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就业心态调研：不愿返不能返不敢返

　　明天在哪里打工

　　1991年，一部名为《外来妹》的十集电视连续剧火爆荧屏。它所描述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东南沿海打工、闯世界的鲜活景象，至今仍清晰地留存于人们的脑海中。

　　那是关于一个时代的记忆。在当时以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明天我在哪里打工”似乎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答案。然而21年后，对于这个问题，中国2.5亿农民工正在给出不同的答案。

　　20多年间，一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的巨变，农民工群体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历了2008年末、2009年初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农民工“返乡潮”之后，越来越多的打工仔、打工妹开始选择返乡就业、返乡创业。这令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措手不及，在承受产业升级阵痛的同时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招工难”。

　　必须正视，2.5亿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格局和就业方式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航船已经确定航向，产业升级调整转移的步伐不可能停滞，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城镇化持续推进，也给县域经济和现代农业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对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农民工们在长年累月的打工生涯中增长了本领、开拓了眼界，更完成了他们的“代际更替”。老一代归隐、新生代崛起，老中青三代农民工的心态和诉求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现在打工都要挑工作，孬活儿、脏活儿没人愿干”；家庭成员的团聚、子女教育以及家庭生活质量的改善，也越来越成为这一群体的深深期盼。

　　这些悄然发生的变化，是经济下行背景下出现不同程度的农民工“返乡潮”的深层次原因。为了不在农民工返乡时手忙脚乱、进退失据，各级政府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包括向农村和乡镇延伸就业服务的触角、建立农民工就业与流动统计系统、妥善处理好劳动争议和工资支付领域存在的问题、强化农村社保和社会保险的转移接续，等等。

　　在任何地区、对任何群体而言，稳定的高质量的就业总好过高流动性的灵活就业。现在东部沿海地区日渐增多的“工漂”、“厂漂”现象，呈现的只是农民工群体就业格局和就业方式转变过程中的拉锯和相持。随着“调结构”的持续推进，“明天我在哪里打工”的答案也会日益清晰——留在东部的，将是知识、技能、个人诉求都能适应产业升级后企业需求的群体；返乡就业创业的，也是更能顺应城镇化进程，符合县域经济和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的群体。

　　放眼长远，受内外环境影响的经济波动起伏只是暂时的，并不能动摇和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升升不止的大趋势。最终，“明天我在哪里打工”？能不能使城乡就业各得其所？能不能实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这不仅仅是2.5亿农民工的个人选择，更是政府职能转变、承担公共责任的根本方向。□(文/杨琳)

　　今日未见“返乡潮”

　　尽管类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农民工“返乡潮”尚未出现，但距离“警戒水位”已经越来越近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形势的动态最为敏感。在“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的背景下，中国2.5亿农民工是否将出现2008年末、2009年初的大规模返乡潮？这成为了观察经济走势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广东、浙江、河南、天津、江西、山东等地火车站、汽车站蹲点调研，均未发现类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每年春运期间的“返乡大军”。

　　在劳务输出大省河南，记者连续三天上午在郑州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采访时，仅看到较少的农民工扛着行李走出出站口，没有成群结队的回乡人流。郑州火车站新闻信息中心负责人表示，今年六七月份没有感觉到异常的农民工返乡流。

　　在用工大省浙江，记者从杭州城站火车站了解到，今年7月发送往云贵川方向的旅客12.9万人次，与去年同期持平。如果精确到个位数，甚至还少了150人。义乌宾王客运站今年6月去往云贵川方向的客流人数为1637人，比去年减少58人。7月，去往云贵川的人数环比则略有上升，为2216人，比去年同期多201人。工作人员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小候鸟”回老家过暑假。

　　在天津，天津火车站宣传处处长靳森介绍，今年5～7月天津站旅客发送量的递增形势与幅度与往年类似，主要是大学生暑运。天津长途汽车公司西客运公司王栩强说，车站近几个月旅客发送量无明显波动。

　　在山东省烟台、潍坊、菏泽等地的火车站、汽车站，记者看到这些地方虽然有农民工乘车返乡，但并没有出现成群结队的“返乡流”。

　　采访中，东、中部地区就业管理部门均表示，当前用工形势总体稳定。浙江省就业管理局政策制度科科长陈根元说：“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突发式、断崖型’就业下跌不同，本轮经济放缓对就业的负面影响相对缓慢，就业总体局势仍在正常区间。”

