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中成名

　　莫言的成名史中从不缺乏争议。对于他作品的语言方式和精神指向都曾被“主流”指摘。但莫言在巧妙地选择沉默和不断发言之间渐渐突围

　　本刊记者/万佳欢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似乎愈发“左右不是人”。有些人争议他的体制内作家身份，有些人质疑他作品专以揭丑为主题，神圣化“龌龊、丑陋、邪恶”等负面文化，以此打动诺贝尔奖评委。莫言自己倒是很平静，“支持的批评的，都感谢。”他这样说道。

　　实际上，对这些他早就习惯了。在31年的创作生涯里，莫言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会引发绝然相反的尖锐争论。在体制内身份和自己那些批判现实主题作品的夹缝中，他一路走向国际知名作家的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艰难的。

　　莫言的开局

　　1986年，36岁的张艺谋从《人民文学》第三期上看到了一部名为《红高粱》的中篇小说，兴奋不已。

　　彼时，这部莫言的作品正在引发文坛震动。1986年，莫言把这部小说寄到《人民文学》后，人们发现这部小说的历史观很不传统、很不教科书、很颠覆——抗日队伍怎么能那样抗日？莫言当时还在部队，一些老作家对此非常生气。

　　在那个大众读物匮乏、文学杂志发行量动辄上百万的年代里，《红高粱》引发的争议迅速在文学界中掀起了一阵“莫言热”，其热度不逊于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今天。

　　莫言没有想到，张艺谋的出现给“莫言热”又添了一把火。当年7月，还在拍摄电影《老井》的张艺谋特地赶往北京，向莫言提出要买《红高粱》的电影版权。

　　当时已经有一些电影界人士向莫言表达了对《红高粱》的兴趣。但莫言一见张艺谋，看到他“光着一只脚，手上提着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踩断鞋带的鞋子”，就觉得他很像自己村里的生产队长，顿时产生出一种信赖感。

　　张艺谋有点顾虑，说自己没多少钱，莫言说没事，你拿走吧。张又提出我们电影可能需要修改原作，莫言很爽快：“改吧，我又不是巴金，又不是茅盾、鲁迅。” 交易很快达成，莫言因此得到了800元的小说版权费。作为“编剧之一”，他还拿到了1200元稿酬。

　　1988年，电影《红高粱》一举拿下1949年后中国电影界第一个有分量的国际大奖——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张艺谋固然借了小说的光，而与张艺谋的合作无疑也对扩大莫言的影响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春夜雨霏霏》是莫言最早公开发表的短篇小说，那时是1981年。此后，他经过四年的摸索和积累，先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成名，后才凭借《红高粱》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创作高峰。

　　《红高粱》也是《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读的第一部莫言小说。如今，叶开与莫言已是多年的朋友。在他看来，莫言迄今为止31年的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每阶段又各有一个代表性作品，其中1980年代的代表作无疑便是《红高粱》。它“颠覆了此之前‘官述历史’记忆，对当时新历史叙事模式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这部作品给莫言带来了第一个重要文学奖项——1987年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直到2000年之后，《红高粱家族》仍在不断获奖并入选各种刊物甄选的20世纪优秀文学榜单。

　　1988年，莫言在《十月》杂志发表了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并很快出版单行本。小说取材于一则真实新闻报道：山东苍山县蒜薹丰收后，因地方干部的不作为以及地痞流氓低价收购等原因卖不出去，大面积腐烂在田地上，导致了农民示威游行和大规模骚乱。这一年，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找到莫言，提出希望翻译他的作品。他最早想翻译的并不是《红高粱》，正是这部直面当下农村苦难生活现状、且到直至今日都饱受冷落的《天堂蒜薹之歌》。        

　　“葛浩文是一名相当有文学鉴赏力的汉学家，”叶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小说写得触目惊心，本身就直面鲜血淋漓的现实，而且在艺术、结构上已经十分高超。”

