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西方

　　莫言是海外学界最熟知的中国作家之一，不可否认，对于莫言的获奖，众多海外译者、出版商、媒体和学者的“共构”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刊记者/吴子茹

　　年届七十，瑞典汉学家罗得保还很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听到莫言的名字时的情景。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他朋友的家里住进了一位中国客人。罗得保曾在北京工作多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经常过去聊天。有一次问起中国最近有什么不错的作家，“莫言吧，他有本《红高粱》不错，”那位中国客人很简短地说。

　　1990年，罗得保有机会再次来到中国。一到北京后，他就开始到处找莫言的小说。那位中国朋友所说的《红高粱》，还有一本《天堂蒜薹之歌》，当时也已经出版。他很快就读完了，“非常、非常喜欢，它反映了当代的中国，又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其中描述的有些事情我也很熟悉。”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七年后，《红高粱》被译成瑞典文出版，2001年，《天堂蒜薹之歌》的瑞典文版也得以出版。这两本小说与后来的《生死疲劳》一起，被许多人当作莫言进入瑞典文学院视野、并成功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契机之一。这三本小说的译者都是瑞典翻译家陈安娜，出版商就是罗得保，他直接促成了前两部作品的翻译。

　　时隔多年，罗得保回忆起他几十年来对中国文学的关注，无限感慨，“应该得的，很多中国作家都很优秀，就是西方人了解太少了。”

　　“可能还是起了一点作用吧”

　　罗得保的“鹤”出版社，也许是全世界规模最小的出版社，只有罗得保一个人，主要出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文学。但由于特殊的经历，而且自己又是汉学家，罗得保更偏好中国文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罗得保先后两次到过中国，在《人民画报》社任翻译工作。1977年回国后，他继续学习中文，读自己感兴趣的中国文学，并且自己翻译了鲁迅的杂文、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寒夜》等。

　　毫无疑问，在瑞典这个人口只有900万的国家，莫言的读者数量远不及英文、法文、日文等读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莫言的小说被翻译成瑞典文，对他获得诺贝尔奖显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次下楼买菜的时候，罗德保又遇到了邻居、同为中文翻译的陈安娜，“鹤”出版社刚出版了她翻译的苏童小说《妻妾成群》。这次罗得保跟她聊起了莫言，“没想到娜娜也听说过莫言，她也很感兴趣，”这让罗得保很惊喜。陈安娜于是开始着手翻译《红高粱》。

　　“我们经常在买菜的时候碰到，因为住得太近了，都是学中文的，见面离不开聊这个。”罗得保笑着回忆往事。

　　然而，如同多数中国文学作品的命运一样，《红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在瑞典的出版，依然让“鹤”出版社入不敷出。罗得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每本的印刷量大概在1500到2000本之间，远远不能收回成本，即便如此，仓库里还是剩下许多卖不出去。

　　罗得保经营了五年“鹤”出版社，最后负债累累，只好将出版社免费转让给另一位出版商，自己去欧盟当翻译，谋生还债。但莫言的名字却因此得以进入了瑞典文学界的视野。这两本小说的出版，对瑞典的文学界了解这位中国作家，“可能还是起了一点作用吧，”罗得保十分谦虚地说道。罗得保说他至今都没有见过莫言，有一次莫言去瑞典，恰好他不在国内，“特别遗憾啊，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见到。”

　　今年5月，陈安娜花了六年时间多次翻译修改的《生死疲劳》终于得以出版。此前，“鹤”出版社几经犹豫，最后还是只出了1000本，毕竟有前两部书的教训。虽然距离上一次出版莫言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已经过去了十余年之久，但显然，在“鹤”出版社新的老板看来，出版这位中国作家的作品，依然是一个十分冒险的举动。

　　“觉得太厚了，怕没有人看”

　　与在瑞典的“冷遇”截然相反，莫言在其他很多国家，早已是深受当地文学界欢迎的作家。

　　早在1989年，日本翻译家井口晃就翻译出版了《红高粱》，1990年又出版了《红高粱》(续)。尽管井口晃在译者注里对这两本小说有不少指责，但从此以后，日本对莫言的关注就一发不可收拾。此后，他的《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等相继被翻译介绍到日本，莫言在日本文学评论界广受关注，甚至得到了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极力推崇。

　　1996年，日本有名的翻译家藤井省三将莫言的《酒国》翻译成日文出版，为了让日译本更为通俗易懂，他在标题下加上了“特派检察官丁钩儿的冒险”，作为这本小说的副标题。藤井省三的导读也较为中肯，认为作品是“出自中国农村的魔幻现实主义，”与这次瑞典文学院对莫言的授奖词如出一辙。

　　英语世界的批评家和学者们的评价也相对较高。“在美国和欧洲，几乎大多数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人，都会承认莫言是中国少数几个最为重要的当代作家之一，”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查里斯· 拉伏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还有余华、王安忆、残雪等，这一批作家都非常不错。”

　　“莫言的作品根植于中国的农村，他的写作有丰富的精神性，它笔下的人和物，有时候很疯狂，有时候又很荒谬。它们完美地将这段时期让人眼花缭乱的中国乡村，用传统的讲故事的风格描述了出来……”拉伏林评论道。

