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年纪事:发展之路高歌猛进转型迫在眉睫
瞭望东方封面稿件：中国这十年。
中国这十年
编者按
十年中国，发展之路高歌猛进，成就传奇的同时转型升级已经迫在眉睫；民生建设可圈可点，亦有问题待解---“做蛋糕”与“分蛋糕”，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当之无愧成为这十年的第一主题。
十年里，国际社会气候多变，中国模式拯救论与中国威胁论的鼓吹和散布都给长期韬光养晦、埋头发展的中国设置了需要应对的“环境问题”；国内社会借助中文互联网的飞跃发展，让民意参与有了机遇与力量，而通过规范走向良性发展是这种力量接下来的“转型”课题。
在2012年7月2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综观这十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未来，按照既定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本刊梳理了指导中国发展的战略思想形成脉络，以及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大事件，以此与广大读者共同回顾并解读我们的过去十年。十年，三十年，六十年，九十年，执政党和国家的历程，有启示，有激励，也有深思。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正是站在过去岁月的基石之上，向国家、政党的未来敞开期待与邀约。
中国十年纪事
如果对10年前的中国老百姓说，2012年的中国享有如此“礼遇”，多少人会相信？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垚 | 北京报道
2012年7月底，伦敦奥运会前夕，一篇题为《感谢上帝，中国放弃了2026年世界杯》的文章急速走红。英国记者罗伯特。弗丘以幽默语气写道：“在未来20年里，只要中国人不出手，整个银河系都不再会出现一届能被称为完美的，规模宏大的运动会了。”
弗丘的英国式幽默固然夸张，严肃的《经济学人》可不开玩笑。2012年，1月28日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首次开设了中国专栏。对于这家全球财经媒体权威来说，这是70年来它第二次给一个国家开专栏，前一个是美国。
如果对10年前的中国老百姓说，2012年的中国享有如此“礼遇”，多少人会相信？
时间回到2002年。新华社评出的“2002年十大国内新闻”大多事关“发展”：
比如，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经济增长率达到8%，“经济总量迈上一个新台阶”。而2011年的中国坐拥47万亿元的GDP，这个数据却不在当年十大国内新闻榜单之列---对经济增长，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
再如，2002年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6000亿美元；外贸排名由世界第六位升为第五位；外商直接投资突破500亿美元，居全球之首，成为世界吸引外资第一大国。
就像这些淹没在统计文献中的数字，对多数普通人来说，回望2002年的中国，少有能让人印象深刻的记忆符号。那时的中国像一辆在赛道上全速发力的赛车，速度极快，无暇他顾。
2002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比之前的提法“在20世纪末基本实现小康”，这是一个全新的目标。这个目标究竟包含着怎样的涵义？要实现这一目标会经历怎样的过程？
很快，答案逼近眼前。
非典启示录
2003年来得突然而猛烈。
2002年底，非典在广东首发。后来的事实证明，比病毒更可怕的是人们对它的无知。
2003年3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为非典疫区，而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4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是安全的”。
到当年8月7日，全球累计非典病例共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例，死亡349人；中国香港1755例，死亡300人；中国台湾665例，死亡180人。
这组触目惊心的数字并不足以显示当年病毒造成的恐慌。对于上任不久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来说，考验空前。
这场战役的转折点发生在2003年4月20日。这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向记者通报情况：“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病例1807例，其中，北京339例⋯⋯”5天前，官方披露的北京SARS确诊病例仅37例。
并非疫情突然失控，高强很快给出答案：“由于有关部门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
4月20日晚，新华社发布通告：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两天后，孟学农请辞北京市市长职务的申请获人大通过。
中央此番决定被舆论评价为扭转乾坤之举。4月20日之后，全国各地每日全面公开疫情，此前因隐瞒造成防疫之战的被动局面迅速好转。到5月中旬，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的非典疫情已经得到控制。整个过程中，此前颇为被动的政府大大得分。
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衍生了众多社会乱象。坊间偏方层出，包括煲醋和喝板蓝根等，导致市面上出现抢购米醋和板蓝根的风潮。而在2011年3月11日，日本强震引发海啸和核危机之后，类似的抢盐风潮再次上演，网友调侃中国人是“盐荒子孙”。相隔近十年的闹剧重演，引人深思。
非典给中国最大的启示，并非卫生和医药知识。
