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遗憾：社会对医生仍有偏见，两次谈话被删节

　　谈争议：很多职务非自己想当，真话不等于真理

　　后遗症：广东股骨头坏死发病率只有2.4%，赞成设立患者关怀基金

　　新心愿：建立广东呼吸中心，孙子能延续医学道路

　　编者按

　　元宵佳节刚过，忙碌的一年又开始了。亲爱的读者，您还记得十年前那个戴着口罩的春天吗？

　　2003年初，一种全新的非典病毒从广东开始，向全人类发起挑战。广东省委、省政府率领全省人民奋起抗击，打响了悲壮而惨烈的“广东保卫战”。这是为人民健康而战，更是为人类尊严而战。那些悲痛、感动和尊敬，至今历历在目、刻骨铭心。

　　那场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伟大斗争，推动了科学发展观思想在广东的率先提出。十年来，广东公共卫生“防疫大堤”已经筑起，成功抵御甲流、禽流感、手足口病等重大传染病；十年来，“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人心，以医疗卫生事业为重要代表的民生事业得到极大改善；十年来，科学发展成为中国的时代强音，中国人更加自信坚定地奔向全面小康。

　　为纪念抗击非典十周年，本报今起推出“抗击非典 十年十章”系列报道，访问重要亲历者，解密非典历史，讲述十年心路，总结非典遗产，提供经验智慧，凝聚精神力量，推动科学发展。开篇独家专访“抗非旗手”钟南山院士，敬请垂注。

　　核心提示

　　非典十年，钟南山是无法绕开的标志性人物。

　　从全国“两会”上为民鼓呼的“炮手南山”，到最近在中央电视台发表“灰霾比非典更可怕，谁都逃不掉”的刺耳直言，今年77岁的钟南山依然活跃在时代的最前沿和媒体的聚光灯下。但在这些光环背后，钟南山承受了多少压力和误解？回顾他人生中最辉煌的这十年，“敢说真话”的钟院士又有什么未曾说出的心里话？

　　蛇年正月初七的傍晚，钟南山在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办公楼里，接受了南方日报的独家专访，首度向媒体公开他在非典时期“失踪38小时”、病倒休息8天等隐秘往事。

　　很多人看到他的犀利和执着，却鲜知他的宽厚。在采访中，对于当年非典病原体之争，对于曾把发烧的他拒之门外的医院，他都不愿意再提起，“我们要向前看，不要揭伤疤”。

　　谈病倒的8天，谈遭遇的争议，谈父亲的鞭策，还有未来十年的梦，说到动情时，他的眼眶都红了，不时揉揉额头。

　　这个卸下光环的钟南山，也许不那么坚强伟大，但更加真实，更加值得尊敬。

　　非典解密

　　●医护人员上门打吊瓶，由于没有地方挂吊瓶，在我家走廊门框上钉了个钉子，我爱人至今仍不愿意拔掉

　　●扑杀果子狸行动是很及时很必要的，我不后悔。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吃野生动物本来就破坏自然生态和谐

　　●对于股骨头坏死病人，最严重的就是做股骨头置换。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不能忘记他们，要给予关怀

　　失踪38小时：连夜赴香港平息风波

　　南方日报：据近年出版的《钟南山传》披露，抗击非典期间，您曾“失踪”38小时，家人联系不上。这恐怕是最累的吧？过去十年了，这段往事现在可以谈谈了？

　　钟南山：那是一场虚惊。那天晚上我从上海开会回来，一下飞机就被专车接到广东迎宾馆开会。原来，有消息说香港大学微生物学专家、我的学生管轶，明天有可能要公布非典病原很可能是禽流感，而病毒标本是我提供的。当时急着要搞清楚病原是什么，而广东的实验室水平还比较弱，香港检测能力强，所以我找了管轶和郑伯健这两位专家帮忙。我们还签订了一份协议，假如有一方发现了病原体，必须共同协商，而且要通过中国卫生部的同意才能发布。我把这份协议拿了出来。

　　为了解情况，当天晚上，我就乘坐两地车去了香港。我们凌晨3点出发，到香港的时候是清晨6点多，为了不打扰他们休息，我一直在管轶楼下等到8点半，才打电话给他。他很意外，说你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说好了有结果必须向卫生部报告，等卫生部同意才公布出来，现在还在研究病原呢！我请他和郑伯健陪我回到广州把情况说清楚，于是又乘坐两地车回来，平息了一场“可能的风波”。

