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站改革在何方？

　　文_本刊记者 叶茂

　　20年前，改革的春风因小平谈话而激荡神州。2012年的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改革的岔路口。

　　近日，李克强还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改革是发展的最大红利，现阶段推进改革要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要触动利益。

　　知名报人周瑞金说得好：“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改革，是向往；改革，是呼声；改革，是共识。那么，在十八大报告精神下，改革下一站到底将在哪里？记者采访了多名专家学者，试图寻找答案。

　　关键词：改革“深水区”

　　十八大报告提到，深化改革开放任务艰巨。此前的一个共识是，改革进入深水区。

　　什么是深水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认为，改革初期，“人人皆受益”的环境令人振奋，改革的阻力因此比较小。如今，当改革进入深水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已很难再出现“无损被改革者利益”的现象。现在，“‘肉’已经吃完了，剩下难啃的‘骨头’”，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就必须调整现有利益格局。这也符合大多数人对当下改革困境的判断。

　　《求是》杂志研究员、《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黄苇町说，在当前格局下，形成了三个比较突出的坚硬问题。第一，造成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企业、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日趋上升。第二，造成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失衡，这既与目前的增长方式有关，也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有关。第三，权力运行与权力约束失衡，部门利益、地区利益、行业利益都很突出。

　　黄苇町认为，长期以来“公平”问题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核心。而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最富有的10%和最贫穷的10%收入差距已经达到23倍。“这导致内需跛脚，社会矛盾尖锐”。

　　深水区的另一个特征是，单项的改革难以推进，即便有些领域的改革方案确定了，但却很难推行，久推不决，决而不做，做而不力。李成言说，现在各种矛盾纠结在一起，牵一发动全身，一个环节卡住，其他改革也进行不下去。

　　不同社会阶层形成共识的难度也在增加，举例说，原来在某个地方上个项目，都很欢迎，现在民众可能会因为环境问题而反对。在异地高考问题上，有的地方还没改革，就有很多家长反对。可见改革有多难。

　　“破除这些阻力，光靠领导人的决心和勇气还不够，还需要形成共识，更需要智慧。”李成言认为。

　　关键词：民生

　　十八大报告关于改善民生的阐述尤为瞩目，包括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这五个与人民群众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现实问题，其突出地位如同习近平率中共政治局新常委与中外记者的见面时的讲话，“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受访专家认为，十八大关于民生的改革将不回避现实问题，同时为百姓勾勒出了未来生活新图景，给民生问题加上了“制度化”保险锁，让人看到了社会体制改革的完整设计，比如“全覆盖”，就是给全体人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再比如“同步”，就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时需要同步，“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即是这个道理。还比如“倾斜”，财政、政策向欠发达地区倾斜，而不是一碗水端平，或借口市场调节而放弃政府责任。

　　盘点十八大报告，“公平”、“共享”成为高频词。不少学者认为，这是我们党以人为本理念的进一步升华，也是党将以更大力度改善民生的明确信号。特别是将收入分配改革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双同步”第一次被提出，具备公平、共享的内涵。

　　“在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做大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和切好国民收入这块蛋糕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一般说来，做好蛋糕与切好蛋糕同等重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但是，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当收入分配水平比较低和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小的时候，做好蛋糕更加重要；当这种差距比较大的时候，切好蛋糕就更加重要。李成言指出，今后收入分配的改革将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我们目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太低，不利于消费需求的释放。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将提升到40%左右，而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将成为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主要来源。

　　关键词：基层民主

　　除了为改革确定方向和原则，十八大报告还对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作出安排，回答了改革“怎么改”的问题。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解读说，报告从人大制度、政治协商、基层民主、依法治国、行政体制、权力运行和统一战线等7个方面设计了改革的目标，每一项都在保护老百姓的民主和自由。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认为，报告提出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在黄苇町看来，这次的突破不仅在于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还打破了党派限制，进行界别协商，基层也要进行民主协商。

　　报告在提到制约权力时提出“新两个凡是”：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秦前红认为，这既是回归“以人为本”的共识，也是遵循民主潮流。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

　　十八大报告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章节标题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谢春涛认为，十八大报告的态度有两层：一个是积极，一个是稳妥。报告中对这种取向的体现是清楚的。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对记者表示，改革既要积极稳妥，又要尽快推行。这个前提是，对改革的目标形成共识。

　　报告提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专家认为，这为改革划定了方向。

　　谢春涛说，“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改革开放之前走过的路，特别是“文革”时期的路，这条路没走通。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指的是不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路子。

　　“有些人很希望改革有大的突破。”黄苇町说，一个正常的体制是逐渐修修补补，不断改进更新，不走老路，不走邪路，也不能停步。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前提下的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部分，这个肯定是不会改变的。他说，“改革的方向丝毫没有问题，但是改革决不是一帆风顺，还要有耐心。”

