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建立可持续的行为模式

　　--- 专访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织主席刘佩琪

　　这种可持续的理念，可以和个人的生活愿景联系在一起。“中国梦”不仅仅是国家的梦想，也是每一个中国公民个体的梦想。具体而言，就是建立可持续的行为模式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上海报道

　　伴随十八大召开的消息，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来。新的领导层不仅要保持中国的增长速度，也要在世界经济滑坡、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剧、资源消耗过度等危机中寻找到平衡点，诠释出一种新的“中国梦”。

　　2012年10月17日，上海浦东，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织(聚思)参与的市长培训班正进行着激烈的头脑风暴，中国的官员、学者以及非盈利组织负责人纷纷提出，中国不能延续美国的道路去发展。

　　“大家都在说不能照搬美国梦，那么什么是中国梦？”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织创始人刘佩琪认为，当今的中国人渴望融合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与现代城市现实。

　　她相信，创建一个可持续的“中国梦”，打破收入增长与越来越高的资源消费之间的历史关联，有望成为中国人新国家认同的一部分。

　　为了实践可持续的“中国梦”， 刘佩琪所在的聚思正与中国一些城市的市长和中外可持续发展专家开展合作，在新兴阶层中催生可持续的消费和生活习惯，强调对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以共享的方式获取，而非简单的占有。

　　拥有意味着需要时可以快捷地获得，并非个人占有

　　《瞭望东方周刊》：“美国梦”过去指一栋房子、一个四口之家和两辆汽车，但按照你的说法，现在已升级到“炫耀性消费”，而中国绝不可能照搬。这意味着中国将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

　　刘佩琪：眼下，中国不论是官方或民间都已经意识到，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寻找的是一种中国式梦想。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中国与美国的国土面积差不多，中国的人口却是美国的4倍，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按照美国人的方式去消费、去使用资源，整个地球的资源都不足以承载这种消费。中国需要“更清洁”的、“可持续”的增长道路。

　　《瞭望东方周刊》：从十七大开始，中国就一再强调增强可持续性发展能力，那么这种“可持续性”如何去实现？

　　刘佩琪：这种可持续的理念，可以和个人的生活愿景联系在一起。中国梦不仅仅是国家的梦想，也是每一个中国公民个体的梦想。具体而言，就是建立可持续的行为模式。

　　《瞭望东方周刊》：其实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本身就在提倡可持续的行为模式和生活理念，包括饮食的平衡、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等。

　　刘佩琪：尽管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非常具有可持续性，但目前已经逐渐淡忘。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理念重新推广到人们的生活中去。一些民间和国际组织正在和地方政府合作，通过各种努力推广可持续性的消费行为。

　　很多人听到绿色、环保、可持续性，就以为要放弃生活中的很多便利，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做减法。回归传统中吸取好的部分，把好的部分植入现代的生活方式，并不会降低生活的质量。伴随可持续性理念在中国的深入，个人富裕重新定义为在需要时可以“更畅通地获取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但是未必要个人拥有这些产品和服务。

　　《瞭望东方周刊》：理念与现实似乎有较大的反差，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国庆黄金周期间，中国银联持卡人在境外交易额同比增长33%，巴黎LV排队的99%是中国人，不少外媒报道中国人境外组团制造了欧美的“黄金购物周”，你怎么看？

　　刘佩琪：有一个重要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3亿中产阶级，到2025年会有8亿的中产阶级。这些不断崛起的中产阶级群体收入快速增长，被认为是高消费的代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另一面，未来中国人群的消费将更多体现在教育、健康、关心和家人的互动方面，而不是简单地拥有物质上的奢侈品、买几个LV包。

　　收入增长快并不等于一定要高消费。而且在中国，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拥有那么多的奢侈品，相较于个体去购买和拥有某个东西，中国未来更需要的是共享资源，包括更好的公共交通、更好的公共空间、更好的食物、更好的住房以及更多的电子学习机遇。

　　强调分享不仅更可持续，也有助于缓和贫富差距所造成的摩擦。

　　譬如因为人口很多，土地很少，中国人不可能像美国人一样，每个人拥有一所大房子。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更多地分享空间？我们可以住在小的公寓，同时拥有更大的公共空间，在公共空间当中一起学习、一起运动。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非常需要资源的共享，并且需要提供顺畅的通道，去实现这种共享。

　　分享公共资源要求注重细节

　　《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宣布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意味着以城市主导的现代发展模式将取代乡村传统，这可以称得上一个历史分水岭。这个变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意义你怎么看？

　　刘佩琪：这种变化不仅是简单的人口百分比的变化。中国人越来越多从农村迁往城市，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创造更多新的城市。事实上，中国正在创造城市的未来，比如大上海都市区、大北京都市区等等。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是唯一一个以如此快的速度和规模建设新城市的国家。

　　过去20年里，中国一直在大规模的建设过程中，所以中国人觉得快速建设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现在已经到了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如果还是复制以往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城市就会变得拥挤不堪、污染严重。如果重新规划城市发展方式，未来的城市还是可以成为宜居之地的。

　　在城市设计过程中，中国政府的决策者们需要秉持一种理念：公平、分享。如果有一块园林，不仅是富人、中产阶级，所有人都可以进入。在10月17日的市长培训班上，聚思与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位市长也分享了这一理念。刚开始有一些不同意见，这些市长并非不想了解，而是需要观念的冲击。他们并不是疑惑“要不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而是困惑于“怎样走好这条路”。