2003年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胡锦涛从八个方面对抗击非典斗争积累的经验、获得的启示进行了总结。他说：从长远发展看，要进一步研究并切实抓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工作、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加强宣传舆论工作、狠抓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落实、增强对外开放条件下做好工作的能力、加强中共的执政能力建设、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工作等九个方面的工作。
从这场灾难中得到的“以人为本”的启示，融入了执政党的最新执政理念。对于其后十年的中国，这一启示弥足珍贵。
在2003年、2004年，除了非典，还有一些事件扰动中国人的神经。和非典一样，这些事件都有着某种启示意义。
“哈尔滨宝马案”发生在2003年10月16日，苏秀文驾驶宝马吉普造成一死12伤的惨剧。消息一经公开，传言相伴而生，虽经官方辟谣，但呼吁严惩与担忧不公之声依然在坊间持续，案件审理和争议延续至2004年。
十年中，与哈尔滨案相似的舆论争议事件绝不鲜见。一起交通事故、一件民事纠纷，都可能在贫富差距和官民矛盾显性化的背景下，裹挟着谣言迅速发酵。
另一记警钟敲响在安徽阜阳，2004年，上百名婴幼儿因饮用劣质奶粉成了“大头娃娃”。
而让中国人谈奶色变的事件则发生在2008年。奶粉产销量连续14年实现全国第一的三鹿在这年被发现含有三聚氰胺，这个化学名词自此家喻户晓。
食品安全在随后几年成为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心头大患，地沟油，苏丹红，瘦肉精⋯⋯餐桌丰富多彩，麻烦防不胜防，更多更好对应着更担忧更疑惑---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这是个不大不小的缩影。
大国前奏曲
事实上，检索这十年的开端，让中国人开心的大事着实不少。
2003年，中国第一次将宇航员送入太空，杨利伟成了中国的加加林。由此，中国成为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杨利伟踏出了过去十年中国航天事业黄金期的第一步。2005年10月，神舟六号成功发射，中国实现了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航天飞行的跨越；2007年10月，嫦娥一号升空，中国跨入世界为数不多的具有深空探测能力的国家行列；2008年，神舟七号升空，中国宇航员首次出舱活动；2011年，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两次空间交会对接成功；2012年，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对接成功，这是中国实施的首次载人空间交会对接。
敢上九天揽月之外，地面上的中国也以惊人的速度在各个方向上成长为更加重要的国际力量。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总数首次排在第二，此前的奥运金牌榜头两名常年被美俄把持。这次突破，为2008年中国成为金牌榜新霸主奠定了基础。
同样在2004年，发生了另一件让国内舆论兴奋的事。联想以17.5亿美元收购了IBM的全球PC(个人电脑)业务。仅仅在20年前，联想还只是IBM这个IT领航者的一个中国经销商。
很多人认为，上述事件是一个象征。正如后来吉利收购沃尔沃，TCL收购阿尔卡特一样，中国企业收购国际知名品牌，本身就是中国经济走向强大的有力证明。
宏观数据更直观地说明中国经济水平的迅速上升：到2006年11月，中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形象也有了新的注解。2006年，陈冯富珍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成立58年来首位担任总干事的中国人。香港媒体说，此次选举结果说明了中国在外交上的实力，也显示其在国际舞台上将扮演日益吃重的角色。
就在这几年间，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吹捧”成为一种现象。
2005年1月，英国《泰晤士报》刊发了该报前总编的一篇评论，题为《这是中国的世纪》；5月6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一个崛起的中国》；5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推出封面报道《中国世纪》。
在此之前，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伦敦作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演讲，认为中国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1989年，为了给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提供方案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提出了10条政策措施，即“华盛顿共识”。
“北京共识”甫一问世，便不断被拿来与“华盛顿共识”作比较。在雷默看来，“华盛顿共识”认为，一种发展模式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这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可以设想，一个国家在资本市场、法律体系、政治制度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就匆忙开放资本市场，结果只能导致灾难。”“中国探索的这条自己的道路，是中国力量的源泉。”
雷默开启了一扇大门，“北京共识”提出之后几年，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从媒体界到学界，十足热闹。不过，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2011年全国两会上，总理温家宝答记者问时说，“我们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中，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
网络新时代
就在中国的经济建设高歌猛进，中国模式的宏大叙事正在成型的时代，中国社会也在酝酿着变化。
