可是真给办事啊！他当了大官，认识的人多，门路也广，丁屯人去找他，他都很热心。”

　　徐明的母亲于桂珍在村民们眼里的形象，也好似生产队里的“李双双”。于桂珍也读过初中，是村里妇女中的高学历，曾当过妇女队的“大嫂队长”，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带着几个妇女到各家宣传计划生育，动员妇女去做结扎手术。孙桂芝向我们回忆说：“她相当会说话，有文化，还挺义气，在妇女中有一定的威信。谁家婆媳闹意见，都愿意找她去调解。”徐盛家还有两个弟弟，他的父亲死后，母亲轮流跟着三兄弟生活，“转了一圈，老太太就觉得大儿子徐盛家这好，其他两个儿子家再也不去了，就在大儿子这过”。孙桂芝说，改革开放刚开始，于桂珍还在丁屯开过一家小卖店，“她是第一个开店的，她会写字，会算账，还会打算盘”。

　　在这样的家庭里，村民对四个孩子的印象也是“不打人，不骂人，相当乖巧”。大儿子徐斌5岁就上了小学，孙桂芝说，徐斌聪明，虽然年龄小，但一直是优等生，后来考上了武汉一所电力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丹东水电站工作。两个姐姐徐文革和徐清华成绩较平庸，小儿子徐明“成绩也不错，是前几名，但不是第一”。孙桂芝说，徐明上五年级时，正好赶上小学五年制向六年制改革。校长亲自分班，一半人留在五年级，读完后直接毕业，另一半人还要升入六年级再读一年小学。徐明分在了前一半人中，也就是他自称的“小学、中学、大学全都提前一年毕业”的一部分。读完小学后，徐明在光华村的二十中读了初一，之后就随父母举家迁到了红光村，在庄河一中开始后续的学业。

　　1982年，村集体土地分包到户。徐家因为徐盛家有工作，能够分到土地的劳动力只有于桂珍和徐明奶奶两个“半劳力”，每人可分2.6亩的承包田，四个孩子还未成年，只能分到每人2亩的口粮田。不久后徐明奶奶去世，徐家举家迁到了红光村，分地也几乎成了他们早期参与的最后一件村事务。

　　在我们的走访中，徐明也只把丁屯当做自己的唯一故乡。徐家的老房子还留着，地也由同族的亲戚在耕种。去年清明节他最后一次回村时，还专门对丁屯的负责人徐经玉说起要给村民家中换红房顶的事。“光华村的王庄屯和下卧龙屯已经通过国家扶持换了红屋顶和塑钢窗，徐明让我去统计一下村里有多少户需要换，他说他的厂子就是干这个的，别的钱都不用出，老百姓出个手工费就行了。我统计了一下，有些家庭已经换过了，总共需要换的不到30户，总共得五六十万元。”徐经玉早早统计好数字，等待徐明下一次回乡。徐明还有一项承诺尚无法兑现。光华村村干部说，2010年村里的柏油路因为修国道出现了一段损毁，徐明为此向村里捐款30万元，用于绿化和道路修整，当时他还承诺2011年再捐30万元，但直到2012年初村里都没拿到这笔钱。春节后，村里人曾打电话给徐盛家询问此事，徐盛家说，公司最近忙，会尽快研究此事，之后又杳无音信了。

　　入迁红光村

　　调到庄河镇之初，徐盛家的工作是城关街道企业办公室主任，后来又调到工农街道当主任，1990年调到了红光村当村支书。红光村是当时还为县城的庄河县里最红火的一个村。当年和徐盛家搭班的村治保主任刘朝敏告诉我们，徐盛家在位时，村集体企业基本上已经都办成了，一共有七八个，比其他村多。再加上红光村紧挨着县城所在地，修铁路征地多，国家给予补偿，在资金政策上也给企业扶持，因此村子在全县也搞得最活。

