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厂不离城  返乡不返家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来自湖南永州县城的余少龙今年刚满21岁，辞工前在东莞一个有100多人的加工厂做充电器，每个月拿1800多元的工资，工厂现在正在经历一个淡季，他被老板“暂时”辞退。失业后的他没有听从父母的建议回家找工作，“我身上还有点钱，还可以撑一段时间，找份新工作应该不难吧？等钱用完了我再考虑回家的事。”

　　和余少龙作出同样选择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有不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浙江、广东、河南、江西等地采访时发现，由于经济持续下行，企业用工规模缩小，部分农民工出现了“离厂不离城、返乡不返家”的现象。

　　一方面失业离厂的工人仍滞留城市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返乡工人在家乡城镇中解决了工作难题。受访的一些专家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转移力度的加大，发展中西部县域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开拓县域经济对就业的吸纳空间，可以为此番农民工就业压力提供“减压阀”。

　　失业农民工滞留务工地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1～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3117亿元，同比下降2.2%。长三角、珠三角大部分企业呈现出订单不足、用工规模缩小的情况。由于订单减少开工不足，以计件工资为主要薪酬计算方式的外来工工资收入明显下滑，因此，不少人选择了主动离厂。离厂的外来工多数重新投入人才市场，在务工地继续找工作，出现了“离厂不离城”的现象。

　　余少龙已经在东莞的人才市场上晃了一个月，但是工作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好找。由于企业用工规模缩小，部分地区的求人倍率发生了明显变化，根据用工大省广东的监测，广东省市场月度求人倍率由今年1月份的1.16逐步下降至5月份的1.08。天津杨晓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晓说，过去她每天都能接到20～30个电话，工厂四处招人。但近几个月基本接不到企业求工电话了，而来人才市场求职的人明显增多。

　　这种情况在企业处也得到了印证，一些企业甚至在给工人发放最低基本工资的同时，允许工人到别的企业打零工“赚外快”，这更加剧了失业、半失业工人滞留城市的情况。义乌曼姿袜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刘文明说，有些公司会临时允许员工出来打短工，弥补工人工资收入不足，工人在务工地区域内流动明显增多。

　　同样在义乌，部分失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身无分文的他们睡在了当地劳动力市场前的空旷地上，引发了社会关注。据义乌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局长黄允龙调查，露宿农民工并非临时性失业的工人，而是一些短工、零工及不适合、没有能力外出务工的人员，这部分劳动力的能力、年龄、素质、竞争力无法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事实上，对这部分人群就业服务部门难以彻底解决其就业问题，他们还是比较适合返乡务农”，黄允龙这样说。

　　返乡者向中心城镇聚集

　　李重臣从沈阳返回郑州已经半个多月了，几乎每天上午都来到航海路“马路市场”找工作，除了在搬运公司打过4天的短工外，没有找到自己愿意干的活儿。虽然距离开封老家只有1小时的车程，而且交通十分便利，但李重臣一直不愿回家。每天住宿、吃饭等消费限制在50元以内。

　　今年26岁的李重臣说：“我喜欢城市生活，想留在城市，虽然现在吃饭和住宿都不如农村老家好，其他方面却都比老家强，就连找女朋友的机会也比老家多。在郑州，只要不挑剔，肯定能找到活儿干，能保证基本生活。”

　　本刊记者在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郑州市农村劳动力管理中心了解到，像李重臣这样原来在外地打工，返回河南后虽未找到稳定工作，却也不愿意返回县城或农村老家，继续在郑州寻找机会的年轻务工者越来越多，比2010年增长了约17%。

　　与老一代农民工失业后“回家种田”的选择不同，“返乡不返家”已经成为了新一代农民工转移的突出特点。而且，这不仅发生在内地的中心城市，随着东部产业升级转移和中西部工业化的崛起，中西部省份的县域经济蓬勃发展，成为了吸纳农民就业的生力军。

　　江西省丰城市上高县十年前曾是江西省劳务输出先进县，可现在不仅“截流”，还频频向外地招揽农民工。上高县劳动就业局副局长蓝觉明说，目前，上高县的劳动力市场还处于缺工状态，缺工1万人左右，县里鼓励本县农民工返乡就业，敞开怀抱欢迎县外乃至省外农民工前来务工。

　　河南省杞县常年有约20万人在东南沿海打工，但是3年来，县域经济和乡镇经济的发展，为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杞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李霄贤说，近3年来，县域工业经济的发展，使就业岗位增加了50%，达到1.5万人。仅集中在乡镇的商贸流通企业、农副产品深加工企业，就吸纳了2万余人就业，农村小规模建筑业和沙石建筑原料行业，也吸纳了2万名农民工。