　　关键词：法治与反腐

　　“腐败不除将致‘亡党亡国’”的警讯出现在前后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讲话中，引发高度关注。新领导层甫上任便屡提反腐关系存亡，展示出对廉洁的高度重视。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反腐要“标本兼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一项重要共识。治标是发现一个抓一个，治本就是要通过制度，制度最重要的就是法律。再就是预防和惩治。现在我们出台了这么多制度、规范，但大部分都是政策。因此，出台一部反腐败法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反腐败体系化的重要标志。

　　黄苇町说，目前重政策、重批示、重关系、轻法律的现象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也比较突出。因此，在十八大报告布局中，法治的身影随处可见：“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等。尊重法治，就可以做到邓小平所说的“不以领导的改变而改变，不以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文_本刊记者 叶茂

　　“沉默的大多数”：关不关我的事？

　　54岁的出租车司机陈洪刚参加D市召开的“出租车行业服务质量考核听证会”，有些郁闷。

　　听证会在市政府的一间会议厅举行，准备对出租车行业出台一系列的新措施，例如规范出租汽车经营单位与驾驶员之间的关系，避免有偿出让、转让或外包出租汽车经营权，提高服务质量，但出租车价也要相应提升。

　　“这次听证拟邀请30个市民旁听，本以为会吸引市民踊跃参与，没想到，都是许多离退休人员参加，出租车司机也很只来了七八个。听工作人员说，报名人数只占计划人数的50%。”会后陈洪对此很吃惊。

　　作为“民情收集者”的出租车司机，陈洪在他的车上做起了“田间调查”，他逢人就开始说起他去听证会的经历，然后问：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关心政府的新措施，政府邀请咱们了，怎么不捧个场？

　　一个西装革履的市民说：“谁不知道咋回事儿？还不是形式主义！让我们旁听，又不让发言，市长在二楼，市民在一楼，恐怕市民连市长的面也见不着！‘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啊！”一个年轻人很淡定：“以前还关心，现在关心也没多大意思，今天一个计划，明天一个措施，不过一阵风而已，风头过了，还不是回到老样子。现在就喜欢做样子嘛，怎么去配合它？”还有个大妈，听到陈洪的疑问，直接斥责道：“你一个开出租的，埋头好好开车才是正道！”说得陈洪直点头。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发布了一项有关“居民社会政治文化”的抽样调查。调查发现，被访者表示关心地方政府改革措施的人只有65.1%。较十年前大幅下降了20.4个百分点。

　　当社会上弥漫着凡事“不关我的事”式的思潮氛围时，不少人感慨，面对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基层政府的制度突破，我们是否都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现在政府的一项改革措施要引起全社会的关心确实很难。这让人想到曾经改革初期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四川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周治滨回忆道，那段时期，是城乡巨变，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惊人变化，令人感受真切……当时政府的一举一动，每个口号都牵动人心，从上到下的‘改革’二字，真诚有力、解放人心。人心几乎每天都在被提振。”周治滨说。

　　改革对于人心的提振，作为多个改革措施的力主者，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曾对外公开过他的思考。“现在的环境至少比1992年前后、改革开放初期更好吧？但燃烧岁月的激情越来越淡漠”。显然，改革、创业的人已经发生了变化，所面对的问题也不一样了。激情退却，有它的历史和社会规律。

　　对于今天的改革局面，不少学者认为已进入深水区，难度越来越大，牵扯面越来越广，缺少激情的改革，要么是不敢下水，要么在水里折腾太久，甚至还有可能会被水淹死。这种情况下，改革初期的民众热情已难以挑起。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不需要民众基础，相反，如果民众保持“沉默”，改革也难以真正攻坚破难，聚集起勇气。

　　“后青春期”：我们的新青年在哪里？

　　Y市南宣乡大学生村官雍晶在听说乡上号召青年干部参选村支部班子成员时，第一时间写了自荐材料报了名。这次，是他第二次报名。

　　“我是2009年才考入的大学生村官，这几年，在乡党委政府的帮助下，我的山鸡养殖基地已初具规模，很想带动更多的人创业致富，而且这几年我经常和村干部走村入户，亲眼看到了他们是怎么开展群众工作的，我也累积了一定基层工作经验，所以我想试试竞选东山村支部委员。”

　　对于这种号召，63岁的南宣乡党委书记周甫的想法是，“青年干部参与换届选举，是我们的新思维。现在的年青人文化水平高，学习能力强，思想观念新，容易接受新事物，所以组织要给他们提供舞台。”南宣乡将根据这些有志于深入农村工作的青年同志的自荐材料和平实表现情况，通过组织推荐、集体研究，确定为正式候选人。

　　正在村上验收重建房屋的多里村建办工作人员杜波告诉笔者，“我没报名，因为都是徒劳。村里向乡上推荐的人选似乎已经‘内定’。这项政策，已经搞了两届，最初的想法当然是给年轻人提供空间，但是到了后来，几乎已经变成熟人‘破格’走后门的政策照顾。”杜波从2004年通过村官考试进入多里村以来，先后任职于林业站和村建办。