　　刘朝敏说，徐盛家来的时期是村里最平稳发展的阶段。首先，前任村支书戚玉路走时已经把包括大连人民机械厂、橡胶机械厂等厂子推上了轨道，徐盛家到任后，仅仅新搞成了一个线袋厂，是一家制造塑料袋相关产品的厂子，其他小厂都没搞起来。后来这些厂子一并归在一个企业总公司下管理，徐盛家兼任公司党委书记和总经理。同时，村里的土地因为政府征地、企业用地已经基本所剩无几，所以并没有给徐盛家更大的空间赚取土地利润，再加上“当时的人商业头脑都不太强”，徐盛家并没有让企业赚更多的钱，搞出更多名堂来，“只能维持，有的厂子赚钱，有的赔钱，相互抵消”。这种状况直至2000年徐盛家卸任。

　　由此可见，父子二人的做事风格迥异，徐盛家保守谨慎，徐明则在短短几年里抓住了若干机会实现了人生的精彩起跳。至于这些机会与徐盛家在官场上的人脉有无关系，因为徐明本身对发家史若有若无的掩饰而变得更不可触摸。

　　在父亲退休前达到事业巅峰的1990年，徐明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专科毕业。熟悉徐明早年经历的人告诉我们，当年徐明从庄河自费去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读成人教育，是为了追随一个从小在一块玩的铁哥们儿。这铁哥们儿当时考上了沈阳机电学院，1990年毕业后，分配到大连市第二粮油供应公司，徐明则回到庄河，在一家名为三河冷库的公司做业务员。在这家小公司里，大专毕业的徐明成了文化人，公司派他到大连办事处，于是，20岁出头的徐明，在大连胜利桥附近租下了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主要工作就是接待日本客户和报关。

　　在大连的这段日子，徐明经常和朋友去当时在公安局院里开的舞厅跳舞。“名义上是跳舞，实际上就是玩，徐明爱显摆。”这位人士向我们回忆。不同时段舞厅的价格不一样，上午1块5，下午2块5，晚上3块5，可是中间并不清场。为了省钱，徐明和朋友一般选择上午就去，带着汽水和面包，一待就是一天。当时，徐明花了2万多元买了一部“大哥大”手机，别在腰上去泡舞厅的样子在朋友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过了半年，徐明在三河冷库的生意就黄了，甚至连房租都交不起。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朋友从冷库公司辞职了，朋友不相信，接着徐明说的话更让他吃惊。“他说他要回庄河。”朋友向我们回忆说，“我们都不信，可他说要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回到城市。”徐明果真回了庄河，后来朋友才明白，原来他在做水产生意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庄河籍的台商，对方在台湾还有电路板生意，徐明就在当时的庄河表壳厂里租下一间厂房，招了十几个工人做电路板。一年下来，他用挣来的钱买了自己第一辆车，一辆二手的130小货车。

　　这之后，徐明就在朋友圈里消失了。“我们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后来听说是去了北京，结交了一些高官的后代。”朋友说。不过，这倒是符合朋友们对徐明的评价，“他能说，会说，永远是酒桌上的主角，还喜欢吹牛，大谈政治形势”。只是，徐明从未对朋友说起这段经历，大家也都不好细问。

　　再见到徐明，已经是一年半后，他回到大连之后，告诉朋友可以贷到款，但不知道干什么好。正好当时徐明的哥哥徐斌买了一台挖掘机，在大连周水子机场附近给部队干活，徐斌建议徐明贷款买些挖掘机，再买些翻斗车，干土石方工程。

　　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大连，正是大兴土木的时候。徐明听从了哥哥建议，贷款从日本买了大量二手挖掘机和翻斗车。“有一天，他打电话说在胜利广场不夜城那边挖土石方，我们根本不信，那个坑太大了，他徐明怎么干得了。”朋友回忆说，为了戳穿徐明的吹牛，他们打了辆车赶到胜利广场，徐明正戴着一顶黄色的安全帽指着图纸给工人们布置任务。“还真是他挖的，我们傻眼了，这小子一年多没见，哪来的这么大本事。”

