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本刊记者   曾晖

　　2005年，中国内地首个交巡警试验在上海宣告失败；2008年，锦州交巡警也随王立军的离开而拆分；如今，重庆正悄然拆解交巡警平台……不同的时空维度，同样的结局重复，个中缘由，或许很难仅用“因人废事”为其作注。

　　王氏交巡警

　　“你们重庆交巡警最近‘压力山大’吧？”

　　“不是重庆交巡警，是王氏交巡警！”

　　这个纠正记者说法的人是李纲(化名)，去年刚从重庆警察学院毕业。与当初入警时的神采飞扬不同，现在的他，整日无精打采，正等着重新调岗的“判决”。李纲只能祈祷，上级给自己安排一个好去处，可这么多人都要重新安置，哪里又轮得到自己呢？

　　“早知如此，那时候就不该考这个交巡警。”李纲深深地呼了口气。

　　交巡警是王立军从锦州带到山城的特产，于2010年春落户，这正是前公安局副局长文强落马之时，也是“打黑”风暴的收官阶段。似乎王立军有意借此向外界昭示，一个旧时代行将过去，“平安重庆”就要来临。

　　王立军设想的交巡警，是打破传统的警务模式，实行点对点指挥调动。他要求主城区任何一个地点发生案(事)件，必须在3分钟内集结5台警车、20台警用摩托、60名警力，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人海战术，这与他追求完美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一脉相承。

　　据《重庆日报》报道，交巡警平台由王立军亲自带队设计，内置各种通信设备、数据处理设备、电气控制设备、GPS定位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等，甚至连冰箱、储物柜、微波炉、饮水机等生活设备都一应俱全。该平台分为两种，固定平台拥有国家专利23项，可移动平台则有42项。

　　“这个东西就姓王，里面的任何陈设都必须投其所好。”李纲说。

　　记者了解到，所有平台都立有一块标志板，印刻着“打击犯罪更彻底，服务百姓更直接”，用的是王立军最爱的繁体字，正楷，显得个性十足却又不伦不类。

　　在交巡警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曾有近1万4千人被分配到全市500个平台之中。这一数量，一度接近在编警察总量的半壁江山。

　　在许多重庆人看来，是交巡警平台为他们带来了“安全感”。

　　官方的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重庆市民安全感指数高达95.89%；2011年更是达到96.51%的历史峰值。媒体同样宣称，“2010年，重庆街面犯罪下降近40%，主城21年来首次出现街头‘两抢’案件单日‘零发案’，交巡警平台成为名副其实的打击犯罪‘第一阵地’。”

　　不可否认，声势浩大的交巡警踞于街头，对犯罪分子起到了一定的心理威慑作用。但李纲提醒，街头治安状况虽有一定改善，却并不像数据显示的那样夸张，而仅有的“改善”也多半赖于此前“打黑除恶”的敲山震虎，还有王立军近乎严酷的治警方法。

　　记者跟随他探访了多处平台，发现大多都已是“人去台空”，只留下协警在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机，而旁边停放着的高级摩托车全用塑料布紧紧捂着，落满了灰尘。李纲说，那些表现好、资历老的警察都被优先调回派出所了，留下的要么是像他一样的新进大学生，要么就是非在编人员，他们没什么事可做。

　　而在鼎盛之时，交巡警平台却是另一番模样。“我们分为早班、中班、晚班、备勤、轮休五班，每班8小时，0点到8点，8点到下午4点，4点到第二天0点各一班。”李纲开始时还觉得新鲜，后来，他的身体撑不住了。

　　“夏天地面温度50度，虽然平台也有空调，但管用的范围有限，也不能一直吹，吹久了还伤身体，冬天也是一样，冷得可怜啊。中暑感冒是家常便饭，我好多同事都带病站过岗。”

　　“过去上面压得凶，甚至连做多少件好事都有要求。无论如何，底下的人都必须满负荷投入，但这跟弹簧压缩是一个道理，不可能始终保持同样的状态。”