　　“返乡潮”虽尚未出现，但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2008年农民工大规模返乡潮带来的震撼仍令人心有余悸。此时，摸清当前经济形势与就业压力的实际情况，探析其背后原因及未来发展趋势，不仅可以避免农民工返乡潮再次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更能因势利导地促进农民工就业格局与就业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产业升级转移同步转变、协调前行。

　　“一天打鱼两天晒网”

　　江西抚州的刘月好，辞工前在广州的一家轻纺厂做流水线女工，已经在广东打工近10年的她一直从事这一行，但最近刘月好却打算回老家了。“工厂接不到订单，不加班我就只有1000多块钱，吃住都要花钱。我已经50多岁了，现在经济不好，哪里都差不多。”

　　在东部沿海省份调研时，记者看到，受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部分企业开工不足，利润下降，工人的收入也随之减少，以加班工资为主要收入的一线工人处于“半失业”状态。部分劳动者重新流入人才市场，频繁变换工作。

　　由于企业开工不足，计件工人过着“一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半饥半饱日子，处于半失业的状态中，生活全靠“吃老本”。广东省人社厅介绍，随着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增大，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开始弱化。1～5月份广东省支柱产业之一的电子信息行业和机械制造行业利润增速同比回落6～7个百分点，进入人力资源市场的用工需求也同比下降了近10%。

　　企业开工不足直接导致劳动者收入减少，以“追求高薪”为就业主要导向的农民工选择重新择业，在务工地不同企业、不同行业间比较抉择，“厂漂”现象明显加剧。

　　在广东省东莞市桑园工业区，记者看到，一个20多人的农民工队伍打包好自己的凉席被褥，带着风扇、水桶等所有家当，大包小包地往工业区走来。领头的工人说，这是他们这两个月来换的第三个工厂，“没有活儿干只能领最低工资，我们闲着不如去找能接得到单的企业，再不行到城区里洗车洗碗也能多挣一些。”

　　来自安徽池州的农民工汪孔颐这样解释农民工的“逐薪式候鸟行为”：“我们经常流动，因为小企业旺季给钱很多，到了淡季就让你走人。农民工没有安全感，也习惯了流动，随着行业的周期性而流动。”

　　经济不景气加剧了“短工化”现象，制造业的包工头队伍也正在形成。据山东省人社厅抽样调查，被调查的返乡农村劳动力中，39.2%的人在最近企业工作时间少于一年，26.8%为1～2年，16.4%的人还不足半年。其中，新生代农民工“高流动性”、“高脆弱性”十分明显；而40岁以上的农民工，则以“打零工”更为普遍。

　　广东劳动学会副会长罗明忠说，目前没有一定劳动技能的农民工及老年劳动力首先流入人才市场，他们主要以短工、零工的方式维持生计，就业不稳定、权益无保障。受经济形势下行影响，这一群体人数明显上升，就业压力也随之增大。

　　宛如一条“苦笑曲线”

　　记者发现，当前部分农民工返乡较为集中的行业多数集中在造船、建筑、光伏等行业。受宏观因素影响，相对2010年来看，这些曾十分繁荣、用工量大的行业出现了用工需求量减少、务工者流动性增多的苗头性现象，宛如一条“苦笑曲线”。

　　在天津市塘沽西开发区，今年48岁的安徽务工者张广全，和弟弟张广民一起在此地一个工地上做泥工。但由于近期天津阴雨天气较多，工地没活干，呆了不到一个月的兄弟俩打算返回老家。

　　“天津生活成本太高，吃工地食堂，一顿饭十几块，加上抽烟，一天要花费40块钱。我每天工资也就100多块钱，下雨天没活干，还得吃自己的，挣不了钱，还不如回家。”张广全说，近年来在他的老家安徽宿州，来工地打工的人明显减少，“80后”、“90后”的年轻人不愿去工地干搬运、泥工、杂工等苦力活。

　　从事造船业钢结构的山东省蓬莱鸿源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周传真说，公司在近年春节期间最多130多人，现在只剩70多人，本地人占到80%，主要裁掉了外地人。“今年全球经济不行，造船行业都不景气，以前利润30%～40%，现在降至10%。本身活就少，保本就干，但还是吃不饱。”