　　后来，朋友们渐渐知道，徐明买挖掘机和翻斗车的贷款来自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分行国际业务部，包括此后徐明转行做PVC门窗，贷款也是来自这家银行。“不太可能是大连分行做的主，我们一致认为，徐明的关系来自北京，只不过由大连分行具体实施。”前述徐明的早年朋友分析说。

　　用胜利广场挖出来的土石方，填起了星海广场，后来被徐明说成是自己的杰作。但朋友解释说，这想法并非徐明的首创。位于南大亭附近的星海广场，以前曾经是大连有名的垃圾场，附近还有个海藻工业公司，飘散着海带的腥味，不远处就是以前的刑场。因此，上世纪90年代初，市政府就启动了改造这一地带的工程，徐明只不过是搭上了顺风车。

　　“徐明一直觉得靠搭政府的顺风车赚钱最容易，他的很多点子表面上看是商业嗅觉，实际上都是因为与领导关系走得近，得到消息比别人快。”朋友分析说，“也许也正是因为这样，实德的产业才一直摇摆不定。”

　　在庄河起步

　　一番折腾后，徐明进入庄河市对外经贸委员会工作，很快，他调入外经贸委下属的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这家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庄河市外经贸委唯一的贸易公司，由当时该市外经贸委主任杨兴普在1989年8月领导组建。后来成为大连实德集团副总裁的隋信敏，当时也从庄河市计委调到这家公司担任业务科长的二把手。一位外经贸局的现任工作人员对我们说，虽然没有辞职，但徐明进入该公司后就意味着脱离开了当时外经贸委，“这家公司其实就是一家皮包公司，打着外经贸委的旗号到处拉投资，搞私人的公司”。

　　这是徐明真正起步的开始。但他何以得到杨兴普的充分信任，放权给他，使他在该公司的基础上孵化出整个大连实德系的核心企业？按照徐明自己的说法，他发现了出口熟对虾的政策空子，业绩得到了杨兴普的赏识。但徐明的朋友说，徐明正是在三河冷库工作时接触日本人获得了启发。在作为中国对虾出口基地的大连出口活对虾需要获得出口许可证，但没有对熟虾出口做出规定，当时出口一个集装箱熟虾，获利就是37万美元。不过，这位朋友并不相信他靠此赚得了第一桶金，“最多赚个五六万块钱了不得了”。

　　不过一位知情人告诉我们，当时大连市政府正在规划大兴土木，城市建设势在必行，很多企业瞅准了机会，纷纷成了土石方工程公司。“徐明向杨兴普提议也搞土石方公司，并且拉来了一个港商搞合资。而杨兴普看来，徐明可以拉来投资和贷款，如果由他出任公司的总经理，更方便合资公司的运作。”1992年11月，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进行公司变更，23岁的徐明成为该公司的经理和法人代表。

　　经过庄河外经贸委审批和大连市外经贸委批准，1992年10月27日，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和港商周一鸣的香港恒和机械工程公司，共同出资80万美元注册了中外合资的大连实德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其中中方以44万美元现金占55%的股权，外方以36万美元从日本、美国购买的37台二手机械设备占45%股权。杨兴普任董事长，徐明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周一鸣和隋信敏任副总经理。事实上，这家合资公司的股本和投产后所需的流动资金，全是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分行国际业务部的贷款。

　　徐明的确深谙商业捆绑政府之道。1994年8月5日，徐明还是借助有政府背景的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与一家名为德国亚洲进出口公司的外商共同出资900万美元，成立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中方出资675万美元现金，占75%的股份，外方以价值225万美元的设备，入股占25%。杨兴普任董事长，外方代表陈基任副董事长，徐明任总经理，隋信敏任副总经理。同样，这家合资公司的中方股本和投产后所需的流动资金，仍然全是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分行国际业务部的贷款。