　　当时为了保密，家里人都联系不上我，后来证明是虚惊一场。回头看，我觉得这种粤港合作对重大传染病进行攻关是必须的，也是意义重大的。

　　在家养病8天：5天后肺部阴影消失

　　南方日报：这件事之后您就发烧了，在家休息了8天，这也曾是“秘密”，现在可否谈谈？

　　钟南山：当时我左上肺有肺炎，全身没力，还在发烧，我首先考虑自己会不会得了非典，但担心影响医护人员的士气，我不能在自己的医院住院，也不能对外说。后来，我在家休息，由医护人员上门打吊瓶，由于没有地方挂吊瓶，在我家走廊门框上钉了个钉子，我爱人至今仍不愿意拔掉。这可以说是我最艰难的时候，但我爱人一直照顾我，一句话都没说。好在5天后拍片子，肺部的阴影消失了！我又在家休息了3天后回到医院。今年是十周年，我很感慨，我们医院把全院得过非典的医护人员都请来吃年饭。

　　南方日报：很多人只看到您的光环，不知道这些艰苦，您是拿命来赌，喊出“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钟南山：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左胸很疼，很虚弱，拿个碗都会往下掉。但一直有个信念，就是不能出事！

　　我回到医院后，大家对我很支持。我对时任院长叶广春说，现在呼研所碰到枪口上了，敢不敢把别的医院的病人接过来？如果做得好，医院形象大大提升，如果做不好，可能连一般的病人也不敢来看病了。他想了半天，回答说：干吧！

　　果子狸争议：带头建议扑杀不后悔

　　南方日报：2004年初第二波非典疫情初现，是您带头向广东省政府建议扑杀果子狸。现在回头看，是否冤枉了果子狸？

　　钟南山：这个问题尽管现在还有争议，但有一条没推翻，就是果子狸身上有SARS病毒，而且与人身上分离出来的病毒高度同源，能和人互相传染。当时管轶他们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在第二波的4例病人中，就有两个有接触果子狸或吃野生动物的历史。所以，在当时，果子狸是SARS病毒传播的重要中间宿主。我们连同广东CDC的专家当天上午向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议，晚上时任省政府开会研究，当场决定5天扑杀广东境内的果子狸，关闭野生动物市场。至此之后，广东没有再报告非典病例。

　　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持续有研究。果子狸携带病毒有南北差异，长春军事兽医研究所做过研究，发现河北、湖南等地饲养场的果子狸都没有携带SARS病毒，但在汕尾的病毒抗体阳性率是40%，广州增槎野生动物市场的甚至接近80%。而且，和蛇、大鼠相比，果子狸对SARS病毒的易感程度高得多。后来，有研究说蝙蝠也可能是重要的宿主。

　　在当时，采取这个行动是很及时很必要的，我不后悔。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吃野生动物本来就破坏自然生态和谐。有统计称，最近30到40年来，全世界有60%—80%的新发传染病是人畜共患的，比如艾滋病是非洲黑猩猩传染过来的。所以，非典之后，广东倡导不吃野生动物，是很正确的。

　　非典后遗症：赞成设立患者关怀基金

　　南方日报：对于非典病人使用皮质激素和出现股骨头坏死后遗症的问题，一直有争议，您怎么评价？

　　钟南山：关于激素的问题，香港曾有一起官司，有个患者得了SARS被救活，可后来得了股骨头坏死，要告医生。他们请我过去当顾问，我是这样回答的：当时大家都没什么经验，发现使用激素在抢救重病人时的确有帮助，但使用量过大会导致股骨头坏死，可究竟是命重要还是股骨头坏死的问题重要？

　　根据我们的调查，广东的非典病人股骨头坏死发病率很低，只有2.4%，而其他城市个别医院达到30%。这和我们的激素用量有关。我们的用量大概是每公斤体重2到4毫克，最多的每天240毫克。有的医院用量大概是我们的5到10倍。大剂量激素会明显增加股骨头坏死的机会。事实证明，绝不是所有病人一来就要上激素，我们只有一部分病人在用，而且控制剂量。

　　南方日报：最近北京有非典后遗症患者呼吁成立专项关怀基金，您是否赞成？

　　钟南山：成立关怀基金我是赞成的。而且我们也一直在回访病人。广东1000多个病人，大概也就20—30个病人得了股骨头坏死。还有一个看法是，非典本身就可能导致股骨头坏死，这是一个学术争论，至今还没得到证实。对于这类病人，最严重的就是做股骨头置换。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不能忘记他们，要给予关怀。