　　公共服务确保就业稳定

　　本刊记者在多地调研后发现，目前大部分农民工的就业心态可以用三个“不”来形容：不愿返、不能返、不敢返。城市的挤出效应明显，但家乡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限，造成了部分农民工“离厂不离城，返乡不返家”的现象。

　　有关专家认为，短暂失业的农民工滞留在城市，容易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有关部门应提高工作主动性加强针对性，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引导工人再就业或者返乡就业，为经济下行压力下保障就业稳定提供平稳过渡。

　　大量失业农民工滞留在城市可能产生的社会问题，可以从2008国际金融危机后的那次大规模农民工“返乡潮”中得到提示。据烟台市开发区公安边防大队政委迟典介绍，当时部分失业农民工由于生活窘迫，铤而走险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在2010年一季度打击处理的违法犯罪人员中，失业农民工就占了总数的93%。

　　在中国(天津)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的西侧围墙外，本刊记者看到，逾百米长的人行道已成为滞留务工人员的聚集地，不少农民工带着行李，或围聚在一起打扑克，或侧睡路旁绿化带树荫下，不时有农民工对着墙角小便，沿墙数十米能清晰辨认出小便痕迹。

　　对此，广东劳动学会副会长罗明忠认为，经济下行时出现的农民工返乡现象属于市场调节就业的自发性行为。与其让大量闲置劳动力滞留于务工地，不如积极引导其返乡就业创业，缓解就业压力，避免失业群体滞留城市带来的治安等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

　　有关专家及基层干部建议，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确保农民工就业的平稳过渡。首先，积极运用失业保险、公租房等公共服务妥善安置失业工人。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谢建社认为，有关部门应加强工作主动性，启动失业保险金，为工人们提供临时的廉租房、公租房，做好过渡时期的安置工作。

　　其次，提供及时、准确及针对性强的就业信息尽快实现再就业。黄允龙建议，应创新就业服务的工作方法，利用区域就业信息网络，为失业农民工提供及时、准确、针对性强的就业信息，帮助其尽快实现再就业。

　　第三，加快出台支持返乡就业创业的扶持政策，引导劳动力回流。河南省杞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李霄贤、江西省丰城市劳动就业局副局长黄木根等基层干部建议，劳务承接地应尽快出台一些帮扶返乡就业创业的政策，为返乡劳动力提供种养的技术支持，在融资、用地等方面提供优惠，改善创业环境，保障劳动者权益，帮助农民工寻找新的职业路径。□

　　(本刊记者：黄浩苑黄深钢秦亚洲林艳兴潘林青方问禹)

　　村里又见年轻人

　　随着农民工返乡就业，人们印象中村里没有年轻人、都是“386199”部队(即妇女、孩子、老人)的局面正悄然改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傍晚七点不到，喻阿群就乘坐江西省上高县中杰鞋业的厂车，回到距离县城30公里的界埠乡喻家村。回家后做饭、吃饭，然后给一岁多的孩子洗澡。为了方便照看孩子，今年6月她从沿海回乡上班。在这个只有20多户的自然村，就有四五个人在县工业园的企业上班。

　　在中杰鞋业，与喻阿群有着相同经历的人还有很多。25岁的进度登记员周绍辉，2006年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广东深圳务工，月工资在1000～2500元之间。今年6月之前，他在深圳一家工厂做手机外壳，月工资2500元。来到中杰鞋业，他试用期月工资只有1100元，一个月之后略有增加。他对记者说，虽然工资比广东低不少，但这里离他自己家只有30公里，每天下班后都可坐厂车回家，感觉还是比在外面好。特别是去年他结婚了，现在妻子怀孕在家也需有人照顾。

　　该厂人力资源部主管吴云龙介绍，全厂1700名工人中有1400人都是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回村里居住。厂里的员工宿舍虽然每月只需象征性地交20元住宿费，但仍然“不受待见”。倒是厂里的厂车供不应求，他们不得不购买了20多辆大巴在全县20多个乡镇早晚开行。

　　进入8月，《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访了江西、河南、山东等劳务输出大省，发现一些原来的“劳务输出先进县”竟然陷入“招工难”。随着中西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招商引资的力度加大，当地政府开始鼓励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当地许多农民工白天在县城上班，晚上回村居住，有的甚至重新务农，在村里搞起了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业种养。以往，人们印象中的村里没有年轻人、都是“386199”部队(即妇女、孩子、老人)的局面正悄然改变。

　　“再也不想出去打工了”