　　像杜波一样想法的大学生村官，似乎不少：并非对改变他们上升渠道的措施不热心，却随着年龄增长，早已被变了味的现实堵在原地，无法动弹。

　　新青年，在哪里？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认为，当前社会正是这样一种两极分化的怪象：不少青年对政治和改革缺乏热情。与此同时，各地招考国家公务员则纷纷爆棚，各路人才力图通过考试——这样一种传统方式“撞”进机关，捧稳“铁饭碗”，安静度日。既不期盼改革来改变命运，也难有热情参与社会的进程。

　　“这实际上说明了当代年轻人趋于保守的观念日盛，阻碍了中国的改革进程。”程恩富认为青年——这一充满创造力和勇气的群体正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人。而他们的缺位，令改革大势显得极为孤单落寞。

　　“我们对此保持清醒，”学者钱理群说，“年轻人对改革冷漠的背后则是对现实政治责任感的弱化，人们拒绝为国家的命运负责，甚至拒绝为自己负责。这是一个人的青春期的失败，也是国家在后改革时期的一个重大缺位。”

　　“审美疲劳”：理论界的“标题党”

　　前段时间，《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攻坚克难，永葆不惧风险的勇气》引发热议。它将改革提高到“一个民族的未来，关系到13亿人的幸福”的高度，并提出防止“精神懈怠”、“改革疲劳症”。

　　面对部门和单位既得利益羁绊，如何摆脱“不愿改”的思维？面对民众对改革期望值的降低，如何提振民心，避免民众对改革的“审美疲劳”？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马庆钰认为，这些呼吁，实际上是针对改革纸上谈兵、说多做少的“标题党”的回应。

　　一些大众瞩目的改革措施在理论界已经讨论得很透彻了，不仅是国外经验还是中国国情，然而仍停留在“标题”上，使其长久只成为一个“议题”，这是执政者、决策者、掌权者在思考如何唤醒民众再次关注改革时不可回避的问题。

　　“标题党思维”，在一些领导干部的改革现实中有很多表现，和网络标题党如出一辙。比如，有的地方领导改革的口号喊得惊天动地，可就是没有多少实际行动。言必称改革，却在行动中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或是护着既得利益不越雷池一步，或是担心改革带来的风险影响自己的乌纱帽。改革的言辞不过是掩饰其不改革的一种语言烟幕。

　　党建理论研究学者刘益飞认为，中国的不少改革现状，最不缺的常年论证，各种口号和名目都已纷纷登场，最后还是没有落实和执行。“而社会长期喊口号，反而使政府自身的行动和精神都懈怠了，成了‘行动上的矮子’，民众形成一种‘坐等静观’的局面：这个地方不改，那个地方也不改，缺乏压力，大家都假装在摸石头，假装踩油门。到了最后，问题积重难返，民众早已没了耐性。”

　　引导民心：改革是一门技术

　　近日，《环球时报》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在十八大会议前后对全国7个代表性城市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近3/4受访者对过去1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综合发展感到“满意”或“比较满意”，“有关经济发展和民生的信息”获得了最高关注度，提及率为76.9%，其次是“国家未来的总体政策走向”，51.4%受访者最关心。

　　民众真的对政府的改革创新不再关心了吗？“激情并不是强制产生的，”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教授许耀桐说，“人们有选择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自由。这是一个多元发展时代的正常表象，也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题中应有之意。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对一个改革者和他的措施是热情还是冷漠，只能是人们自己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自由作出的选择。那么这项改革与他们的利益的真实关系，决定了他们的热情含量。”

　　曾主导和推动了遂宁、雅安等地的基层干部公选改革的改革者张锦明一直在思考基层改革怎样最大化纳入民意。她认为，改革的核心是唤醒民众的主人意识，还不是“代为做主”：“我们会换一个角度，站在他们的角度看。以前从我们的角度看他们，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未必想到他的心里去。这就是你去替代他，还是让他做主的问题。”

　　怎样引导民众的诉求，处理改革不可避免给民众造成的激荡或乱象？“改革，在上层可能是一种复杂的制度设计，在地方是一个并不复杂的组织问题，而在广大的选民那里则是一个操作技术。”这是张锦明由此得出的思考。她说，改革不仅是一个价值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问题。“改革者既要大胆设想，更要小心求证。”

　　从另一个角度，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提出了较为新颖的观点，“国民的改革热情，是一个‘虚’的东西，这需要我们改革的同时，要务一点虚。社会的心态很复杂，对象又多样，与30年前不一样，比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求提高居民消费，而提高居民消费又要求启动收入分配改革，这是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局势。在多元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利益诉求多元、理念难以统一，所以说任何一项改革都做好心理准备是很难的，也不可能。但是进行务虚的时候，有必要尽可能通过民主的方式来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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