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演变
中国今日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已沧海难复桑田，城镇化战略的内涵也已相应发生了变化
30多年时间里，市场化这只大手把乡土中国推向了城市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撤退，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而眼下，这个历史进程正在加快。
从“上山下乡”，到“城市领导农村”，再到“小城镇、大战略”，后至发展大型城市，中国在城镇化道路上曾经历过政策与思想上的摇摆与争议。如今，建设新型城镇化的政策被官方和学界轰轰烈烈地推出，它与20年前的中小城镇发展战略有何不同？新一轮城镇化要摆脱过往“城市领导农村”的利益纠葛和行政束缚。
2013年地方两会收官，城镇化成为各地两会上的焦点。与此同时，城镇化发展十年总体规划也已下发地方进入征求意见阶段，规划欲推进更有质量的城镇化，强调人的城镇化。
《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还获悉，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下称《规划》)已经编制完成。《规划》从多方面对城镇化做出部署。
“小城镇大战略”的演变
自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小城镇，大战略”一直是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战略，“严格控制大型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基本上是这20年中的主要思路。
市场规律发生了作用，“小城镇，大战略”最终被迫放弃的原因，在于农村工业化道路的失败。被设计为小城镇发展推动力的农村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解体和凋敝。
各种资源要素源源流向了在地理位置和政策上更具有优势的沿海地区，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形成沿海地区的城市群落。大城市的工业化与人口聚集效应越来越明显，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由大城市带动和辐射中小城市形成“城市群”的格局逐渐形成，并且在一些政策上被正式确定下来。
出口导向型为主的沿海城市工业化，吸纳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为中国经济创造了10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
不过，这种“大工业，大城市”的发展模式走到今天，也在面临着种种瓶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外需市场疲软，出口型企业遭受重创。更为深远的变化还包括国内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极为廉价的劳动力供应过盛时代已远去。
工人离乡离土的大生产模式，也造成农村空巢化和留守儿童等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都让发展的中国经济付出了较大代价，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历史性转折。
市场又一次悄悄地进行这选择。仿佛是一个轮回，新型城镇化被寄予厚望，并被高层作为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的发展策略而屡被提及。
这与当初社会学家费孝通所提出的“小城镇，大战略”似乎思路相近，同样是农民“离乡不离土”，参与中国工业化进程。其实有所不同的是，中国今日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已沧海难复桑田，城镇化战略的内涵也已相应发生了变化。
在2012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依托县城和县域中心镇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对于解除户籍制度束缚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20多年前，就地城镇化违背了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规律，小城镇与大城市发展速度的日渐悬殊，证明了计划调控的城镇化是无源之水。而如今，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日渐完善，制造成本上的差异，其对产业的吸引力和黏性凸显，以工业化为依托的新一轮城镇化时机，也随之到来。
一场深刻变革已经拉开序幕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提出了“中国梦”的说法。与此同时，人们认为中国城镇化过程进入了后半程加速阶段。人们从新型城镇化找到了实现“中国梦”的希望。
很多学者称，当下中国社会改革迫近深水区，中国社会的进步已经推进到必须通过改革来创新和完善社会制度的新阶段。后半程的改革恰好与后半程的城镇化相遇，似乎也意味着社会各领域变革的时空格局最终到来。未来新一轮发展或将借助新型城镇化换档提速。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文章称，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其能否托起“中国梦”，关键取决于能否深层次地理清和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
比如，“农村中国”与“都市中国”之间隔着深深的鸿沟和难以融合的价值观差异。农村精英流失造成“农村失语”问题，最终造成群体性事件。在现实情况下，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如何平衡好城镇的观点与三农观点，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人民日报》称，提高城镇化质量，迫切需要摒弃对农民工“经济性接纳，社会性排斥”的功利主义“二元态度”。
一些学者将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称之为，是继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公私合营改造、30多年来的改革开发之后的“第三次社会变革”。第三次社会变革正是针对一些根深蒂固的顽疾，预计需要推进30年以上。
这将是中国未来所面临的最为困难的发展时期。历史无数次地告知后人，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是“利益的再平衡”的集中爆发与“残酷博弈”的过程体现。
一场即将改变中国未来的深刻变革已经拉开序幕：一方是凭借强大资本实力“觊觎”廉价土地已久的“利益阶层”，另一方是幻想通过“土地换身份”来实现与城市人“同富贵”的农民们。双方“残酷博弈”的过程将深刻体现出“政府的利益倾向”，而这正是这场变革所昭示出的深刻社会意义之所在。
如果顺利度过这一阶段，中国将在新中国成立百年之前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也具有树立表率和传播价值观的意义。
“人的城镇化”是核心问题
谈论一件事物新形态的时候，人们总喜欢梳理其旧有面貌。3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速度是惊人的，但这样的城镇化过程存在诸多问题。