　　然而，如同对其他小说作品的认识一样，更多的西方出版社及媒体对莫言作品的关注，并非完全像拉伏林一样从纯文学的角度去解读。很多时候，考虑得更多的因素还是题材。

　　“哪部小说在中国被批判了，就翻译出版，哪个受批判，外国版权就买哪个，”莫言自己对这一点曾经似乎也很无奈。“80年代初的时候有电影开路，我，余华，苏童。现在电影开路也不是特别行了。”

　　作为《生死疲劳》的德文版译者，郝慕天对此也深有体会。当年，她拿着《生死疲劳》的一小段译稿去德国找出版社，结果吃了不少闭门羹，“都觉得太厚了，怕没有人看。”而翻译计划生育题材的《蛙》时，德国一家大出版社欣然答应。

　　“计划生育这个题材的原因很多人感兴趣，我觉得读者也都会比较感兴趣，”郝慕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对中国的计划生育特别不理解，但也知道这是中国一个很敏感的政策，都比较感兴趣。”

　　《蛙》出版以后，广获好评。欧美重要的媒体如纽约时报书评版等，都做了大篇幅的报道。莫言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让他成为最受西方媒体关注的中国作家之一。

　　一次采访中，莫言向《中国新闻周刊》总结了他的作品在海外的关注情况：总的来说，关注度最高是《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这四部作品。《生死疲劳》由于出版时间相对比较晚，莫言已经有了一定名气，所以也就成了关注度最高的小说。

　　莫言细数不同语种的翻译：“荷兰文大部分通过英文转译，难说了，英文的葛浩文嘛，首席翻译家，日本的藤井省三是很有地位的……德语翻译我拿不准，《檀香刑》这东西我怀疑德语根本翻不过去，能按原来风貌呈现一半就很幸运了。”

　　据莫言回忆，最早找到他说想要翻译他的作品的，是一名法国人。他想要翻译《红高粱》的第一部，当时出版社和译者签了一个没有期限的合同，出版社想要出全文，但是一直到现在，《红高粱》的法文版也只有第一部。《生死疲劳》的法文版在上市两个月后就卖到了八千本，当时就先后加印了两次，莫言在法语世界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著名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作为中国当代作家之一，莫言获诺贝尔奖，与他的小说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世界各地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顾彬对莫言的作品有诸多批评，但他也承认，与其他同时代的中国作家相比，西方世界对莫言作品的接触和认识多很多。

　　在莫言作品的所有译本中，顾彬最看好的就是英译本。“葛浩文不光翻译，他还再创造原文，虽然德国的翻译家也都很不错，但是恐怕都比不上他。”顾彬认为，葛浩文的翻译十分优美，将莫言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奉献给了英语世界，这让他在英语国家广受好评。

　　“现在变成他们整天催我啦”

　　《蛙》是郝慕天翻译的第二部莫言作品，不同于英语和瑞典语有固定的译者，在德国，莫言的译者比较多。

　　2006年，莫言的长篇章回体小说《生死疲劳》刚出版不久，德语译者郝慕天就读到了中文版，刚读了个开头，郝慕天就被里面的轮回和黑色幽默所震撼，“特别激动”，她接着开始联系作者莫言、在德国找出版社。郝慕天回忆，她当时并没有想太多，一心觉得“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把它介绍到德国去。”

　　早在1987年，著名德国汉学家顾彬就在波恩大学开了“中国当代文学周”，向他的学生介绍重要的中国当代文学家，其中就包括莫言。顾彬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莫言也在德国，有一段时间还住在顾彬位于波恩的家里。从那时候开始，莫言的多部长篇小说就已经陆续被翻译成德文出版。用顾彬的话说，在德语世界，“莫言的书卖得都还不错。”

　　然而在联系出版《生死疲劳》时，接下来的过程却并不太顺利。跟莫言本人谈妥以后，郝慕天拿着自己翻译的25页内容，包括自己对这本小说的评价，辗转联系了德国几个比较大的出版商。回答基本上都差不多：这本书太厚了，他们担心德国的读者不太喜欢，销售情况不会太好。

　　除此以外，他们也担心小说里讲的轮回故事，德国读者没有办法接受。“这里的基督徒并不信轮回这个东西，”郝慕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你看，一种文化要被另一种文化接受，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郝慕天还记得自己首先节选出来翻译的内容，是小说的第七章，关于毛驴的那一段。高密人要把这只轮回的毛驴打死，“这个地方就很感人，它很玄，深度也出来了，”郝慕天说，“翻译的时候就一边哭，又一边笑，自己感动极了。”

　　后来终于找到了一家比较小的出版社，霍勒曼。郝慕天说，刚刚结束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莫言获奖的消息传来，德国媒体一拥而上，霍勒曼成了媒体的焦点。

　　11日当地时间12：55分，距离诺贝尔奖揭晓还有5分钟，郝慕天突然强烈预感到莫言可能会得奖。5分钟后，《蛙》的出版编辑打来电话：“你能不能翻译快点啊，这本书我们要赶紧出！”

　　“现在他们可后悔了，”郝慕天说，当初她也曾拿着《生死疲劳》25页的翻译，希望现在这家出版社能合作，但是他们拒绝了。后来谈出版《蛙》时候，郝慕天希望今年底能出来，因为她知道今年是中国的龙年，是很吉祥的年份。然而出版社那边并不着急，总想往后再推一推。对他们来说，出版《蛙》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现在变成他们整天催我啦，说快点快点，” 身在德国汉堡的郝慕天，电话里难掩自己的兴奋，“本来12月打算去中国的，这下肯定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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