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财富家族传承之惑
大时代的推动力
|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
在中国的历史上，不同时期发展出了不同类型的财富家族。
农业革命时期，产生了以占有土地为财富标志的地主；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依靠工商业实现财富积累的工商业家族随之出现。若以新中国成立为分割点，我们可以将这两个阶段的财富家族冠以“旧”的标签。
新中国成立后，具体说来，是在1956年后的20余年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旗使得财富家族不断被消解甚至销声匿迹。直到1978年后，有那么一拨人商业意识觉醒，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契机，完成原始积累。一批新财富家族迅速崛起，引人瞩目。他们中间，家族民营企业占到了绝大多数。
虽然新财富家族还在延续着工业革命时期的财富积累模式，但与洋务运动后出现的工商业家族有很大的相似性，其身上体现的时代烙印十分明显。
早期的中国，包括洋务运动时期，一直是独立的帝国，与西方文明没有太多交集；如今，全球化趋势明显，新财富家族的全球化意识随之凸显，开始相信普世的价值观。这一点，在“90后”企业家以及从事与互联网相关产业的企业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区别，不能用财富的多少来量化，而在于“脑袋”本身。
另外，新、旧财富家族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甲午战争后至1930年这30余年间，以张謇、卢作孚、范旭东等为代表的财富掌门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力表现得十分突出。如今的中国，中产阶级大量涌现，成为“橄榄形”社会形态的中坚部分。由于受到政府及国有资本的影响，他们虽被边缘化，个人作用不再那么明显，进步性却很强——他们创办的企业，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不再像旧财富家族那样，在聚集财富之后就退回到自己的小宗族社会中，添置大量土地和房产，而是选择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如创造更多社会财富、解决就业问题，进而为社会的稳定与进步提供支持；他们中的知识分子，已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是目前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核心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财富家族面临的传承问题，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持续发展，更关系到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传承。这不是一个阶层或一个领域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前途的大课题。传什么、怎么传、传向哪，都值得探讨。
这种探讨，或许对新财富家族自身的壮大、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及社会结构的演变起不到决定性作用，毕竟，很多结论不是我们讨论出来的，而是自然发展的过程，历史会给出答案。但作为学者、作为媒体，我们既然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应该通过讨论将它定义好了提出来，以史为鉴，告诉大家未来10余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其发展的可能性。
凡家族企业，都希望打造“百年老店”、“千年家族”，但家族企业的传承远不是单纯将企业扔给二代那么简单。除了实体交接，传统的传承亦十分关键。
所谓传统，从字面上拆解开来，是为“传”和“统”的结合体。“传”是传承，从一代传到二代再到三代，需要时间；“统”是道统，即某个群体在传承过程中形成的统一价值观体系，在古代表现为礼义廉耻等儒家道统。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新财富家族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其传承和道统都还十分脆弱、单薄。说脆弱，是因为刚传到第二代；说单薄，是因为中国儒家道统的血脉发展到现在却不能交接，而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官商大环境又不利于西方价值观的生存，二者共同作用，直接导致新财富家族的价值观体系混乱。我认为，这是新财富家族传承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境。
当然，人的观念形成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我乐观地认为，随着接班一代的逐渐成长，中国新财富阶层的基因库会慢慢转变，并在未来10到20年内形成完整的价值观体系。除非中国再次发生大的财富断裂，否则，新财富家族的传承不可能存在决定性失败。
细节方面的困难却无法避免。
