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青年交往历史与现实
从莫斯科到北京--- 中俄青年交往历史与现实
中国政府其实一直期望，人文交流能够成为中俄两国在政治、经贸交往之外的第三个支柱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时间回到1957年。春夏之际，28岁的共青团中央干部李淑铮从北京启程，前往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斯科，参加一项名为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盛大活动。
130多个国家的3.4万多人齐聚莫斯科。由胡耀邦带队的中国青年代表团1222人，其中700多名成员直接由国内出发。
“除了参加统一安排的各项活动外，中国代表团还和80多个国家的5940多名代表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双边或多边的联欢。”李淑铮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那一次访问，“广交了朋友，大大增加了彼此之间的了解。”
最终，中国代表团不仅带回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有42名美国青年随之应邀来华。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们。
其实，莫斯科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之后，中国在一个多月内邀请了34个国家的900多名青年来中国参观访问，“参加了国庆活动，其中绝大多数代表过去从未来我国访问过。”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李淑铮说。
这些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革命友谊贯穿青年人交往。李淑铮说，中国代表团告诉团员不要争奖，“相反，联欢节中各项奖励应当照顾非社会主义国家青年艺术家，以有利于争取他们回国后为世界和平与各国青年友谊而斗争。”
55个年头过去，世界早已经历跌宕巨变，中国作为体量庞大的新兴经济体令世界瞩目，俄罗斯也正在努力重建大国地位，两个国家的青年又将如何看待彼此？
青年联欢带来了第一个美国访华代表团
李淑铮第一次到莫斯科是在1951年。他们一行24人乘坐火车，从中国东北出境，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大森林，抵达莫斯科，到苏联团中央学校学习。
她如今仍记得第一次目睹革命圣地的标志---克林姆林宫顶的红星时的心情。在红场的“五一节”游行中，李淑铮还接受了斯大林的检阅。这一切在一名准备把革命当成终生信仰的青年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那也是激情澎湃的年代。有一次学校组织中国学生看《卡门》，李淑铮深感不解：与轰轰烈烈的革命比起来，这种艺术离现实太遥远。她向苏联教导主任提出疑问，对方也一筹莫展。只好回答：这是古典艺术，不好理解。
在莫斯科的经历短暂而精彩，第二年，李淑铮就回国了。稍后抵达莫斯科的贾学谦也带着类似的任务：到莫斯科学习青年工作理论。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是与一般留学不同的经历。
为了培养中国青年，苏联中央团校专门设置了“中国班”。从1951年1月至1956年9月，共有6期、153名中国共青团的年轻干部在这里接受为期一年的培训。“中国班”于1957年结束。这一年，李淑铮第二次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
每两年一届、每届历时半个月的“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是当时中国青年工作机构的一项主要任务。这个活动每次都有来自全球各地的超过2万人参加，内容包括各国代表团相互叙谈、联欢、建立联系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文艺演出和文艺、体育比赛。
由团中央和全国青联组成的中国代表团，每次都要在国内选拔大批优秀的青年文艺体育工作者参加。如今50多岁到70多岁的全国最著名的歌唱家、舞蹈家、京剧及其他剧种的艺术家，差不多都是当年联欢节的得奖者，比如郭兰英等。
更重要的是，中国代表团借联欢节的机会可以接触西方世界的青年。每次联欢节后，中国代表团都会带回新朋友。这些活动留下了一些非常有名的场景：亚非拉青年热情簇拥着毛泽东、周恩来，画面充满了欢乐和喜悦。
就像1957年的这一次，出发前团中央就计划着重了解美国代表团的组成情况，以便联欢节后邀请他们访华。
这也是一届敏感的青年联欢节：在它开幕前一个多月，赫鲁晓夫与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其他成员发生激烈冲突。最终，他的政敌被作为“反党集团”遭到贬斥。
庞大的中国青年代表团代表了来自中国的某种支持。据后来也曾出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朱良回忆，苏共中央这次斗争发生后第三天，苏联青年团中央书记就要他向国内报告，说法国、芬兰都派出了人数庞大的代表团，希望中国派出人数更多的代表团，以表示“中苏关系牢不可破”。
苏方还提出，因为政治情况复杂，希望中国代表团配合苏联方面共同搞好联欢节。在莫斯科，中国青年代表团受到了特殊关照：在他们的餐厅里，专门准备了酱油、芝麻酱和来自中国的水果。