　　非典会否重来：病毒或长期存在

　　南方日报：最近贵州报告禽流感死亡病例、英国发现新SARS病毒，大家都很关注，非典会不会重来？当年来无影去无踪，到底是什么原因？有一种说法是非典病毒可能是在实验室里偶然混合产生，再传播到人类和自然界？

　　钟南山：这只是一种假说。我们一直没停止过对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在非典过后就曾对广东的部分人群血清进行检测，发现有少数人对SARS病毒抗体呈现弱阳性。他们不是原来登记在册的非典患者，弱阳性说明他们可能原来不知不觉感染了SARS病毒，又不知不觉自愈了。这说明非典病毒在2003年前就可能存在人群中，有点像EB病毒、疱疹病毒一样，只是变异较少、毒性较弱。

　　病毒的未知数太多。非典、人禽流感分别在2003年、1997年才发现，但我估计以前可能就有，只是过去人们得了严重感冒、严重肺炎，治疗不好死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到后来我们才开始关注。所以，SARS会不会长期存在，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南方日报：所以，我们要始终保持警惕？

　　钟南山：是的。2009年甲型H1N1流感流行，有人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反应过度”。当时，对甲流最警惕的地区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为什么？因为我们受非典影响最大，知道一旦流行对政治经济都可能产生很大影响，这是没经历过的人不能体会的。后来甲流疫情趋稳，是不是我们的积极措施就错了？我不这么认为。对每个可能出现的传染病，我们都要进行积极预防。现在我们有较好的传染病监测系统，一旦出现问题，也可以及时采取措施，肯定不会像当年遇到SARS那样了。

　　十年心路

　　讲真话：真话起码是心里话

　　南方日报：从当年的非典到2009年的甲流，再到目前的灰霾，转眼十年，一个个重大公共事件让您始终站在聚光灯下。一出现涉及医疗和健康的大事件，老百姓和媒体就想听听钟南山怎么说。

　　钟南山：对灰霾的问题，中央电视台记者给我打电话，我在家里连线说了几句。对于这些关乎全民健康的公共卫生事件，我觉得我有必要表达自己的看法。让我欣慰的是，现在国家及有关部门已经开始重视和解决这一污染问题，包括提高油品国标。

　　我很感谢公众和媒体对我的信任。在很多时候，我们专家的声音通过媒体放大，可以与民意互动，影响政府，推动社会进步。比如去年的PM2.5监测和公布问题，我们在全国“两会”上通过媒体呼吁了，广东珠三角率先动起来，后来全国各地也纷纷跟进，比原本2016年公布的计划大大超前。

　　我推崇讲真话，但真话不是真理，真话不一定是对的。但真话起码是心里话。任何一个群体，或者单位、家庭，如果都能够讲真话，一定会是和谐的群体。当然，讲真话要以事实为依据。特别是涉及到人体健康，要非常严肃地对待。

　　谈荣誉：应归于团队每一个人

　　南方日报：这十年来，您的声誉达到顶峰，特别是出任中华医学会会长，打破了卫生部部长兼任会长的惯例，今年又连任全国人大代表。但您也累坏了，做过一次心脏支架手术，听说手术前还写了遗嘱。

　　钟南山：事业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我只是年长几岁，当一个带头人，荣誉应该归于团队的每一个人。我现在的任务是多培养、多帮帮年轻人。

　　很多职务都是有关领导找我谈，让我当的。比如当中华医学会会长，当时没有先例，其实我不想干，因为当时我心脏有房颤，担心身体受不了，领导专门找我谈，甚至还让我直接去北京工作，不要在广州了，但我不同意，我的根在广东，我始终想当一名医生。

　　我2007年做了一次心脏除颤手术，不能再打篮球。这场病让我对健康和生命的认识更加深刻。我现在常说，事业是一个皮球，掉下去还能弹起来；但健康是一个玻璃球，一掉就碎了。

　　说遗憾：两次谈话被央视删节

　　南方日报：这十年有什么遗憾？

　　钟南山：我本人没有太多的遗憾。但公众、政府部门以至媒体对医务界的一些偏见没有改变，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遗憾。不能非典一走，汶川地震一过去，医生就从“白衣天使”变成“白衣狼”。这个队伍是有害群之马，是存在问题，但大部分人是很辛苦地工作，很多问题是体制性问题，不能只怪他们。

