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教师逃离中小学引关注：挣得少社会认同感低

　　1989年出生的赵龙因为喜欢孩子，选择了幼师专业，成为一家幼儿园的老师。他热爱幼师这个职业，喜欢跟孩子在一起，园长和孩子们都亲切称呼他“男妈妈”。

　　凡是来过方书贤办公室的人，都会不自觉地问他：“你真是教研室唯一的‘党代表’？”

　　方书贤已在河南开封市某所中学待了22年，现任该校数学教研组组长。他的身边曾先后来过5个男教师，但几乎是每两年走一个。如今的教研室，除他以外，其他13位教师都是清一色的女将。

　　对方随即再问：“他们为什么会走？”

　　方书贤像背书一样反复讲起这样一个场景：每年，市教委都会为单身青年教师专门开展一些联谊活动，除学校之外，其他参与的部门多是政府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联谊会的保留项目是跳舞，女伴多是学校的女教师，而男伴则通常是那些外来单位的“有为男青年”。

　　男教师去哪里了？方书贤自问自答：作为“香饽饽”的女教师看不上男教师，公务员嫌弃自己挣得少，和做生意的又谈不来。无奈之下，男教师都躲在舞厅的角落里，和同事喝着闷酒。

　　会后，总有一些年轻男教师向老大哥方书贤抱怨：“我热爱这个职业，我愿意为它‘牺牲’，可是我的家庭谁来支撑？”

　　在方书贤看来，这般无奈的反问足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走？”

　　不过，按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中小学教师发展报告(2012)》(以下称报告)的数据统计，一个矛盾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是近10年来中小学男教师所占比例愈来愈小；另一方面，教师整体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

　　仅仅以收入差异或男女择业观为缘由，难以解释男教师的“逃离”。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师职业对男性的吸引力越弱

　　收入是令男教师“逃离”的一个因素。日本中小学男教师的比例比中国高出近10个百分点，按照日本川口市一位小学教师的说法，日本从事义务教育的教职工的工资要比一般公务员高，因为除了工资，他们每个月还有各种名目的津贴；中国尽管已经作出规定，教师工资参照公务员标准，但各地情况不同，以开封为例，一位小学教师介绍，教师月薪最高能达到3000元左右，而当地公务员可拿到四五千元。

　　北师大这份报告的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晓东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只以收入、待遇指标来论男性的职业选择会十分片面，既不符合事实，也会将问题极端化。

　　事实上，这一报告除了透露10年来男女教师比例的变化外，还涉及一个重要的数据差异，即以城、镇、乡为指标，不同地区中小学男女教师的比例——

　　城市教师队伍更为“女性化”，县镇次之，农村学校中女性教师所占比例最小。具体而言，在小学阶段，城、镇、乡小学女性教师相应的比例为79.39%、68.16%和46.11%；在初中阶段，城、镇、乡初中女性教师的比例分别为64.4%、47.88%和41.67%。一个更为明显的对比是，北京、上海、广州2009年小学专任女教师所占比例分别是74.4%、74.21%、61.74%，而贵州、云南、西藏则分别是43.66%、46.56%和49.15%。

　　从报告可以看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师职业对男生的吸引力越弱。

　　对农村男教师所占比重更大的一种解释是，在多数经济和文化较为落后的地方，能将义务教育读完，乃至走出去读书的多是男性。相应地，整个农村文化程度较高的也多是男性，他们中没能走出老家的一部分人便留在当地做起教师，撑起了乡村的师资队伍。

　　留给经济发达地区的则是一个追问：一些大城市给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已是十分优越，以北京一些重点中学为例，招收教师的门槛有的抬升至硕士学历，相应的待遇则是解决户口、宿舍加5000元的中等月薪，为何仍受不到男性的青睐？

　　曾晓东的分析是，一方面，全国教师等级工资是一致的，即使在北京、上海这些生活成本很高的城市也只是多一些津贴补贴。换句话，与同在一所城市的其他职业相比，教师的工资待遇“仍抬不起头来”；更为重要的是，大城市工作机会多，男性选择的余地更大。

　　当然，这也就涉及择业观念和社会地位的因素。用方书贤的话来说，“男人要面子，对象都难找的工作，即便钱给的多了些也没人愿意去。”

　　除了教书还是教书，老师成了“套中人”

　　方书贤的说法并不夸张。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报告显示，大学教师排在第8名，中学教师排在12名，小学老师则排在第35名。而工程师排第4名，外企经理第10名，银行出纳员排在22名。