2005年，一些前所未见的“欢乐元素”进入普通人视野。到2012年还活跃在网络甚至上了央视的芙蓉姐姐和已经销声匿迹的后舍男生，都在该年爆得大名。那年，陈凯歌的电影《无极》遭遇无数恶评，而恶搞该片的网络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却大受欢迎。
这一切，都源于互联网。尽管方式各异，尽管饱受争议，但借助互联网，众多名不见经传的个人有了机会展示和表达自己。中国大陆的第一批网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网络世界探索，而2005年则是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年份。
2005年，中国互联网有了一个“全球第一”：演员徐静蕾的博客成为全球点击量最高的博客。博客作为网络新事物开始为人所知也就是在这一年，可见其在中国生长速度之惊人。4年以后，微博的兴起迅速取代了博客的地位，但博客却是将大多数网民带入网络公共生活的领路人。
2005年后的一两年间，Web2.0、自媒体等概念开始风行，普通人开始利用这些平台发表对公共事件的看法。
2006年，作家白烨写了一篇评论80年代后文学评论的博客，青年作家韩寒旋即在博客上予以回击。2012年的“方韩大战”中，有人专门查看了韩寒的博客总结道，韩寒的转型是从2007年开始的，这年以后，他刻意地广泛介入公共议题，并在媒体包装下被塑造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意见领袖”。
上述总结不经意间契合了中国网络的发展历史：网络开始作为一种力量广泛介入中国的公共事件中，就是从2007年开始的。
2007年的网络极为热闹，从华南虎照真伪之辩、山西“黑砖窑”曝光、厦门PX项目迁址、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以及《物权法》大讨论中，都能见到网民们的唇枪舌剑。《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2007年是“网络公共元年”：在中国改革史上，这一年、以及在这一年发出声音的一亿多网民，终将被载入史册。入选理由，不只是中国互联网诞生20周年，更是网民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生力量。
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胡锦涛通过强国论坛与网民面对面交流。2009年2月28日，总理温家宝在中国政府网与网民在线交流。
到2011年11月，中国微博客用户已经超过3亿人。大量政府机构和官员推出了经过认证的实名微博，政府机构首次大规模参与和普通网民的直接互动。
普通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与中文互联网的兴盛，两者的相互作用为十年历史中的最近两年贴上了鲜明标签。
新挑战标本
要理解2007年以后中文互联网世界的喧嚣，必须要回归现实世界。
2007年，一个原本计划在厦门海沧区兴建的对二甲苯(PX)的化工项目引发了厦门人的担忧。当年3月，105名政协委员建议项目迁址，6月1日，厦门市民理性平和地表达了抵制PX项目的意愿。随即，厦门市政府宣布暂停工程，并启动二次环评，在此后多个月的时间里，厦门市政府广开言路，通过召开市民代表参与的环评座谈会等方式充分沟通各方意见，最终决定迁址。
《人民日报》刊文称“厦门PX风波，给所有人上了一课”：在群众日益增强的环境意识面前、日益提高的参与意识面前，政府与群众的沟通，要有预见，有渠道，有提前量；企业必须重视与社会、与群众的沟通，要积极要主动，要有新办法，要有亲和力。
商业利益、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碰撞，在这几年间日渐升温。
2007年2月，一组题为“史上最牛钉子户”的图帖在网上疯传，引起中外媒体关注。图片拍摄的是重庆杨家坪立于工地基坑中的一座“孤岛”民宅。
此图爆红网络的半个月后，正值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会议以赞成2799票、反对52票、弃权37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这一法律中对于私有合法财产的保护，对“公共利益”的界定等内容，引发众多法学界专家的讨论，而杨家坪钉子户适时提供了一例样本。
对于杨家坪钉子户，舆论看法并不统一。《中国青年报》所做的调查显示：有46.5%的人认为是“具有维权意识的现代公民”，40.5%选“说不好”，13.0%认为是“无理刁民”。
《中国青年报》当时发表评论说：“孤岛图景”在某种程度是一幅容忍钉子户、敬畏法律的图景。
最终，杨家坪钉子户在当年4月接受了易地实物安置，“孤岛”建筑随即移平。
在中国城市化大潮的进城中，拆迁问题的复杂与艰巨性不容回避。此后几年中，宜黄事件等多起公共事件皆因强拆而起。
2011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我国土地管理制度问题研究进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规范征地拆迁，严格界定公益和经营性用地。
2008年发生的瓮安事件则是另一个值得解剖的问题样本。
事件源于一名中学女生的非正常死亡，经过复杂的发酵，引发群众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突发事件。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为此三次向百姓道歉，他分析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认为是在开矿、拆迁安置的时候，民众的利益受侵犯，而一些干部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手法粗暴，并肆意动用警力加上地方黑恶势力坐大，治安欠佳，产生民怨，使黑恶势力能乘机煽动民众冲击政府。
《瞭望新闻周刊》当时发表文章，将瓮安事件称为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标本性事件”，并呼吁“谨防透支政府信用”。纵观此后几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如2010年的浙江钱云会事件等，这个“谨防”依旧必要。
回到2007年，这年秋，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5年前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这届党代会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五点要求显示，面对现实中的新问题新挑战，执政党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正在与时俱进。而越是往后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就越是可贵。