　　2003年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采访我时，主持人王志说到对医务人员的看法，我说社会对医务人员是不公平的。有份报纸曾经这样登过，一个版面是描写医务人员如何抢救非典病人，另一版是说他们如何拿回扣，这就好像给你一块糖、再打你一巴掌。谈到这个问题我很激动，哭了。但真正播出的时候这段全部被删掉了。

　　还有最近中央电视台评选“最美乡村医生”，让我去颁奖，我说了一段话，大家都很敬仰这10个最美乡村医生，但别忘了，他们中有5个有重病，公众、社会是否应该对他们多关心？还有更多的乡村医生，不能光是歌颂，至于怎样帮他们就没下文了。在我看来，他们最需要的不单是敬重和爱戴，更重要的是实质性的支持。结果这段话在播出时全被删掉了。

　　对于这两次被删，我觉得遗憾。媒体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今年全国“两会”，我会继续关注基层医生待遇和灰霾、青少年体质、食品安全等问题，现在还在搜集意见。

　　反思与梦

　　非典遗产：最大改变是更关注民生

　　南方日报：您认为，非典对中国最大的改变是什么？“非典遗产”中有哪些最值得我们铭记？

　　钟南山：最大的改变，是更关注民生。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民生涵盖教育、健康、住房、科技等各个领域。非典启发了我们，不仅要先让少部分人富起来，最终还是要带动共同富裕。邓小平的这句话，现在做了前半句，后半句还要进一步努力实现。

　　我们对民生关注还做得不太够，包括对医疗和环保的投入。非典只是突发性传染病，但我们遇到的公共卫生问题其实有很多。百姓健康不仅与个人生活方式、心理平衡、运动、饮食等有关，还与绿色环境有关，包括空气、水、食物等，样样都值得我们关注。如果等到像洛杉矶和伦敦早年那样，出现毒气，每天很多人死于环境恶化，那就不堪设想了。

　　十年新计：心愿是建立广东呼吸中心

　　南方日报：十年过去了，从非典到灰霾，又来了个呼吸系统的问题，给我们敲响了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的警钟。您的身体还很好，展望下个十年，有什么心愿和计划？

　　钟南山：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把广东呼吸中心建立起来。我们的呼研所专业已经连续3年在全国排第一了，希望能利用这个龙头地位，做好研究而不是扩大病床数量。

　　现在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为什么要比心血管等疾病落后？因为这种疾病往往早期没有症状，不容易被重视，如果出现明显症状，就来不及了，就像肺癌、慢阻肺等。应该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等疾病，在还没出现症状时就开始注意和治疗。我希望与加拿大、日本、丹麦等很多出名的研究所合作，在广东打造国际先进的呼吸中心，一个产学研结合的、临床和基础结合的、具有转化医学特色的中心。这个中心要做的事有三大方面，包括疑难病治疗，全国高级人才培训以及科学研究。这是我作为一个老呼吸科医生的心愿。

　　世家期望：希望孙子继续学医

　　南方日报：您的父亲钟世藩教授是中山医学院著名的“八大金刚”(八位一级教授)之一，您可谓出身医学世家，但由于文革影响，下过乡、当过锅炉工，直到43岁才出国留学，可谓大器晚成。十年前的清明节，是抗击非典最艰难的时期，您给父母扫墓，转眼十年过去了，又会对父亲说些什么？

　　钟南山：父亲是我一生做人从医的榜样，他的鞭策是我这些年很大的压力，也是动力。我现在还会想起父亲晚年捂着一只眼睛伏案写书的情景，他还担心我事业无成，不时问一句：“你今年几岁了？不年轻啦。”父亲很少表扬我，唯一一次就是我在英国留学时，导师给大使馆写信肯定我的工作。父亲写信表扬我说，你确实证明了中国人并不是不行的。他特别不喜欢我做行政。他1987年去世，我1996年评上了院士，晚了几年，很遗憾他没看到。

　　2003年清明节，我站在他们墓前祷告说：“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诲，不违背良知、不说假话！”现在我的儿子也是当医生，最大的孙子16岁，他有意向学医，希望他把这个想法延续下去。

　　总策划：张东明 

　　总指挥：陈广腾

　　执行：段功伟

　　采写：南方日报记者 陈枫 曹斯

　　摄影：南方日报记者 郭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