我曾接触过这样一家企业，父亲是做印染的，靠多年打拼成为全国印染业的佼佼者，但儿子没兴趣接班，自己开了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从父亲的角度来看，印染企业的传承变得十分尴尬，但在客观上，接班者的这种产业转型其实是很好的现象。有些传承是直接接手父辈留下来的企业，有些传承因为产业变动带来转型，还有些传承可能遇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升级。它是生生不息的一个过程，但哪种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新财富家族自身的价值，尚不可一概而论。
另外就是传承的方式。有些企业更强调家族责任感，更重视对家族后代中管理人才的培养，也更乐于强化家族文化的传承；另一些企业则更多地看到家族企业在管理上的弊端，倾向于引进职业经理人，家族成员只是以企业董事的形式存在。这两种传承方式，哪种才更适合新财富家族的发展？社会上众说纷纭。在我看来，它们之间并没有主流或非主流之分，关键是哪一种更适合自己。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间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关口。第一，中国正经历政治体制改革，社会正在转型；第二，整个产业结构正面临工业化革命向信息化革命的转变；第三，新财富家族自身面临换代。几件大事同时在这个历史时期上演，大家会觉得很混乱，甚至恐惧，但这就是所谓的大时代，特别让人兴奋。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还涉及整个中国社会的重构方向。
第一种可能性是，国家资本和权贵资本重新掌控国家命脉，挤压民间资本。企业家若一味想着如何依附权贵勾兑财富、保护财富，或者选择移民、转移资产以躲避动荡，社会进步的动力便会衰竭，进入到一个新的资本轮回。第二种可能性是民间资本崛起，国有资本逐渐从行业中退出，更多权利回归民间。
中国究竟会走哪一条路？目前还没有任何数据、事实可以作为支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橄榄形”中间的那部分群体，也就是新财富家族。而关键中的关键，是新财富家族的继承者们。他们是否能跳脱对家族代代繁衍、世世昌盛的狭隘关注，更多地帮助国家解决就业问题，更多地关注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对自己、对消费者、对社会多一些责任？他们能否突破恐惧，从容应对中国工商业环境的大面积变化、不稳定状态，真正做到“智者无惧”？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应着力思考的。也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新财富家族才能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时代的推动力。
曹德旺谈家族传承苦恼
难就难在没有时间和经验
本刊记者 | 刘畅
作为福耀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用20多年时间，让集团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厂商。就在一切做得风生水起时，2008年初，62岁的曹德旺宣布由长子曹晖出任集团总经理(现为集团首席总裁)。不少人对这个决定表现出质疑和不解，他却淡定地表示：“后生可畏。他要继承的不仅是事业，更是责任。”
2012年8月25日，从国外考察归来的曹德旺在北京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聊起福耀集团的传承故事。
家教是传承的关键
谈到民营企业的家族传承，曹德旺回顾总结自己35岁以前所经历的往事，觉得自己的一点一滴都是从父母那里耳濡目染学来的，而这种耳濡目染的家庭教育，是一个人、一个家族成长的关键。
曹德旺的祖父是富家子弟，但很早便家道中落。曹德旺的父亲被舅公带到日本当学徒，一当就是3年。“每天天不亮，父亲便得给老板一家人煮饭、挑水、干杂活儿，等他们吃完早饭，自己才能简单吃两口剩下的饭，然后赶紧跑到店里，为开门营业做准备。晚上，除了做饭、打扫，父亲还得对着镜子练走路、练微笑、练和客人打招呼……”曹德旺说，父亲用这段经历教会了他“做人要不服输、坚韧、靠自己”。
回国后，曹德旺的父亲开始经商，并成为上海著名的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后因时局动荡，全家迁回福建福清。然而，时运不济，搭载着他们全部财产的运输船意外沉没，全家人又一贫如洗。在曹德旺的童年记忆中，全家人每天只能吃两餐，餐食也多是些汤汤水水，难以果腹，但母亲总是鼓励他们：“要抬起头来微笑，不要说肚子饿，要有骨气、有志气！”
由于家贫，曹德旺14岁辍学，卖过烟丝，贩过水果，也修过自行车。“还记得我十六七岁做水果生意时，必须每天深夜2点起床，因为从高山镇家里骑车到福清需要4个小时，如果想收购到好的水果，就必须在天亮前赶到。福清农民们天亮来卖水果，我就像大人一样精明地和他们讨价还价。”
曹德旺很庆幸有一位好母亲。他总记着，自己很小的时候，母亲便给他灌输一种思想：做人要让人信得过，要勤劳朴实，要负责任，这比什么都重要。“当年，福清一带的猪苗(幼猪仔)都要通过船从莆田运入。有一个船工，就经常帮乡亲们带猪苗回来。他的账目总是算得特别清楚，一个多少钱，一共多少斤，每次只收两块钱辛苦费，多的分文不取。母亲常拿这件事教育我，‘做人就要像他这样，人家才会对你很放心，才会很大方地把钱交给你’。”