最终，由一名圣公会牧师带领的42人美国代表团通过这个接触渠道实现了访华。中方甚至允许他们会见了6名在押美国间谍中的一个。这也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成规模的美国访华代表团。
到1966年中国断绝与苏联和其他国际青年组织的往来时，共参加了7届世界青年联欢节。
那时，“我国对外关系受到很多客观限制，官方外交尚未打开局面。相对来说，民间外交受到的约束比较小，机动灵活，活动空间很大。青年外事是民间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李淑铮回忆说。
被囚禁的青年代表
在中国，青年对外交流有个专有名词，叫做“青年外事”。
李淑铮说，青年外事属民间外交范畴，是总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有自身的鲜明特点。“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越来越重视发挥民间外交即通称为非政府组织的国际交往的作用。”
她说，民间外交有独特优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收到官方外交无法达到的效果，发挥“以民促官”的特殊作用。
除了与苏联的交往，当时，中国的青年外事主要依靠参加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和国家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它们都是国际性的左派青年组织。贾学谦就曾担任中国常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以及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副主席。
1954年，在北京举办了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理事会，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大规模的外事活动。
参加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理事会的人很多，身份也非共产主义者那么简单。“有的由于听了很多反共宣传，对中国很反感。会议期间，我们除了主动向代表介绍我国各方面成就外，还注意积极启发他们提问题，并且耐心说明，有问必答。会议结束后，我们在中山公园办了一个游园会，发动了上千名青年参加。”中国青年发自内心的喜悦、热情，对和平的热爱，“让外国朋友非常感动”。
有个一直“找麻烦”的法国天主教代表在游园会后说，“假如你们先让我参加这个活动，我在理事会上就不会那样了。”
对于这次青年活动，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宴请了来自67个国家的267名代表。最终，有30多人从8月一直逗留到10月，参加了国庆观礼。
李淑铮回忆说，来到中国后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和感情就不一样了，“慢慢成了不同程度的亲华派”。
在冷战年代，国际性的青年交往也大多带有意识形态交锋的色彩。1961年，李淑铮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访问古巴，随后他们应厄瓜多尔共青联邀请访问该国。
当时刚刚发生了“猪湾事件”，即美国支持的反政府军队在古巴登陆，结果失败。南美洲风声鹤唳之下，厄瓜多尔政府拘留了刚从哈瓦那飞来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而在此之前厄瓜多尔共青联也有20多人被捕。
在一间仅有4 平方米的看守所牢房里，李淑铮、朱良和另外一人被关押了5天，“终生难忘，我第一次尝到了失去自由、坐牢、特别是坐‘洋牢’的滋味。这件事使我深刻地认识到，青年外事是国家总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国际政治斗争密不可分。”她说。
五六十年代苏联留华学生只是中国赴苏留学生的1/42
“中国班”的结束，源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不同看法。争论内容涉及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和各国人民革命的道路问题等。
1963 年9 月，以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开始，中苏两党论战公开化。“九评”都会及时发送到常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中国代表团。贾学谦说，这里也随之成为大论战的组成部分。
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1964年秋天苏联曾在莫斯科举行了大规模的世界青年学生论坛。中国代表团在民族独立问题委员会会场，与苏联代表连续开会36小时进行辩论。
1966年，“文革”到来，中国也撤回了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常驻代表。此前两年，李淑铮也离开了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她从23岁到35岁之间的时光，都在从事与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青年交往的工作。