　　所以说，当“打黑”渐次平反，“王氏交巡警”的缔造者也身陷囹圄，基层警察的神经不再紧绷，交巡警的威慑力还有多大？答案或许已经明朗。

　　车牌尾号718的出租驾驶员佐证了这一点。上周，他连续去几个平台打印违章罚单，但值勤的却都宣称“打印机坏了。”

　　“很多乘客跟我抱怨，说现在的交巡警太不像话，但凡碰到麻烦点的问题就说‘不该我管，去找派出所’，王立军在的时候哪敢像这个样子？”驾驶员滔滔不绝，记者转头看向李纲，他把眼神匆忙地避到了窗外。

　　大炮打蚊子

　　交巡警平台的花费是不菲的。记者从一名消息人士处获悉，1个固定平台造价约为30万元，而其每年所产生的运行费用则将近80万元。“曾有某发达地区来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财力最多撑3年。”

　　不过，在警界人士看来，如此巨大的开销显然是在用大炮打蚊子。

　　“它真正能派上用场的功能屈指可数，无非只是处理一般的交通违章和做一些简单的便民服务。”派出所民警赵麒(化名)以眼光独到而小有名气，他从一开始就怀疑交巡警模式的可行性，并且多次婉拒调往平台，“我一直想把这些意见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出来，但你是知道的，那段时间，条件不允许。”

　　在赵麒看来，交巡警平台或许提高了群众的见警率，也提高了出警速度，但未见得就能提高管事和办案率。

　　赵麒说，警种混搭非但难以起到协同作用，反而减低了各自的专业水准。“本来刑警负责刑事案件，治安警负责治安案件，交警专管交通肇事，现在可好，全部统一到交巡警名下，一人饰几角，啥都管，完全是乱弹琴。”

　　而且，交巡警队伍的大肆扩编，让许多非专业、非警界的人员充斥到平台，甚至一些考古专业的大学生、事业单位的保卫处人员也被收编。“想靠他们破案？‘瞎猫撞上死耗子’还差不多。”赵麒略显激动。

　　2011年8月，江北区观音桥商圈浩博天庭写字楼发生入室抢案，数分钟内楼下便聚满了几十台警车，但嫌犯吴华却依然顺利逃脱，直到3天后才在渝北回兴的居民区内被特警抓获；而在人们更为熟悉的周克华案中，最后还是靠派出所民警扮演了一锤定音的角色。

　　可以说，交巡警平台的社会效应轰轰烈烈，却难以得到可持续的长远效果。

　　赵麒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平台的消耗几乎抵得上两个派出所，而后者的性价比显然要高出更多。

　　他反复念叨：“办案必须要有基层作保障，摸排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状况、社会关系、行动踪迹等，这些东西交巡警根本做不了，就是做不了。而且，做好了基础工作，不但有助于打击犯罪，还能够最大限度地预防犯罪。”

　　但不幸的是，重庆交巡警的扩张连根拔起了220个派出所，同时，更多的基层民警被抽调，导致1个万人社区原先由四五个民警负责，后来只剩下一两人。

　　因工作量激增，赵麒不得不咬紧牙关，在派出所里熬过一个又一个的通宵，“精神折磨大，身体折磨更大”……

　　2012年4月25日，重庆召开公安工作会议。新任公安局长何挺意有所指地说，某些领导干部违反民主集中制，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好大喜功、层层加码，导致基础工作薄弱、队伍疲惫不堪。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重新确立了“深入推进基层基础建设，大力加强派出所和社区警务建设，发挥警务资源最大效能”的思路。

　　黎明静悄悄

　　在见诸报端的讲话里，何挺对交巡警问题语焉不详，只是说了“优化”二字，这令山城警民一时间陷进了集体猜想。

　　1个月后，重庆公安有关负责人再次就警务问题回应媒体。提到交巡警，他在“优化”后面补了一句，“考虑增大交巡警平台的流动性。”然而，裁撤还是保留？依旧没有答案。

　　前述消息人士告诉记者，之所以数月未见明确表态，一是市领导需要详加研究，二来也要顾及十八大前的社会影响。

　　不过他透露，目前，市委书记孙政才已就交巡警模式定了调：整合资源，重点固定，一般流动。这一方案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被普遍认为是现阶段的对症良方。