　　深圳市翰林学校语文教师武宏伟对此深有感触：“教师的社会认同度太低，家长对老师的尊重大多停留在教他孩子的那会儿。”而就教师职业的成长空间而言，因其过于“狭窄”、“难有进步”也让一些男教师望而生畏。

　　有一句话在教师圈内广为流传：“one day as a teacher，always a teacher”。对此一个较为夸张、但还算形象的翻译是：“当你踏入教师这个行列后，就像被关在学校这个笼子里，再难与这个社会有过多交集，以至被社会的快速脚步落下，越来越远。”

　　这种隐痛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武宏伟说，他曾经向很多非教师职业的朋友诉苦，但朋友多会半开玩笑地回应：“你们有寒暑假，加一起3个月，知足吧。”

　　不身在其中，难解其味。实际上，学校并没有给教师打开社会活动这扇窗。武宏伟发现，30年来的教师生涯，工作日要上课，周末要做继续教育，有时还给学生在家里补课“开小灶”，平日里几乎没有多少时间用来充电。

　　一个研究生时的同学告诉武宏伟，相对于其他领域，教育是个“落后”的部分。以前和这位同学一起做教育的都离开了教师岗位，他们宁愿去中小企业接受未知的挑战，也不愿一直做个“套中人”。在学校里，学生是“有期徒刑”，老师是“无期徒刑”。

　　武宏伟本人则告诉记者，如果不是在学校里轮岗做过团委书记、副校长等职务，恐怕自己早对学校失去了感情，“男人要有自己的事业，如果只是教书匠，没了发展空间，真的怕被瞧不起。”

　　教师的任务不是简单的培养高分学生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国珍起初并不愿意过多谈及男性“逃离”中小学的原因。在这位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专业硕士生导师看来，外在因素列举起来总是简单，而一旦谈及更深层次的内涵原因，一来难以说清楚，二来难以为人信服，

　　吴国珍所说的“内涵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男性在选择教师职业时所憧憬的教育抱负，以及现实教育环境对其的“扼杀”。

　　吴国珍说，愿意为教育牺牲自我，把积攒20年的知识悉数掏给学生的教师大有人在，阻碍他们释放能量的是僵化了的应试教育环境。

　　试想如果让一个男人站在课堂上盯着学生们念书，看着他们背书，拼命做练习，这与传统意义上的蜡烛精神相比，完全变了味儿。

　　换言之，当下的环境让教育失去了“育人”的血液，只剩下“教书”的躯干，成了“僵化的教育”。在吴国珍看来，一味地追求高分，而不是根据学生特征发展个性，不仅让学生成了机器，老师也成了教书机器，从而真正成了他们所自嘲的“教书匠”了，真正有教育抱负的男人谁甘心于此呢？

　　吴国珍的一位朋友，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语文。刚教了几年，这位男教师便离开这所公办学校，去了一所民办中学。他告诉吴国珍：“我很爱教学，但我不甘于教授作秀的官课。”

　　到了民办学校后，这位教师接触到了差生、问题少年等各类学生，他的工作明显要比以前多了许多，除了学习，还要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家庭乃至“人生困惑”等各类问题。但是他很喜欢这种状态，因为“这样的教师生涯才显得完整”。

　　中小学男教师所占比重小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一份数据显示，在美国，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女教师的比例分别为94.7%、86.5%和60.2%；法国小学和初中的女教师分别占到77.7%和62.8%；捷克、匈牙利、意大利、阿根廷和巴西，初中女教师的比例都高达70%以上，有的国家还超过八成。

　　学者们对此的解释更多是男性、女性之间兴趣本能的差异：“女的喜欢带孩子，孩子带好了也有成就感。”但除此之外，影响这一问题的因素各国都不尽相同。吴国珍说，就中国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应试环境对教师职业“成就感”的影响。

　　更进一步说，在国内，一些男性对中小学教师岗位的“逃离”，折射的是他们对应试教育环境的价值不认同。

　　北京师范大学李琼教授十分认同的一个观点是：不能让男性觉得进了教师这个行当，就是走“读书进修、考证拿文凭、评职称”的套路，而任务就是培养高分学生。

　　老师“阴盛阳衰”后果很严重？

　　男教师少了，女教师多了，男孩子会不会因此变成“娘娘腔”，女孩子成了“假小子”？每每有关男女教师比例失衡的数据曝出后，家长总会成为反应最为激烈的群体，并提出类似问题。

　　这一次也不例外。尤其是在这一比例更为悬殊的大城市里，家长的疑虑就更多。有的家长甚至担心，学校是清一色的女老师，很容易发生“三个女人一台戏”的内耗，教师间人际关系的复杂，就难免会影响到教学心情以及与学生的相处。