　　晚上9时，江西省上高县界埠镇堆峰村中心的3个代销店门前仍十分热闹。两三盏路灯下，七八个男子打着赤膊，抽着烟，正在纳凉休息。细问其中不少人才30来岁，他们有的是在县城工业园上班归来，有的刚刚结束一天的种稻或养猪等劳作。

　　31岁的宴洁新是其中一家日用品商店的店主。一年前，他还在广东东莞桥头镇开摩的为生。如今的他已经“摇身”变为村里的店老板了。他的店每月销量在5000元左右，他还购买了一张麻将桌和一张台球桌，吸引村民们娱乐。农忙时，他还会捡起老本行，用改装的三轮摩托帮村民拉稻谷、饲料等重物，赚点“外快”。

　　现在，宴洁新每月收入两三千元，跟在广东开摩的时不相上下。但他说，在外打工总有点寄人篱下的感觉，平时要省吃俭用，只能租一个月180元的破旧房子住，还要“夹着尾巴做人”。而在村里开店，明显感觉自己是主人。“心态大不一样”，他说，他再也不想出去打工了。

　　当记者碰到一天前刚从东莞回村的宴江伟时，他正在宴洁新的店里用一台笔记本电脑上网。宴江伟以前工作的一家KTV关门歇业，他便回乡暂作休整。这位27岁的“后生”对以后的出路给出了三个选项：或是在家娶个媳妇，或是投资搞规模养猪，或是继续外出前往武汉寻求发展。

　　村会计宴建新告诉本刊记者，全村有户籍人口830多人，常年在村里的有620多人。目前，全村在县内打工的约有40多人，在县外乃至省外打工的约有90。而在五六年前，县外打工人数最多时候大概有200人，县内打工的不到30人，其余大约80人在家里养猪。几年前，村里养猪户只有5家，现在已经发展到45户。

　　与堆峰村邻近的界埠镇洲上村有人口1500人。村主任谢伟说，五六年前村里打工的人2/3在县外主要是省外，如今是2/3都在县城的陶瓷厂、纺织厂、鞋厂等企业上班，村里白天没有无所事事的人，但晚上却比原来热闹多了。

　　本刊记者发现，内地县域经济的发展是“村里又见年轻人”的主要原因。目前，上高工业园是江西省级工业园、台商创业园，7万工人在此就业，许多农民工都过着白天在县城工业园上班、晚上回农村家里居住的新生活。

　　吴云龙说，中杰鞋业在广东肇庆等地有5个工厂，去年约有1万名工人，但现在只有不到8000人。而上高中杰的工人却从去年的600人增加到了现在的1700人。目前厂里订单充足，就是工人紧缺，与“万人大厂”的目标还有距离。

　　从“四处送工”到“四处招工”

　　上高县曾是江西省的劳务输出先进县。县劳动就业局经常遇到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的用工企业来招工，安排用工企业吃住，还包车送工人去沿海企业务工，一车一车地送出去，输出一个人县里奖励200元。当时，为了让对方接受自己的工人，有时候还要“打点”企业的用工负责人，每接受一个人要“表示”50～200元。

　　但这一切都从7年前开始逆转。2005年，上高县企业出现缺工，从此停止了劳务输出。如今县劳动就业局的工作方向已经“倒”了过来。不但“不欢迎”沿海企业来招工，来了不再安排吃住、不给摊位，就业局十几个职工从原来“四处送工”转变为“四处招工”。这几年，他们几乎每个月都要去湖南、贵州、河南等省以及省内邻近的县市招工，招到一个工人奖励100～200元。

　　现在，上高县仍然处于较严重的缺工状态。吴云龙对此感触很深：“如今就业选择很多，一个普工出厂，不用3个小时就可以重新找个工作。中杰鞋业招工，一般只要没有不良记录，即使手脚有些残疾，企业也会要。这既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需要，也是招工形势所迫。”

　　为了招工，企业“明码标价”开出了“招工费”，新招男工工作满3个月50元，半年100元，女工则翻番分别达到100元和200元。熟练工则更加优厚，工作满一个季度就可领介绍费200元，一年可领到介绍费800元。

　　几天前，广东东莞的厚街人力资源市场得知上高县紧缺鞋工，打电话到上高县劳动就业局，称当地不少鞋厂要么订单减少，要么停产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待业，邀请他们前去招工。上高县劳动就业局副局长蓝觉明说，他们正打算组织中杰鞋业等工厂前去东莞招工。

　　与上高县同为劳务输出集散地的山东菏泽市，是山东劳务输出第一大市，农村劳动力一直比较充足。然而记者近日在这里采访时发现，这里竟然也出现了“招工难”。“常年招工，待遇从优”、“管吃管住、月薪三千”等红色招工标语时常可见。