缺乏借鉴的传承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曹德旺在福建开始创业。他觉得，自己的企业能发展得如此迅速，甚至超过很多已有多年历史的同行，“运气好”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把准了时代的“脉搏”。“当时，计算机刚开始被运用到制造业，身边的工程师朋友说，将来软件比硬件值钱，我听从他们的建议，大力借助计算机等软工业，缩短了与起步较早的同行的距离。”
本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可随着企业一步步向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迈进，曹德旺又发现了自己的差距。“法国的圣戈班玻璃诞生于300多年前，英国的皮尔金顿公司也有大概150年的历史，美国的PPG工业集团也比福耀早创办100多年。人家都是几百年的老公司，而我们只有几十年，历史太短。”在我国，个人的成才和教育方面尚有许多悠久文化传统可作借鉴，但关于家族企业如何保持持久的创新能力，可学习的经验就太少了。这让曹德旺十分苦恼。
国际同行的历史沿袭引发了曹德旺的反思。“我认识一个做葡萄酒生意的朋友，投下一大笔钱，买下共几万亩葡萄园。可此后不过短短4年，他的企业就出现了问题。为什么？还是因为他太急躁了，还没有积累下足够的经验便着急扩充规模。”曹德旺说：“世界上许多知名的葡萄酒品牌都会在瓶身上标注一个年份，比如‘1613年’等，这并不是指某瓶酒存放了那么长的时间，而是指他们的品牌、他们的制酒技术传承的时间。这技术，可能是从现任掌门人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甚至前几十代人那里积累下来的。时间和经验的积淀，这才是传承的真正内容，也是国内的家族企业所缺少的。”
曹德旺认为，目前在中国，真正称得上是家族企业的还太少，因此，相比较而言，更亟待解决的是民营企业的传承困境。“比如制造业，早期，中国的制造业以国有企业为主，少有民营企业参与。这就遇到了一个问题：上一代没有积累，下一代没有经验可循。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办了一些出口企业，大多仍旧从事较传统的制造工作。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实际上还是先天不足，即没有自我、自主的知识品牌及产权。再比如房地产业，为了能拿到一块地盖房子，民营企业往往需要跑几十个、上百个部门办手续，十分繁琐，父亲一般不愿意把这种事情交给儿子，儿子一看也不一定愿意干。碰到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实际上，很多东西是没有可以借鉴的对象，一切都才开始。”
最终还是选了儿子
为了顺利将福耀玻璃传下去，曹德旺选择在自己健康时退居二位，他说，这是想将舞台留给年轻人去尝试，而自己还能在一旁指点，及时调整大方向。
在公司技术经验的积累和接班人的问题上，他说，自己的思想其实很开放：“我不在乎这个企业是谁的，而在乎它能办多久。作为创始人，我希望我的企业能存在几百年、几千年，那才是真正的成功。我曾表达过这样的心愿，谁能保证我的企业长期办下去，我就把我的股权送给谁，无所谓的。我这样家庭出身的孩子，对金钱看得并没有那么重，做一番事业是我真正的目的。”
现在回想，因为忙着自己的事业，曹德旺觉得早期有些忽略儿子曹晖：“他是先在我的工厂当了一段时间工人，然后去香港读书，后来又去美国深造。”曹德旺这边，最先想到的也并不是让曹晖接自己的班。他先后找了几任总经理，却渐渐发现，职业经理人的能力很强，但彼此间竞争意识很浓，也缺乏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只关注凭什么你能做，而我不行。”曹德旺又悟出一个道理：“为什么美国就是那几个家族的人轮流当总统？我后来发现，这不是单纯地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有一种责任。”
曹德旺最终转变观念让儿子接班，也是受到国外同行的启发。“中国人以国家办企业为主，而国际上，500强企业几乎全是私企，比如丰田、福特等，‘老福特’本来没让自己的下一代接班，可现在还是让孙子接了班，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家族能镇得住局面！”
“国有企业能靠政府扶持，那民营企业靠什么？我告诉我的职业经理人，和你们比，我的儿子在专业上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他对企业一定是最有使命感的，他会对所有人负责。”同时，曹德旺也强调，自己并非只将企业交给儿子一人，还有非常成熟的管理团队，“你们(职业经理人)都是我招来培训的，就像师兄弟一样。”
如今，曹德旺对儿子的接班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他的优势是吸取了西方好的经验，思维开阔。”他也承认，两代人在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分歧，“我的计划是想让儿子尽快进入角色，需要的时候，适当和员工拉开一段距离。但他却坚持住在工厂，和工人们相处得好极了，亲切如朋友。他更愿意从基层做起。他保持了良好的家风，不张狂，谦虚谨慎。”
在采访快结束时，曹德旺向记者讲述了佛语中的道理：“佛语讲，你怎么得来的，肯定要怎么失去。一夜暴富得来的财富，是暴发的，是不能继承的，也没什么可以传承的东西。若想传承，就要积累一定的阴德，这个阴德不仅仅是做慈善，还包括创造自己的品牌、积累自己的制造技术和经营经验，总的来说还不能太快了。时间的沉淀很关键，如果没有可以沉淀的技术经验，就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家族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