　　这般担忧虽然有些夸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男女教师比例失衡对教育教学必然会有影响。一个最为流行的说法就是，“女儿国”教育如单亲家庭，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缺少父母任何一方，都会给孩子的成长造成不良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琼就十分认同这一说法。她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性别角色认知是社会化过程的重要一环，是家庭教育所不能达到的，而在学校教育中，幼儿园、小学又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主要时期，如果在这个时候接触的都是女性就会导致孩子们性别角色认知缺失。

　　北京市十四中男教师刘伟就遇到过这样一个男生，身高一米九、体重160多斤。这个男孩基础不好，中考前每次模拟考试之后，成绩不如意，他就哭。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刘伟已经找到对待这种“爱哭”学生的方法。“他哭，我会由他去哭，等不哭了再从正反两方面激励。”而他身边的女教师看到孩子哭就心软，而这样就往往给孩子留下一种“我只要哭”问题就解决了的印象。

　　家长们也很清楚男女教师的差异，很多男孩家长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由男教师来教。每当孩子升学，进入新学校新班级，一些家长第一个要打听的事就是儿子的班主任是男是女。

　　不过，在当下家庭教育中父亲严重缺位的情况下，将男孩子“伪娘”现象归结到男教师缺乏上未免有失公允。美国一项研究表明，与母亲亲近、与父亲疏远的男孩成年后普遍适应性差、性格被动、缺乏进取精神；而与父亲疏远的女孩成年后，容易在与男性的亲密关系上存在缺陷。

　　寄希望于男教师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扮演父亲角色，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情况。但就具体的班级管理而言，男女教师的确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带给学生的不仅仅是“下次遇到事情要不要继续哭”，更主要的是“建立起一种规则意识”。

　　宁夏某中学政治老师杨锋感受到的就是后者。他去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宁夏南部山区任教，那里的孩子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底子弱，学习能力差，还不服管”。上周开学第一天，杨锋在教室里听到邻班一直闹哄哄，就透过玻璃看了看：一个今年新来的女老师站在教室前面讲话，下面的学生丝毫不理会，“该干嘛就干嘛”。他看不下去，推门进去，学生们瞧见他后，立马安静了。

　　这样的权威并非一蹴而就，杨锋后来发现，男教师往往会将规则看得很重，并用简单的诸如“上课该干嘛就干嘛”、“不准说话这是死命令”等来和学生“约法三章”，一旦有人违反就要惩罚，而且说到做到。

　　而女教师遇“突发事件”则多是找年级主任、教务处长来，虽然学生们最终会乖乖服从，但终究不是对规则的认可。

　　除了性格塑造即传统意义上所说的育人外，在教学风格乃至对孩子思维方式的培养上，男教师也有着女教师难以代替的作用。

　　河南开封某小学教师杨大海(化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刚刚下课走出教室，他对自己今天讲授的语文课文《山中访友》很是满意。他说自己并未按照先分析中心思想后讲解写作手法的传统教学方式来讲，而是大胆采用新方法，让学生从课文中找到几个中心词，再根据这几个中心词自己写文章。

　　杨锋也是一样。他到学校任教后，对一些前辈的教案作了较大调整。他从课程计划中抽出多个课时作为辩论课和讨论课，并在课上为学生准备一些思维训练题、填词游戏或者侦探故事。他说：“我这种方式可能不会立竿见影，但我相信他们进入高中后，一定会比其他学生更有潜力。”

　　这印证了一些学者的观点：男教师敢于冒险、思维活跃、知识面广，这些特点让他们很容易在课改中脱颖而出，他们身上所有的这些特质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生的需求。

　　正因为男女教师在教书和育人上存在很大差异，才让众多专家学者和家长对男教师匮乏这一现象忧心忡忡。然而，深圳市翰林学校语文教师武宏伟对这一问题，另有一番见解。

　　他说，从理论上来说，性别结构失衡会产生诸多影响，但在应试教育环境下，男女教师对学生性格培养乃至“思维方式”的培养差别并不大。在应试环境里，教师独特的教学方法、思维方式几乎都派不上用场，学校的教学方式是重复且粗放的，“背书，背书，还是背书”。

　　武宏伟认为，让男孩变成“娘娘腔”的，或许不是男教师或女教师的耳濡目染，而是应试教育环境的压迫。他反问道，没了自由，没了冒险精神，在只知道做题的大环境下，孩子们不成“娘娘腔”才怪。

　　中小学男教师成“大熊猫”