荣耀与磨难
2008年值得铭记，不仅因为奥运会。这本是个再好不过的年份。
这一年，中国的GDP超过了30万亿元人民币，超越德国，排名世界第三。过去几年间，欧洲三大强国法国、英国、德国先后被中国甩在身后，而对日本的超越也将在2年后完成。于是，G20之外，有人将中美称为G2。
这一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显现威力。中国拯救世界经济的期待不久后成为世界舆论的重要话题。
经过百年动荡和低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似乎近在眼前了。以至于在2012年，有专家推出一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监测》，并测算出，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已完成了62%的复兴任务。
8月，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上，从气势恢弘的开幕式到金牌榜上的51块金牌，媒体与群众都有了充分展现惊喜的理由。正如1964年东京奥运会、1988年汉城奥运会分别代表了日本和韩国的兴起，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也被外界赋予了同样意义。
但是，这个巅峰之年，也是艰难的一年。
开年之初，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席卷了南方大部分地区，更大的天灾在几个月后击中了中国，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的特大地震，造成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
天灾之外还有人祸。3月14日，境内外“藏独”分子相互勾结在拉萨制造出一起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一年后的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同样是一起境外指挥、境内行动，有预谋、有组织的暴力事件。
瓮安事件和三鹿事件亦发生在奥运会前后，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让许多中国企业开始艰难度日。
当2008年走到尽头，当荣耀和磨难交汇成一番复杂的回忆，温家宝总理在北川中学的黑板上写下的“多难兴邦”成为最意味深长的概括。
2009年，金融危机横扫全球，尽管关于4万亿导致经济转型退步的批评在国内没有停歇，但就当时看，中国经济仍然一枝独秀，中国模式大合唱响遍全球。
这一年，钓鱼执法事件、“躲猫猫”事件、王帅跨省追捕事件、杭州“70码”事件、邓玉娇案、石首事件，舆论依然繁忙。
2009像是一个规模小些的2008：荣耀与磨难依然如硬币的两面同时存在。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在物质财富的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之后，由改革和发展而来的新问题，正以不同形式不断上演。
这几年中，党中央向全党强调“忧患意识”。面对复杂的转型时代，执政党对现实的认识无比清醒。
2009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发表讲话中提出“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在危险和考验面前，党中央确定了坚定的方向。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系列评论中，《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发展中的问题要靠不断发展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民生、民生、民生
离开喧嚣的舆论，触摸另一个中国。
2005年年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2002年我国财政收入为18914亿元，其中农业税收入为500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2.6%。农业税在国家税收中的份额已经极低，但取消农业税依然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这一决定，是这10年中央大幅提高民生投入的一个缩影。
2007年7月11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央财政全年安排农村低保补助资金30亿元；2008年9月1日起，全国范围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此前已经免除；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相继公布，为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此后3年共投入达到8500亿元；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意味着我国至少有上亿低收入人口将享受到国家的扶贫优惠政策；到2011年10月底，2011年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已超过1000万套，“十二五”期间总的计划数为3600万套。
媒体统计近年来的全国“两会”热案，结果发现，个税起征点、收入分配、房价、教育等民生问题常年占据社会舆论的主要视野。在财富的蛋糕越做越大时，如何“分蛋糕”，让国民共享财富，近年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议题。
通过密集的政策，中央施政的重点显而易见，民生工程的开展是十年中国历史的浓重一笔。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的民生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财富问题。