　　长期管理服务农民工的烟台市公安边防支队副支队长宫明说，2010年以来辖区部分企业，特别是粗放型制造业经济效益下滑，部分企业逐渐对工人数量进行压减。以辖区两家大型造船企业为例，蓬莱京鲁船厂目前用工数量为2500余人。而在2010年，该厂外招工人数量为7000人，2011年为4700人。开发区大宇造船厂在2010年招工数量为5400人，2011年为4800人，今年年初已降至4400人。该厂还准备在年底前裁员至4000人以下。

　　此外，前两年发展迅猛的光伏产业，近期受欧债危机影响和美国发起针对光伏行业的“双反”制裁，主销欧美市场的光伏产业遭遇重创，无锡尚德集团、天合光能集团等国内光伏行业领军企业纷纷面临巨额债务压力。据媒体报道，位于江西省的光伏领军企业赛维LDK公司甚至不得不降低生产规模。2012年以来，赛维已裁员近5000人，占比约22%。

　　倒逼企业优化人力资源

　　由于企业盈利水平降低，高额的人力资源成本加剧了企业的负担。短单化、优员化、灵活化的用工方式逐渐成为企业新的用工模式，经济压力正倒逼企业朝人力资源优化重组方向突围。

　　受访企业认为，短单、小单有利于减少汇率波动及用工不稳定对企业造成的影响。浙江省商务厅监测，6月份浙江出口订单景气指数为94.6，仍处于微弱不景气区间。特别是外向型中小企业出口订单明显减少，在手订单短小化倾向突出。同样的情况在广东亦有反映。据统计，5月份广东省大部分出口企业的订单环比4月下降或持平，小单、快单增多。

　　而随着沿海制造类企业订单“短小化”增多，工人也不愿长期留在工厂“休假式上班”，而倾向于干零工、散工、兼工。

　　在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记者遇到了贵州人刘以波。他穿着得体的短袖衬衫和休闲裤、皮鞋，在一群等待揽工的务工者中显得有些突兀。“我是厂里的技术员，现在厂里没活儿，老板又不想放我走，就说好每个月给我1000元基本工资，我可以出来打打零工，等厂里有活儿了再回去”，刘以波说。

　　另一方面，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提速，用工成本加快上升，企业对普通劳动力的依赖有所减弱，对技术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记者采访的大部分企业都对生产设备和制造流程进行了升级优化，减少用工数量，增加用工质量。

　　在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规划科科长黄彩丹说，该厂一线生产员工为800～1000人，占企业员工总数的一半。生产员工少，是因为企业不再走劳动密集的路线，而是往精生产和机械自动化发展，重在提高生产效率。未来，公司将继续优化用工，减少劳动型员工，向智能化道路发展。

　　由于订单不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受到影响，但工人赋闲对企业亦是沉重负担。对此，企业采取了内部轮调、生产外包、产权转移等方式，稳定工人并缓解经营压力。

　　中山市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公关部经理贾向军说，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后，企业已经吸取教训，不会轻易遣散员工，否则经济好转订单增加时，又会陷入有单无工的恶性循环。目前订单少，公司的策略是内部轮调，即多家企业共用工人，赋闲的工人会往有单的企业集中。

　　此外，“产权转移”，也是企业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新探索。广东鼎鑫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向冬说，“产权转移”就是企业退出生产领域集中做产品研发和销售，把原来的工厂转给企业内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并免费赠送设备、厂房及渠道等生产资源。新工厂零负担起步，并对一定区域范围内生产作坊进行整合，在完成公司交付的订单之后，可以接外单。

　　“调结构”

　　调出中西部就业“蓄水池”

　　在东南沿海颇感经济下行压力时，中西部地区则初步展现出就业吸纳能力。在江西、河南、山东等地，记者发现，随着当地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增多，工业化进程加快，就近就地就业的农民工人数逐年增多。

　　丰城市是江西人口大市，现有农业人口104万，城乡劳动力71.6万，农业劳动力55.12万。该市的省外就业人口已由2009年30.06万的最高点转为连年下降，今年降速更趋明显，到目前只有15.8万。而另一方面，省内就业人口则从2009年的5.79万增至去年的8.89万。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计，2011年，河南省农村劳动力省内转移1268万人，省外输出1190万人，省内务工人数首次超过了省外；劳务工省内就业人数同比增加了126万，其中约24万人是从省外转移到省内的。今年春节前从省外返回河南的劳务工比往年增加了20%，春节后不愿意继续到河南省外就业的劳务工比往年增加了15%，人数约180万。