而在教育领域，在人们熟悉的中国赴苏留学生之外，苏联在1953年第一次向中国派出留学生。不过4年内只有25人到来。到1965年底，中国共接收来自60个国家的7200多名留学生，其中苏联学生仅占1/35，是中国赴苏留学生的1/42。
1956年，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苏联教育代表团访华。它是1955年中国中小学教师代表团成功访苏的回访。
这次访问目的非常明确：帮助中国研究和解决普通教育、师范教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针对此次访问，《人民教育》连载了苏联代表团的报告。而之前从50年代初开始，苏联来华专家改造了中国的大学，复制了苏式教育体系。
1962年，以一位苏联教育领域的副部长为首的代表团访华。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之前，苏联教育工作者最后一次来到中国。
后来曾担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副秘书长的贾学谦说，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各国的教育交流日益加强，而中苏之间的“冷冻期”则长达30年。
崛起的中国经济令俄罗斯年轻一代信服
1971年，中央决定，在工青妇组织恢复活动之前，可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内先设工青妇组，受中联部领导。主要任务是做些调查研究工作，并进行一些必要的外事活动。
引人瞩目的是1984年3000名日本青年来华参加中日青年友好联欢。贾学谦说，直到1991年，中苏青年之间的交流仍然处于保守状态。
1992年，俄罗斯联邦高等学校委员会副主任带队访华，这是苏联解体后第一个俄罗斯教育代表团访华。它打开了两国青年人交往的另一扇窗户。
“从90年代开始，两国教育交流出现了新景象。”教育部国际合作司副巡视员于继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从单一的留学生逐渐转变为全方位合作：中小学、大学校长、自费生⋯⋯
1997年，有557名俄罗斯学生在中国留学。2007年，这个数字是7261人。而俄罗斯不再是中国青年留学的首选。
俄罗斯学者布罗夫在其著作《一个俄罗斯学者眼中的中国》中说：“至于说到中国的年轻人，坦白地说，他们基本上对我们俄罗斯不感兴趣。”
他甚至有些悲观地认为：“在中国，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大国的作用，然而考虑到它的地理位置和地缘优势以及科技生产潜力，还应该同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仅此而已。”
一个例子是，与英语在中国教育中的绝对优势相比，俄语已经被视为“小语种”。
“中国学生和俄罗斯学生，都对美国感兴趣。”于继海说。
不过，两国领导人仍然期望推进青年人之间的了解和信任。2000年，为了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立了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它在2006年之前，深入推动了两国之间的教育交流。2006年、2007年两国互办“国家年”，2009年、2010年两国互办“语言年”，中俄青少年夏令营、中俄青少年文化节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
“2008年四川地震是一个新阶段。”于继海说，当时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邀请1500多名中国地震灾区儿童到俄罗斯疗养，使两国的青少年交流拓展到教育领域之外。随后，国家主席胡锦涛也邀请1000名俄罗斯中小学生来华参加夏令营。
这让人们回想起过去的“甜蜜岁月”。不过，青年之间的交往仍然存在一些障碍，比如，俄罗斯的大学学制与中国和西方世界不同，这大大影响了两国留学生的数量。
于继海说，中国政府其实一直期望，人文交流能够成为中俄两国在政治、经贸交往之外的第三个支柱。不过，目前这股推动力量仍然主要来自官方。
“我们也许应该着力推动民间交往。”于继海说，目前有利的条件是：崛起的中国经济令俄罗斯年轻一代信服，能够吸引俄罗斯青年前来学习，“现在存在这样的趋势”。
不过，中国的确不是最吸引俄罗斯青年的国家。他们前往德国、法国的费用要大大低于来到北京。而对于中国的大学和一般教育机构而言，也很难有实力邀请俄罗斯青年来访。一个具有政府背景、由相关企业支持的基金也许是不错的选择。当然，这仍然需要来自中央层面的启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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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愉快夏天之后，如何让俄罗斯青年再次选择在中国过暑假？如何让中国青年对俄罗斯有更多兴趣？
崛起中的中国，希望得到来自世界的理解和尊重，让自己的青年和更多国家的同龄人成为朋友，为未来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关系奠定基调。而这个夏天来到中国的俄罗斯青年，在交织着丰富历史渊源与现实因素的背景下，显然写下了一个不错的开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