　　不过，出于世界性市场的考虑，美国方面还是决定先推出《红高粱》。莫言得到了让当时的人们嫉妒得不得了的版税，也由此成为中国最早走出国门的作家之一。

　　看起来，莫言获得了一个文学创作上的“梦幻”开局。

　　争议中的创作高峰

　　虽然一度为中国带来文坛热潮，但莫言的创作并非一帆风顺。

　　1987年，莫言在自己的中篇小说《欢乐》里，用异常残酷的笔法描写了乡村中学复读生齐文栋参加高考的悲惨故事，其中的“丑陋不堪”的母亲形象招致了广泛的批判。另一个中篇小说《红蝗》也因其强烈的个性风格和大胆的亵渎精神，让评论家们表纷纷示完全无法接受。

　　写作实验上的突破开始升级，创作于1989年下半年的长篇小说《酒国》讲述了一个奇幻而大胆的故事：酒国市的官员吃掉了无数婴儿，前往调查的特级侦察员丁钩儿也没能经得起诱惑，最后醉酒淹死在茅厕里。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曹元勇向《中国新闻周刊》形容，“《酒国》完全征服了自己，其中的语言探索、实验，完全不输给世界上那些先锋的小说家。”彼时，曹元勇与莫言尚未结识，如今曹元勇已编辑出版莫言多本著作，包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蛙》。

　　《酒国》中那个带有极强隐喻的故事没有刊物敢于发表，当小说费尽周折、终于出版后，国内批评家却一直保持沉默。

　　1995年春节，莫言开始在高密创作长篇小说《丰乳肥臀》，采用家族史的方式，波澜壮阔地从清朝末年一直写到改革开放，语言极具爆发力。莫言认为这是自己最为沉重、最为重要的作品，它同时也被《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认作莫言在第二个创作阶段的一部总结性代表作，也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顶级作品”。

　　年底，《丰乳肥臀》由《大家》发表，不久便获得了首届“大家文学奖”，奖金空前地达到十万元。得奖当日，莫言就预感到“麻烦即将来到”，接着他果然遭受了“空前猛烈的袭击”——这部书的“艳名”早就被批为出于商业包装之目的，而后又被冠以“反共产党”和“性变态”的罪名。他还因此受到了很多老作家写告密信的中伤，上头让他写了一份检讨书，又要求他写信给出版社，让他们销毁、禁止自己的作品。莫言后来在散文《读鲁杂感》中写道，“如果我胆小，早就被那些好汉们吓死了”。

　　《丰乳肥臀》事件后，莫言沉寂了四五年，除了写过一些电视连续剧，基本在文坛消失。1998年，他把自己重新写成的第一个中篇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寄到《收获》杂志社，并连续在《收获》上发表了四个中篇。叶开和同事们发现，“他的语言运用更加精妙、更为收放自如”，他由此将莫言消失的几年称为沉淀期、积累期及反思期。

　　2001年，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继续把他那种极端的“残酷语言”推到了极致，而2006年的《生死疲劳》则被叶开认为是莫言作品中“浪漫世界和残酷现实的汇聚”，也是他第三个创作阶段的代表作品，不过，“其中的精髓还没有被文学评论界深刻感受到”，叶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直到2008年，莫言终于凭计划生育题材的长篇《蛙》获得了中国大陆最高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

　　31年来，莫言仅小说就发表了80多篇短篇、30部中篇和11部长篇，数量蔚为可观。而在很多高等院校长时间使用的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三部莫言小说被编者提及，《丰乳肥臀》只被简单表述为“作为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除了沿袭《红高粱》的叙述框架外，在思想和艺术上尚没有一个更新的质的飞跃”。

　　“目前的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对当代文学的隔离都很严重，”叶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莫言的整体的评判，我觉得实际上整个中国文学界是失语的，我们的批评家们实在是不称职。”

　　与之相对的是出版社对莫言的争抢和追捧程度。莫言绝不是一个象牙塔中的、无人问津的作家，他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吸引了一批读者，一直比较畅销。在中国大陆纯文学作家中，叶开觉得他作品的销售量可以排到前五位。

　　作为中国当代最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作家之一，莫言一直维持着跟国外译者、出版机构的良好关系，这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并不多见。