　　简而言之，未来的城市规划中，中国人需要享有更多的公共资源。

　　譬如，一份不完全统计资料表明，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共建立了2812个购物广场，在未来的3年中，中国还将建立760个购物广场，总共有1500万平方米，这在全球占到了兴建商场的一半以上。但是，一些商场处于人烟稀少的状态，这就浪费了大量的公共空间。中国未来的购物广场并不仅仅要用来购物，还要在其中设计更多便于人们活动的公共空间，用于娱乐休息。与其在商场中建立奢侈品专卖店，不如设计一些寓教于乐的环节，重新发掘中国文化的价值。

　　《瞭望东方周刊》：关于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你一直在强调公共空间的建设。其实近十年来，中国各大城市特别是西部地区都在大力建设和规划博物馆、歌剧院等公共设施。

　　刘佩琪：一些城市只是拥有这些文化公共建筑，却没有找到公共空间的真正内涵，导致的结果就是只有很少的市民进入这些场馆，这些建筑不能发挥其重建文化的意义。找到正确的模式去落地最重要，在城市的公共空间规划中，需要注意很多细节，比如建筑内的桌子，可以把彼此的距离设计得很近，使人们起身时经常擦肩而过并有理由互相打招呼；再比如树下的椅子要坐上去非常舒适，这样人们就有可能会对户外空间更感兴趣。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现在需要的不仅仅是摩天大楼，更需要整合式的大楼可以把建筑和自然整合在一起，并且兼有更大的公共空间。

　　这种整合式的大楼最好建设在地铁上方，人们可以从地铁一出来，就进入其中上班或居住。在地铁设计上，也更加靠近生活圈和商业圈，减少不必要的出行。上海的吴江路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本，从地铁一出来就是美食街，有很多超市和服装店，人们的需求可以方便快捷地完成。

　　目前，中国已经准备投入8000亿元到地铁的基础建设中，将建成的地铁里程数是目前的4.2倍，所以以后的经济中心可能是以地铁为主线在周围发展的商圈。

　　用本地方式去制造能源

　　《瞭望东方周刊》：国际能源署曾发布数据，指出“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国”，中国国家统计局则给出了不同的数据，否认了“第一”的说法，目前，在国际范围内，中国的能耗总量问题应如何来看待？

　　刘佩琪：谁是“第一”并不重要，不论是美国第一还是中国第一，大国消耗的能源已经很多。现在的焦点是中美两国如何控制能源消耗的总量；在控制的过程中，中美两国如何在技术引进、节能减耗等一些层面加强合作，把能耗真正降下来。

　　庆幸的是，中美两国的合作已在推进，包括聚思在扬州试点的智能电网项目，就是美国的电网技术专家与中国地方政府和研究机构合作的成果。中美交流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敏感点，令大家谈到某个层面无法继续深入，能做的就是让大家远离争议，为共同的能源减消而努力。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中国的石油进口比例超过50%，今年上半年中国天然气进口量增44.6%，高速增长带来的能源高消费，令中国在可持续道路上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应对？

　　刘佩琪：中国的政府领导人意识到能源有限这一点，正在大力地去国外购买能源。对中国来说，长期去国外购买能源并非绝对安全之举，未来还是要尽量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确保国家能源安全。需要致力于更多地用本地方式去制造能源，比如利用中国本土的太阳能、风能等资源。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都属于新能源，中国已经发布了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的一系列目标，其中提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哪些困难？

　　刘佩琪：这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工作。困难首先体现在能源存储上，怎样把风能和太阳能存储起来。其次是怎样把风电、太阳能结合起来，也就是风光互补式的发电系统。现在中国只有一个试点，但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尽管有上述难点，但是我相信中国有能力去完成目标。

　　《瞭望东方周刊》：为了引导能源消费，中国提出了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政策，这是否最佳的调控方式？

　　刘佩琪：这是非常重要的举措。每一个有责任的国家都会考虑怎样降低消耗。只是除此之外，在能源使用上，还将有四个重要方面影响到中国的能源结构变化。

　　首先是电网系统的建设，在国外普遍是几百家或者几千家的小电网公司集中在一个国家。中国则只有南方电网和国家电网两家电网公司。

　　其次是工业用电。在中国70%的用电量是用于工业用电，中国对于工业用电量方面已经出台了很多有利的政策，不管是“十二五”规划还是国家发改委的政策，都包含了对于工业用电的控制政策，尤其是重工业的用电量。

　　第三是城市的用电方面，城市用电的节约相对于工业用电和电网系统两方面更困难一些，因为负责城市用电节约的部门更加多元、更加分散，需要依赖政府的决策、不同部门对于城市节约用电的重视以及进一步推广具体举措的意愿和能力。

　　最后是消费者用电，这是最困难的部分，因为消费者的层面很多也很复杂。聚思曾经尝试过在中国8个城市免费发放节能灯泡，但是这种项目做完后才发现，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消费者的行为模式。如果真想给中国带去一种可持续消费理念的话，那我们必须改变人们的消费行为模式。而如果要改变这种消费形式，就必须改变和重新定义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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