　　“当前的就业形势可归纳为‘东部压力不小，西部动力更足’”，丰城市劳动就业局副局长黄木根说，“中西部不仅是东部产业转移的‘项目池’，也逐步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这几年，丰城市相继引进了东鹏、斯米克、唯美等大型建筑陶瓷企业和富士康等电子企业，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本地人、外地人前来务工。

　　“今年以来中西部返乡就业的人数略有增加，带回了技术，对中西部是好事。”黄木根及一些基层干部认为，东部略微减少的就业需求在中西部地区不但得到了释放，并且中西部经济的快速崛起，还进一步增强了内生动力、扩大了就业需求、提高了自身的吸引力。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今年初的一项调查也印证了这一判断。调查显示，农村劳动力计划在本乡镇内就业的占57.1%，在县外从业的较去年下降5.4%，接近九成的农民工的就业意愿是“足不出省”；准备创业的占13%，比上年提高5.5%。就地就近就业越来越成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而在获取更多经济收入的同时，农民工也开始并日益注重家庭成员的团聚、子女教育以及家庭生活质量的改善。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人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正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总量型过剩矛盾开始向结构型短缺矛盾转变，“体力型”劳动力向“素质型”劳动力转变，“城乡就业分置”向“城乡就业一体化”转变。

　　“离警戒水位已越来越近”

　　在东部沿海地区，记者发现，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依然突出、工业持续回升的压力依然突出、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依然突出等一些共性问题，易对就业市场形成较快影响，值得引起重视。

　　首先，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依然突出，外贸持续下行对相关企业和就业产生不利预期。例如，浙江对欧盟出口已连续6个月负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和实际增幅，同比分别回落3.9个和1.4个百分点。山东上半年对美国、日本出口仅分别增长3.2%和5.7%，对欧盟、韩国、东盟则都呈下降趋势。

　　其次，工业持续回升的压力依然突出。上半年，天津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分别比一季度回落3.4个和1.1个百分点；江西省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亏损户数530家，亏损额达45亿元，分别增长30%和45%。

　　第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依然突出。据广东省发改委对近100家企业调查，销售收入和利润双下降的企业占39%，手持订单减少的企业占47%。由于企业对市场需求回升信心不足、亏损增加，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出现由供不应求转向需求不足的苗头。广东银行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二季度总体贷款需求指数为65.2%，为2004年调查开展以来最低点。同时，人力资源市场求人倍率从年初的1.16下降至6月份的1.05，表明当前就业压力有所增大，需要密切关注；而各地普遍反映劳动力成本还在逐步攀升，江西、浙江、河南等省普涨15%以上。

　　观察劳动力市场，则可发现短期来看，用工紧张暂时性缓解。回到人力市场的农民工重新流入了缺工企业，在务工地的“内循环”中暂时缓解了“用工难”问题。据广东省人社厅市场监测显示，全省市场月度求人倍率由今年1月份的1.16逐步下降至5月份的1.08。浙江省5890家监测企业中，缺工比例和调查缺工率分别回落至32.1%和2.88%。

　　但长期来看，招工难仍未根本解决。监测显示，劳动密集型制造行业和传统服务业用工缺口占缺工总量的70%左右，部分制衣、制鞋、纺织、箱包、五金、餐饮等行业因工资福利待遇缺乏吸引力，缺工比较明显，特别是少数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微企业、外贸出口型企业缺工已成常态化。

　　天津南洋胡氏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戴敏告诉记者，经济下行趋势下，素质差、劳动生产效率低的无职业技能者及老年劳动力将首先从工厂内“挤出”，其再就业的困难较大，难以在“内循环”中重新消化。同时，企业对技工的渴求仍难以满足，结构性缺工的状况未得到根本转变。

　　“尽管未见‘返乡潮’，但离警戒水位已越来越近”，浙江省义乌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局长黄允龙说。受访多位基层干部和用工企业家认为，尽管当前就业形势稳定，但不能忽视就业变化本身存在的滞后性。有关部门宜未雨绸缪、科学评估、统筹考虑，在经济相对困难时期要妥善处理好“调结构”和“促就业”的关系、进一步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全力落实各项减税减负政策，并大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集体协商机制。□(本刊记者：黄浩苑 黄深钢 秦亚洲 林艳兴 潘林青 方问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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