　　而1995年2月成立的大连金德工贸企业有限公司依然是借助于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该公司与大连一家街道办事处所有的大连京华工贸企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3000万元，其中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出资2875万元，占95%的股份。成立9个月后，大连金德工贸企业公司变更名称为大连实德集团公司。

　　1998年10月，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因“未进行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1999年，杨兴普突然去世。这两件事使得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完全掌握在了徐明的手中。1999年6月，徐明又向庄河市对外经贸委退还了2850万元，这笔钱是1995年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投资给大连实德集团的出资数额，由此，徐明获得大连实德集团95%的股权。

　　与高调的生意相比，徐明的婚姻反倒成了一个谜。据这位徐明早年的好友介绍，徐明的前妻是他多才多艺的师妹，“徐明追了人家好多年，后来终于追上了”。这段婚姻，普遍一致的说法是开始于1993年左右，婚后两人很快有了一个女儿。可是两人很快又办理了离婚。“我们都觉得不是两个人的感情出了问题，或许是徐明有什么难言之隐。”朋友分析说。虽然外界盛传徐明为这次离婚付出了1000万元的代价，但此后，不管是徐明还是其前妻，对此都讳莫如深。至于徐明此后的家庭生活，他自己从来没有提起过。

　　刘朝敏回忆说，他曾经参加了徐明的婚礼。他已记不清具体的年份，但那场婚礼是在徐明成立了实德集团之后才办的。“1995年徐明就很出名了，但他结婚时应该已经二十八九岁了。”刘朝敏记得，这场婚礼在当时庄河最好的金都大酒店举行，“请的都是他父亲的朋友、领导还有老乡，司仪是庄河电视台的主持人，吃得也很好，是当时庄河最大的排场。”这场婚礼从中午一直办到了晚上，刘朝敏说，晚上请的都是领导，因为白天忙无法抽身赶来参加。丁屯的村民也表示见过徐明的妻子，因为村民对徐家那种仰视的目光，所以他们并不知晓这位回来上坟的徐家二儿媳妇的来历，“只知道是庄河人，在城里人里头来说，长得并不算很漂亮”。

　　“在庄河的时候，徐盛家并没有沾徐明的光。”刘朝敏说，徐家原先住在红光村邵屯的平房里，后来条件好了，搬到红光电机厂附近的商品房里，住在三层，“家里装潢得好，但徐盛家自己工资高，也不用靠他儿子”。倒是徐家的两个姐姐受徐明恩惠不少。刘朝敏说，徐明的两个姐姐本身工作都很一般：大姐徐文革原本在城关街道企业办公室开车，只是一个临时工，大姐夫原先也是开解放车的；二姐徐清华在红光村办的福利厂里记账。后来两个姐姐都去了大连，大姐成了公务员，二姐在海关工作，大姐夫调入了公安局。

　　徐明命大，这是朋友们常常提起的感慨。据这位朋友介绍，徐明曾经历过三次险些丧命的门槛。第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中，中外合资兴盛的时期，徐明跑去澳门找外资合作伙伴，结果，当晚生意晚宴后开车回酒店，发生车祸，同车的另外三个外方合作伙伴全部丧命，徐明断了几根肋骨，却活了过来，于是，外资变成了独资。第二次是2002年左右，徐明贪酒，爱喝大酒，把肝喝坏了。听说熊胆可以治肝，实德一位追随徐明多年的老部下亲自跑到香港为徐明找来熊胆才救其一命。当时，徐明在北京住院，家乡庄河的领导带队去看望。“名义上是看望，实际上是追债去了。”朋友回忆说，因为当时徐明在庄河前炮村投资了一个房地产项目，工程开工不久就陷入停工，家乡的官员担心徐明一病就没法继续投资了。徐明心寒，当即答应把工程送给庄河政府，前期投入都不要了。后来，徐明告诉别人，他再也不会到庄河投资，再也不会搞房地产。第三次则是一次徐明开车，从庄河桥上掉进河里。

　　“有这么三次都扛过来了没死，我自己总想，这次恐怕他也能扛过来吧。”朋友默默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