2010年劳动节前夕，胡锦涛发表讲话，提出“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体面劳动”如何体现，引来媒体众多诠释。《人民日报》一语点睛：“体面劳动不能止于‘加薪’。”
同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与“体面劳动”和“尊严”一脉相承，“幸福感”也随后进入官方话语。这些词语无一不在明示着，人民需要的不再是简单地分配社会财富的大蛋糕，更重要的是保障公民权利，加强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3月14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选举法的决定。自1953年以来，我国农村和城市每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比例经历了从8∶1到4∶1的变化，而新修改的选举法则首次将这一比例规定为1∶1。中国城乡居民选举首次实现“同票同权”。
基层“正能量”
2012年年初爆发了一场吸引了无数眼球与口水的网络对战。
对战双方，一个是打假名人方舟子，一个是青年作家韩寒。方舟子质疑韩寒作品为代笔，由此衍生多场“局部战争”，大量持观点各异的网民参与其中，从论战变成骂战，硝烟至今未绝。
这场网战的特别之处在于，没有公权力的介入，没有地域之争，甚至没有明确的主题，却将网民意见生生撕裂开来。
如果说方韩之战给网民带来热烈过后的迷失感，那么另外两件不太起眼的事情却让许多网民陷入难以表达的复杂情绪中。
同样是在2012年年初，南京政法委书记告诉人们，5年多前的彭宇案，舆论和公众所认知的并非事实真相。根据他的说法，彭宇原本被认为是助人为乐反被污蔑，而真相却是，被认为污蔑了彭宇的老太太徐寿兰才是被污蔑的人。
2012年7月31日，药庆卫诉张显“名誉侵害案”宣判，药庆卫胜诉。2010年10月，药庆卫的儿子药家鑫制造命案。案发后，张显不断在微博暗示药家“有背景”，案子有黑幕。但后来曾因张显的暗示而激愤的人们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再过几年，上述两个事件没准再次遭遇舆论翻转，但更多的可能则是被渐渐遗忘。
历经十数年，网络混战依然继续，舆论混沌依然如故。但是，人们已经开始主动地意识到，相比感性的一呼百应，在追求公平公正的过程中，理性绝不可缺位。厌倦了口水的人们开始主动寻求“正能量”，建设性的力量正从基层悄然生长。
官方也在作出积极回应。2011年4 月 21 日至 5 月 26 日，《人民日报》以“人民日报评论部”署名发表5篇“关注社会心态”系列评论，分别为：《“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以包容心对待社会中“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
随后，《人民日报》再接再厉，刊发“如何回应社会关切”系列评论：《在良性互动中寻求“善治”》、《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
实践也在进行时。2011年，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征求意见时收到的23万多条意见已经令人兴奋不已；2012年8月，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征集意见，共征集到意见超过30万条。这些举动，都是十七大报告中所说“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有益尝试。
2011年，中央各部委首次公开年度三公经费，接受社会监督。约束公权力的征程，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未来何在
新问题不会消失。
2012年，中国周边海域风云变化，钓鱼岛、黄岩岛、南海诸岛接连出现纷争。在海洋世纪的开端，中国遭遇了巨大阻力。埋头发展了多年以后，中国是否能够继续享有平稳的发展环境？
不光在海上，不光是对资源的争夺，孔子学院风波也让中国人意识到国际环境的严峻。
2012年5月17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称在该国持有J-1签证的孔子学院部分中国汉语教师必须于6月30日前离境。尽管该问题在8天后不解自开，但对于意在增强软实力的中国，可见前路并不平坦。
孔子学院让人想起了姚明。2002年，姚明以NBA历史上首位外籍状元的身份加盟休斯顿火箭队。他在美国打球10年，带给中国和世界的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畴。
当2011年姚明宣布退役，《华盛顿邮报》刊文称：“姚明是最近这十多年来中国内地涌现的文化形象代表之一”，“对于中国来说，像姚明这样的全球偶像却是十年难遇”。
就在姚明退役这年，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纽约时代广场播出。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今天的中国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其他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播影响的学说”。
中国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2011年举行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用意不言自明。
2012年夏雨滂沱，北京特大暴雨山洪泥石流灾害如同2011年温州高铁事故一样，出人意外而惊心动魄。宜居的城市，安全快捷的交通，在这十年的尾声，依然留下了诸多课题。
2012年7月2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在北京开班。总书记胡锦涛在开班式上总结道：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综观这10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胡锦涛强调。未来如何？他说：“能否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认识，取决于我们的工作力度，取决于我们推进改革发展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