　　北京一重点中学校长感慨，招聘时看到男生就两眼放光

　　本报记者 邱晨辉 实习生 严航 

　　中小学曾一度被人们戏称为“女儿国”，如今，这一说法有了最新的印证。

　　近日，一份由北京师范大学发布的教师蓝皮书《中国中小学教师发展报告(2012)》(以下称报告)显示，大城市近八成的小学教师岗位由女性把持着。尽管早在本世纪初，就有调查显示中小学女教师数量超过男教师，但这份报告得出的中小学教师连续10年“女性化”的结论仍着实让人们震惊。

　　这份囊括了2001～2009年全国中小学教师性别比例的报告显示，在全国范围内，小学专任女性教师2001年和2009年所占比例分别是52.16%和57.11%；初中专任女性教师2001年和2009年所占比例分别是43.9%和48.81%；高中呈现同样的趋势——2001年的比例是37.46%，2009年是46.87%，10年间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这一情况在大城市更甚。以北上广为例，在小学阶段，女性教师比例达到八成，初中阶段则达到64.4%。这意味着，每10位中小学教师中，就有七八位是女教师。

　　“失衡”由来已久，并还在加剧，对此，身处“阴盛阳衰”环境中的男教师们深有体会。

　　全校130多名老师，男教师不足10人，这是张惠明所在的开封市某小学男女教师的情况。用他的话说，每次开职工大会，放眼看去全是女老师，而这种情形自他1995年参加工作时就已经存在。而且，这10名男教师大多是在领导岗位或是后勤部门工作，担任主要科目教学的只有两人。

　　就连原来男性居多的体育老师现在都被女性取代了，“6个体育老师有4个都是女的。”杨大海(化名)告诉记者，他是该校两位主科男教师的其中一位。

　　事实上，男教师少的情况早在教师培养的环节上就已显露端倪。“放眼望去，校园里全是女生。”华中师范大学一名学生对记者说，根据这名学生所在班级的男女比例来推断，该校男女生比例将近1∶7，而这样的比例在同类师范类院校中“远不算高”。

　　该校一位年近七旬的老教授对此就深有感触。50多年前，他高中毕业，随后报考了一所政法院校，但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如愿，并被调剂到一所师范院校。当得知这一消息，他在父母面前大哭，“当时就求父母，千万别让我读师范”。原因很简单，就是那句尽人皆知的俗语“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

　　这位老教授还讲起他门下一名男生的求职故事。男生到一学校应聘时，被女生大军的阵势给吓着了，“排队报名的都是女生，我们几个男生看着就显得另类”。最后，他的这位得意门生放弃了所学专业，转而从商。

　　老教授说，在其最后几年的教学生涯中，这样的“放弃”案例越来越多。

　　男教师少了，而“娘子军”却日益壮大，这让不少学校管理者开始头疼。张惠明所在学校的校长张东(化名)告诉记者，现在的男学生普遍“阴柔有过、阳刚不足”，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男女教师比例失衡。

　　为缓解这种失衡局面，不少地方着手使出了一些“招数”：几年前，上海市教育局就曾联合某师范学校规定，“师范各专业录取男生一般不低于招生计划的40%”，对男生录取适当“降低门槛”，其意图十分明显，希望有更多的男教师“后备军”。

　　再如江苏，实行了这样一条政策：定向为幼儿园培养一批男教师，力争在3～5年内，使全省每所幼儿园拥有1名以上的男教师。

　　但这些政策的作用终究有限。而且，这几年又出现了一个新现象，除了新晋教师中男性越来越少之外，原有队伍中的男教师离职的多了起来。

　　在杨大海执教的18年里，和他一起工作过的男同事中有十几个都选择了跳槽。他们大多在工作四五年后另谋出路，有考公务员的，有下海经商的，还有跳槽到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任教的。他本人也有过跳槽的想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离开。

　　张惠明说他之所以一直坚守在教学第一线是因为热爱这一行。杨大海刚毕业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中学教师，中学工资待遇好，学生相对成熟，能和学生进行成人式的沟通。他说：“我不是运动员，也不是企业白领，但是我的学生可以是。教师能给学生带来很多可能性。”

　　但理想终归是理想，与现实有着一定的差距。张东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已经12年没有进过新教师了，现任教师的年龄也都在30岁以上。此外，该校几乎是一两年就会有一名教师辞职，而且，过去10年内走的6个都是男教师。

　　男教师稀缺正在成为校长们的共同烦恼。北京一所知名重点高中校长说：“每年招聘老师时，我一看到有男生就两眼放光。”尽管这所学校给出的薪酬和福利都很优厚，但还是很难吸引到优秀的男教师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