　　于是有媒体捕捉到，“区县的交巡警平台多数已经消失，主城区此前设置过于密集的地方，也拆解了一部分，取而代之的是交巡警流动平台车。”

　　另一组数字显示，今年3月以来，全市已恢复派出所104个、警务室900多个。

　　著名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如今大门紧闭，院内摆设零乱，墙上贴着泛黄的拆迁通知。在距法院不到1公里的半山腰上，凉亭子社区的居民正围坐一团摆着“龙门阵”。

　　“我们这带下岗工人多，住的都是老房子，但别看这样，大伙儿可都见证了好多的历史时刻。”老夏对重庆警界一直很关注，“以前的张君，后来的岳村、文强，每次审判我都要跑下去看。”

　　老夏很健谈，他说自己也得知交巡警平台低调拆解的新闻，他用很标准的重庆话告诉记者，“恁个做是对头的”。

　　“大街上有交巡警站岗，贼娃子看到了肯定会心虚。但平台是死的，人是活动的，像我们这种背街小巷没有平台，也没人巡逻，小偷就经常光顾，比过去还凶。”

　　居民周添明(音)便很倒霉。去年底，他的妻子在居民楼前被抢去了戒指，紧接着在今年初，自家铁门竟然在大白天里被人整个卸下卖掉……

　　记者发现，这与李纲、赵麒共同提到的一个现象不谋而合——当交巡警平台成为警务工作重心之时，街面犯罪虽有下降，却使得大量案件转移到了警力薄弱的社区与农村。

　　而重庆警方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在今年公开承认，“社会面违法犯罪流动性正在日益增强。”

　　老夏接着说，无论交巡警平台也好，还是社区岗亭也罢，这其实都只是形式，治安状况的好坏关键还看警察的负责与否。“几十年前的户籍，他们对各家各户都熟悉得很，哪家吵个嘴都要来管。现在，哪怕满街都有交巡警，但他待着不走动，你说又有多大用处？这样烧钱的东西少一些也好。”

　　“那这些撤掉的平台怎么弄呢？总不能当废铁卖了吧？你晓得怎么处理不？”旁边有居民插话。记者冷不防被将了一军，只得无奈摇摇头，“我跟你一样，也想知道。”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重庆警界在“润物无声”的纠偏里等待着重生。对如今的当政者来说，思路也许没错，只不过，他们或将面对困难重重。这不止是警界的利益调整，更大的逆反心理来自民间。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重庆人在网络上为交巡警鸣不平，他们把曾经有过的“安全感”归功于斯，甚至还把当前的“沉渣泛起”拿作对比。

　　因此，从技术层面来看，应该使那些长期受制的异见释放，让百姓更加客观地认识交巡警的作用，看到更加真实的治安状况。同时，努力兑现何挺任初“打击力度不减弱、防范力度不下降、社会治安不反弹”的承诺。

　　毕竟对于普通重庆人来说，只有对新的治安形势感到满意，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感观上的落差；也只有意识到拆解平台并非对某人拆台，更不是因人废事，才不会集体性地说三道四。

　　◎编后：

　　不可否认，对许多重庆市民来说，交巡警平台曾经代表着一段“美好时光”。平台带来的安全感、亲近感和方便性，以及由之而来的警民关系和谐度、满意度，在当今是弥足珍贵的。如笔者一个朋友就曾说他半夜12点都可以去补办身份证，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后王立军时代，出于更专业高效的配置、更公平均等的服务、更现实可持续投入的考虑，对平台进行“拆解”或“优化”，是必要和必然的。但对重庆来说，切不能拆了平台，就散了人心。正如本文采访中的市民所言，他们在意的并不是“形式”，他们在乎的是为民的态度、诚意和效果。

　　编者按：2012年12月24日，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何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前几年，重庆的公安工作、公安队伍建设，曾一度处于非正常的状态。大量警察成为打黑的对象，即是重庆警界非正常状态的写照。本文的采访对象，张莹莹就是其中一例。2012年7月，重庆市公安局撤销了2010年对她的处分决定，为其恢复了职务、补发了工资。