　　实际上，莫言成为诺贝尔奖获奖热门人选的消息已经传了七八年，“在世界的文学格局里，他其实很早就占有一个相当的位置。” 叶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华语文学尚处于世界文学边缘地带的背景下，他还凭《酒国》获得过2001年法国“Laure Bataillin外国文学奖”，又曾获“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第十三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6年日本第十七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等国外重要奖项。

　　外国读者喜欢他作品中创造出来的、类似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镇”、马尔克斯“马孔多”的“高密东北乡”，也对他极强的表达能力印象深刻。2000年《酒国》推出英文版之际，莫言前往美国，在斯坦福、哥伦比亚等多所大学连续发表演讲，受到热烈欢迎。

　　“任何人都要无奈地做出妥协”

　　至于能跟出版社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叶开认为与莫言的性格有一定关联。“莫言本身是一个不太重利益的作家，对版税等方面的要求都不会斤斤计较，也会设身处地为别人打算。”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莫言给曹元勇留下的第一印象是“谦卑”。1998年3月，刚刚参加出版社编辑工作的曹元勇在北京第一次拜访了莫言。此前，他写过一些莫言的书评，又在攻读博士期间为出版后默默无闻的《酒国》抱不平，跟叶开、张闳做了一次针对《酒国》的三人对谈，把整理后的三万多字寄给了莫言，这样便渐渐跟他有了些联系和交流。

　　曹元勇给莫言打了电话自我介绍，愣头愣脑地去了他家。想不到，莫言给他泡了茶，“丝毫没有摆架子”。两人天南海北，聊《丰乳肥臀》在日本出版的问题，聊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奇书《哈扎尔辞典》，又聊自己的家乡。临走时，莫言说跟曹元勇聊天很受启发，还递给他一盒家乡产的香烟。

　　叶开对莫言的印象同样是“好讲话”。“作为一个编辑，觉得他为人爽快、大方；作为朋友，跟他开玩笑会很自在，他不会很端、很装，”叶开说，“他那一批作家里太多端着架子的人了。”

　　由于“好讲话”，出版界、科研机构纷纷约请莫言进行与海外作家的对谈活动。“他很厚道，推辞一次两次，后来完全推不下去了，也就不忍心拒绝，”曹元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然，这与莫言在海外的知名度及其他作家对他的认可度有很大关系。2002年春节，一直欣赏和推崇莫言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亲自与NHK电视台一起前往山东高密，对莫言进行了采访与对话。2007年，莫言与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进行了单独交流，又与韩国作家黄进行对谈。

　　莫言的对话对象甚至包括通俗文学作家。2012年8月上海书展期间，莫言在上海与来自日本的悬疑小说家阿刀田高进行对话，主题是文学创作的价值及小说的影视作品改编，除了严肃文学爱好者，对话吸引来不少侦探小说迷。

　　“莫言之前在日本跟阿刀田高就见过，”曹元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不会像其他一些人一样，觉得对方是个畅销小说家，就刻意不去跟他进行交流对话。”

　　如此一来，莫言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成了一个比较活跃的作家。除了跟海外作家频繁对话，人们还能从《幸福时光》《暖》《太阳有耳》和《白棉花》等影片中了解到他的作品——虽然出于种种原因，这些影片都失去了1980年代“电影为文学开路”的影响力，但仍让部分观众知道并开始了解莫言。

　　和一些作家不屑于评论界的状态不同，莫言乐于与批评家交流看法。2003年，他与苏州大学文学评论家王尧的《莫言王尧对话录》出版，引起了众多文学爱好者关注。

　　莫言曾把自己形容为“作家中最不会讲话的一个”。当年他给自己起了笔名“莫言”，就是告诫自己不要说话或尽量地不说话，但结果还是需要不断地说话。

　　2001年，他在苏州大学演讲时说，“来苏州大学玩耍是我愿意的，但来苏州大学讲话是我不愿意的。不讲话王尧先生就不会给我报销机票……所以就只好坐在这里讲话。这是一个无奈的、妥协的时代，任何人都要无奈地做出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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