　　山东省华宏制衣有限公司是菏泽市一家大型服装企业，满负荷开工需要1700余名工人，现在却只招到700人。公司人力资源主管石晴林说，他们是一家人力资源密集型企业，把厂址选在菏泽就是考虑到招工相对容易。但这几年如何招到合格的工人竟也成了公司最头疼的事情之一。虽然开出了工资2000多元、缴纳三险、食宿全包等多种“优惠”条件，仍然招工困难。

　　在河南，情况也很相似。位列河南省“百强乡镇”第29名的濮阳县柳屯镇外出务工人员有2.15万人。截至7月底，柳屯镇返乡人数占外出务工人数的30%，是濮阳县返乡人数最多的一个乡镇。全镇的120多家企业中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每年需要1万名劳务工，这些企业也在不断招工。

　　柳屯镇镇长陈兆保说：“上半年返回的6400多人中，除‘4050’人员外都已经就业了。月平均工资超过2000元，还有绩效工资，工人们在家门口就业，吃住在家，还不耽误照顾孩子和老人。”

　　柳屯镇办公室主任管华说：“前两天，有媒体报道我们镇返乡农民工比较多以后，山东、宁波、广州的一些企业主动和我们联系，希望接洽招聘工人。有的企业已经来了，我们正想办法，看他们能不能多招收一些‘4050’人员，年轻、有技术的都已经就业了。”

　　务农成了新选择

　　本刊记者在调研中发现，除了回到县城企业就业，搞规模化、专业化种养也成为吸纳外出务工人员甚至是年轻人回乡就业创业的新选择。

　　在柳屯镇，养殖业和反季节蔬菜种植业正在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主要从事鸡鸭屠宰分割的濮阳市全力实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肖峰岩说：“今年上半年，企业规模扩大了，我们从返乡的农民工中招聘了60多人，占员工总数的10%左右。如果不是他们回来了，我们就准备去郑州、南阳等地招工了。”

　　在距离上高县城约20公里的养猪专业村——接官村，记者遇到了4位年轻人。

　　25岁的丁路新，以前在苏州打工时月工资达到4000元。但由于成了家有了孩子，他2009年返乡养猪，建起了800多平方米猪舍，现已出栏生猪近千头，还种植了8亩水稻，行情好的时候年收入有十几万元，行情不好的时候要亏本。

　　22岁的聂玉龙，在浙江打工时月收入不到3000元。2009年初他回乡养猪，在父亲原有养猪场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当年出栏900头获利30万元；2010年继续扩大规模，获利40万元；去年养猪行情不好，不赚不亏基本保本；今年生猪市场行情低迷，春节前后久雨低温死了不少仔猪，亏损20万元。四年盈亏相抵，平均一年可赚十多万元。

　　26岁的聂海峰，曾经当过空降兵，2008年参与汶川地震空降救援后退伍回乡，购买了一辆农用车帮村民拉砖头建猪舍，运饲料喂猪。现在平均每个月收入约300元。

　　25岁的聂高伟，在浙江金华生产安装防盗门时月工资2000元。2008年返乡后，他靠自己的积蓄和父亲资助购买了一辆货车，专门运输砖头、沙石等，每月收入在3000～4000元之间。

　　村委会主任聂高云是一位年仅22岁的小伙子。他2008年底退伍后在县交警队干了3个月协警，然后回村担任民兵连长。由于办事公道，深得民心，去年底他在村两委换届时被村民们选为村主任。

　　聂高云说，接官村现有户籍人口1472人，现在大部分都在家里，在县外务工的人很少。全村20～30岁的年轻男子大约40人，在家里约有30人。“这几年，村民就业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都是一味出去，现在开始逐渐回来。原来是年轻时出去，年老了才回来，现在不少高中、初中生毕业后出去一两年就回来了，甚至一开始就在家就业”。聂高云说，原来大家都觉得“打工总比务农好”，现在普遍觉得“务农未必就比打工差”。

　　多位受访专家向本刊记者表示，“村里又见年轻人”，是城市用工环境变化和农村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沿海产业转移和内地承接产业转移的必然结果，是统筹区域经济发展和工农业发展的喜人现象。国家和相关部门应对此进行认真研究，正确全面看待农民工返乡，因势利导，科学对待，采取措施促进产业和劳动力同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既是经济增长下行背景下解决就业问题的需要，更是挖掘稳增长、扩内需新空间的需要。□(本刊记者：黄浩苑黄深钢秦亚洲林艳兴潘林青方问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