　　重庆女警察自述被“黑打”往事

　　口述_张莹莹   整理_潘则福

　　重庆有部分民众是前市委领导的拥护者。他们被一些表面的东西，左右了。

　　我的事情，组织上已经为我平反，按理说，我没必要再出来说什么。夜深人静的时候，看着这个城市，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事情。我决定实事求是的说一些我的经历。对于那段时间遭遇的一些事，比如被刑讯、侮辱、恐吓，我拿不出证据，但我愿意和当事人对质，我相信时间和历史。

　　现在，很多人都把责任推给王立军。这不客观。那几年，为了几乎变态的名利，多少人做了帮凶？谁记得自己在执行领导意图的时候，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这几天，我看到媒体对重庆的过去，报道越来越多。作为亲历者，我觉得比较接近真实。以后，我希望媒体的报道多告诉读者，重庆的过去为什么会那样？

　　“你不交代你们领导的问题，你自己就有问题”

　　9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重庆)公安系统工作。2009年6月“打黑”风暴开始没多久，我就隐隐觉得，这不正常。看到不少警员无故失踪(后来才知道，他们被秘密带往打黑基地)，我的内心，有了恐惧。

　　当年8月，我的噩梦来了。2009年前，我哥的公司和重庆企业家A有一笔借款往来。打黑开始后，

　　A因涉黑被抓。专案组找到我，询问上述借款和当时的情况，我如实回答了。

　　意外的是，专案组在知道我是警察后，很亢奋，态度立转，要我承认是A的保护伞。我很愤怒，从警这么多年，我一直很坚持自己处事原则，我一个小警察，怎么可能成为保护伞？

　　8月中旬，下午下班后，天都黑了，领导叫我回单位，说有事找我。这样的事，以前没发生过。我预感，自己遭了。

　　那一刻，我有些害怕，但我觉得自己清白得很，大不了跟他们走一遭。就这样，我被带走，关押在武警某支队。月底，转押至石子山基地。每天，专案组民警轮流不间断提讯我。

　　我不配合，他们就不让我休息，不分昼夜讯问我，我哥是否向我的领导行贿，我的领导是否和A有来往。我均回答没有。专案组很失望，一名民警曾说：“你不交代你们领导的问题，你自己就必须有问题，你这态度，想下山，没门！”

　　接下来，专案组采用各种手段对我进行折磨。同一个问题他们反复讯问，动不动就训斥、辱骂，让我神思恍惚、生不如死。再就是思想折磨，看守我的武警和民警都视我为敌人，眼里充满了鄙视，讯问之外，不会和我讲半句话，更不许我看书写信。

　　5个半月的隔离审查里，经过检察院几次会议研究，均认为我没有违法。市局纪委解除了我“双指”措施。

　　“检察院不批捕你，我们可以劳教你”

　　我回到了原单位上了几天班。

　　接下来，是更大的梦魇。很快，我被专案组刑事拘留，羁押在大竹林打黑基地，漫长而残酷的审讯又开始了。

　　这次讯问的重点放在了我是否给我的领导行贿，我的领导是否和A有联系。他们这样威胁我——上次是“双指”，这次是刑拘，你应知道为什么升级，你不交代领导的事，你自己就必须坐牢。

　　我坚持自己是清白的，也不想陷害领导。

　　专案组不死心，继续提讯。他们让我坐老虎凳，把我的手脚固定住。我的那个房间是密封的，在里面我没有时间观念，也分不清白天黑夜。老虎凳坐久了，我的腿肿得像水桶，他们还要我戴脚镣。那时天冷，鞋穿不了只有打赤脚。手肿了，也要戴手铐，手铐勒进了我手腕。

　　直到有一天，我心脏突然出现问题，晕倒了。基地的武警医生要求立即将我送往医院，专案组才同意将我送到医院检查治疗。2010年5月初，检察院对我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提起逮捕讯问。询问结束后，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不予批捕。

　　当晚，专案组民警给我下最后通牒：“我们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必须检举揭发你们领导！否则，你自己在劫难逃，不管你有罪无罪，你也别想出去了，我们可以定你参加黑社会，检察院不批捕你，我们可以劳教你”。

　　他这话没说几天，重庆市劳教委员会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处以我劳教两年。当天我被送往重庆市女子劳教所。

　　“领导要求这样办，只有办错案”

　　即使到了劳教所，我依然没有换来安宁。

　　期间，专案组以诈骗罪等各种罪名又来提讯我，他们说是上级领导要这样办，必须从我这里打开缺口，重点不是我，是我的领导，只要我说出给副处以上的领导送过5000元钱，他们就马上放我回家，恢复公职，否则劳教后还要“双开”。专案组还给我举例，某某检举揭发了市局副局长彭长健，不仅没被处理，还官升几级。

　　在劳教所，专案组提讯我多少次，我记不清了。

　　记得最长一次从下午2：00到晚上11：00，中途到了劳教所吃晚饭时间，他们又故伎重演，说我不配合不许吃饭。劳教所民警坚持我是劳教所学员，我的安全责任全在他们身上，到时间必须吃饭，为此双方还发生了争执。

　　大概一个月后，专案组民警又来劳教所提讯我。他说：“今天我们最后一次来找你，你必须配合，尽快说出你向谁行贿，否则按领导的意思你就要政治归零、经济归零、感情归零。”

　　我问怎么个归零？

　　他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离婚。如果你不离婚，我们马上去查你丈夫，不相信他经得起折腾。”

　　我说：“做人做事要讲良心，就是一切归零我也配合不了”。

　　一段时间后，我们单位监察室主任到劳教所宣布了对我开出党籍、开出公职的“双开”决定。

　　这个事情给我打击特别大。我决定不接受莫须有的罪名。我委托家人找到律师，决定向法院上诉，要求撤销对我的劳教决定。法院接受了我的诉状。案子很快在劳教所开庭。

　　法庭上，律师请专案组应诉民警举证我哪些行为构成《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四款所指的“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扰乱社会秩序”。因为我没有寻衅滋事、打架斗殴行为，专案组民警称我的行为在“等”里面。

　　专案组民警后来说，对我实施的劳教适用法律条款确实是错的，这点他们早就知道，没办法，领导要求这样办，只有办错案。

　　到了2010年年底，法院认为对我处以劳教两年不仅适用法律条款错误，而且参加黑社会证据明显不足，应当予以纠正，并通知了专案组。

　　专案组民警很快到劳教所找我，要我撤诉。

　　我坚决不同意撤诉。

　　第二天，专案组民警又来劳教所继续威胁我——如果你不撤诉，我们要以同样的手段处理你家人，你知道专案组可以先把你哥抓起来，慢慢审问，依旧可以劳教他，等他上诉成功时，他还不是坐了9个月的牢。还有，我们可以慢慢找你丈夫算账，不相信你一家人经得起几次折腾，另外就算法院宣判你无罪，离开劳教所，我们依旧会采取其他手段让你失去自由，撤不撤诉，你自己要想清楚。

　　在愤怒、屈辱、无奈中，我撤诉了。同日，专案组为我办理了所外执行，我离开了劳教所。

　　2012年7月，市局为我平反。

　　“和打黑基地比，看守所简直是天堂”

　　我进劳教所没几天，我妈病危了。劳教所8名民警押着我去医院，见我妈最后一面。

　　我妈说：“女儿啊，我相信你没有犯罪，但你要坚持，劳教所辛苦，要忍耐，要相信党和组织，中国总有讲道理的地方。”

　　3天后，我在劳教所得到消息，我妈去世了。我妈去世没多久，我就接到法院通知，我丈夫已向法院起诉，要和我离婚。

　　法院到劳教所询问我的意见。我说：“我自己黑不黑，只有天知、地知和我知，现在丈夫要离婚，也许是不相信我，也许是迫于压力。我绝不拖累任何人，离吧。”

　　从劳教所出来后，家人开始带我到处散心。但石子山、大竹林、劳教所里的情景，不断的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开始大量服用控制精神方面的药物。

　　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对打黑保持警惕。但真没想到，自己会遭遇这一切。

　　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起来，我唯一欣慰的是，即使在恶劣的环境里，我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

　　大概2009年底，市局决定成立“警示教育报告团”，让我们这些所谓的“失足”人员，到处巡讲，从灵魂深处认识到违纪违法给自己、给家庭、给社会、给警队带来的危害。

　　被刑拘开始，市局纪委的工作人员就要求我去参加报告团。他们说，那边比较缺口才好的，只要你哭得到位，认罪态度好，什么事都有转机。

　　我说我不去。一段时间后，他们又来说，“这个是政治任务。”我拒绝几次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专案组的人批评我不识时务。

　　我反驳他们：“这很像搞文革。你们知道文革是什么样的吗？”

　　这个问题把他们问住了。他们不晓得答案，我就给他们讲文革对法治的践踏。但听完也就算了，他们会找的新的办法折磨我——让我每天写5000字的认罪书。

　　不写没有办法。我就开始回忆我的亲情、爱情。没有写友情是不想连累朋友。看了我交上去的认罪书，他们又骂我。

　　有地狱就有天堂。

　　我在劳教所的时候，就感觉，和打黑基地相比，劳教所简直就是天堂！为什么？没有人刑讯你、侮辱你、不让你睡觉。除了专案组的人来骚扰我。

　　如今看来，这样的想法是多么的荒唐。

　　在劳教所，还有一件事是让我觉得自己还存有一丝尊严：我可以收到家里的讯息。

　　刚进劳教所，估摸着自己至少要被劳教两年，我给女儿打电话，给她说，妈妈要去新疆出差了，一去要两年多。

　　女儿很不情愿。就说，妈妈，要记得给我买礼物。

　　这事被劳教所的民警知道了。有一次他们有人去新疆玩，就带了不少新疆的礼物回来给我女儿。女儿高兴惨了。

　　要离开劳教所前，我开始为自己的头发担心。我想不出理由，告诉女儿自己的头发，为什么会剪那么短。

　　有些事情就那么神奇。出来前，我接到女儿电话：“妈妈，我梦见你换发型了，很短很短。”

　　我就问女儿，妈妈快要回来了，想不想看看妈妈的短发是什么样子？

　　女儿回答，想。

　　那妈妈就为你剪个短发哈。我说。

　　女儿说，好。

　　从看守所回到家后，女儿一见我，就不满意——妈妈的短头发，真丑，还是长头发的妈妈漂亮。

　　那晚，我躲在自己的房间，想哭，哭不出来。我自由了。(应受访者要求，张莹莹系化名)

　　■记者手记：谨慎

　　文_潘则福

　　和Z的见面，颇有戏剧性。

　　原来我们约在一个茶楼。后来她说还是咖啡馆好。半个小时后，她说，还是街边推拿店合适，不显眼。

　　Z是目前重庆警界申诉潮中的一员。她的老公，重庆警界前干部，打黑期间因涉黑被判入狱。

　　第二天，我又约了前警察H的妻子见面。对于地点，她很爽快地说，哪里都可以，只要不录音、不拍照就好。

　　当谈话进行了一半，清晨空旷茶馆里渐渐人多了起来，她开始不适起来。她提出换个地方继续聊。

　　一个不错的结果是，换了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后，我们的谈话进展顺利。

　　我曾问上述两位受访者，是不是太小心谨慎了？

　　她们的答案基本一致：谨慎没什么不好的。

　　一些市民对她们的谨慎，并不理解。

　　离开重庆前，我见了一对夫妻。丈夫是白领，妻子是教师。

　　对于“黑打”，丈夫不无愤慨，“这是媒体过多报道的结果，事情远没有那么糟糕。”

　　妻子很快接话：“打黑又不关我们平头老百姓什么事，你操那么多心干嘛？”

　　我突然想起，前几日，另一采访对象说，这个社会分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