比如，2亿左右的外来务工人员只是作为经济生产工具实现了城市化，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羁绊以及其他人为障碍，他们并没有实现“人的城市化”。 如果考虑到2亿左右外来务工人员并未真正融入城市中这一点，中国城镇化率还不到40%，低于官方数据约10个百分点。
外媒称，近2亿农民生活在城镇里却没有得到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这样的传统城镇化实质是将农民利益“边缘化”。
这些漂浮的人群，其人力资源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也没有得到结构升级，进而影响了工业化升级进程。但他们却是城镇化能否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的关键因素。
有研究认为，在中国近10年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中，城镇化贡献了3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点，新增投资需求达6.6万亿元。对消费的拉动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以2010年为例，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比农村居民多消费9089元。
问题在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缺失，限制了这部分人群的消费支出。“在城市挣钱，回家乡花”是这个群体的一个普遍特征。
有相当部分的意见认为大城市已经饱和，无法容纳更多的新市民并为其提供公共服务，这背后实际是城市居民利益群体的偏见与阻力。这一切都对城镇化的成效造成了负面影响。
解决人的城镇化依然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新型城镇化要着力解决的就是“人的城镇化”。
“13亿人的现代化和近10亿人的城镇化，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这条路走好了，不仅造福中国人民，对世界也是贡献。”李克强曾表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是国家着眼于中国社会的未来持久健康发展而实施的利益再平衡工程，是实现中国资源空间价值，即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总价值与国民个人总价值提升的国家工程。新型城镇化突出的是“新”即城乡统筹。
(根据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南风窗》、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中国网相关内容整理)
中国乡亲要进城
李克强强调：“推进‘新四化’必须要以农业现代化作为支撑。没有农业现代化，那我们的粮食产量就很难上去，质量更难提高。”
城市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城市是文明的载体，它是行政、教化、非农经济活动等的支点。历史上，城市的演变伴随着人口的迁徙。
根据欧美日韩的经验，城镇化率超过50%后将会经历一段快速的城镇化阶段，即一个人口快速导入城市的阶段。
中国的乡亲们，要进城。进城之后，整个社会将面临哪些主要问题呢？
人口曾多次大规模迁徙
在20世纪初，世界上只有1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到了90年代，城市人口已经达到42%，即全世界约21亿人居住在城市里。有美国学者当时就对中国城镇化过程中预计的进城农民人数感叹道，“这真是世间少有，也越显得问题重大。”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如果按户籍人口计算仅为35%左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也低于许多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差距也是潜力，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如果城镇化率的提高保持目前水平，每年将有1000多万人口转移到城市。
中国是世界城市发源地之一，古代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相比，不仅数量多，规模之大也是世界所罕见的。从汉代到清代，县级以上的城市基本保持在1300个左右。《中国建筑史》列举了世界古代十大城市中前7位的城市都是中国的都城。
中国古代的城市化水平也远远居于世界前列。南宋时期，南方的部分城市人口比重更高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此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逐渐下降，但直到近代才落后于世界。
180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仅百分之三，而中国在唐代时城市化水平即达百分之十。
然而，也不得不提到中国城市的发展是同社会的发展相一致的，每当社会繁荣、稳定时，城市就获得大的发展，而当社会发生动乱时，城市也遭到破坏。
几乎每一个王朝的末期，城市都面临毁灭性的灾难，不少城市成为废墟，生长线中断，即使幸存的城市也是残破不堪。因此，古代中国的城市虽然多次出现辉煌发展，但很难持久保持，随王朝的兴亡而兴盛衰落。发展---衰落---破坏---恢复---发展---衰落---破坏，如此周而复始的循环，成为古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特点。
人口迁移往往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出现了城市内的经济企业，在1949—1957年间，城镇人口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自1958年末起，城镇人口的增长受到政府严格控制。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南下打工大军的出现，中国人开始每年一度的大迁徙。
特色城镇曾遍地开花
古代城市化过程中，因由自由的发展，孕育了各具特色的城镇，避免了千篇一律的怪相。
晚唐以来商业中心的兴起至两宋而大盛，更促成中国历史上商业镇的出现。这些县以下的镇级聚落的发展，主要依托于自身的经济功能而不是行政功能。
它们其中一些是唐末设置的军事型镇所，但大部分却是不设城墙的。在交通交会处以手工业或贸易发展起来的小城市，当他们发展至一定规模时，政府赋予他们新的城市行政身份。
1080年时，在全国的1135个县中，共有1810个此类镇。不少镇是在大型商贸城市周边出现的，如在开封府便有31个镇，河南府有22个镇。在镇下，出现了更低层次的商业点---草市。它们为农副产品提供了定期的交易场所，其中一些“草市”甚至升格为镇。
宋代对外贸的鼓励以及它的造船和航海的发达，使兴旺的海港成为当时城镇化的另一个动力，加添了另类城市。在北宋，这些城市便有六个。在南宋又添加了三个，即：镇江、温州和江阴。大部分海港城市位于南方，临近出口产品的主要产地。在陆上的重要通道口，也出现重要的商贸城市，如天水等。
在北宋时期，人口过10万的大城市超过40座。因此，两宋城市规模已超越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它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大的10座城市中超过一半的数量。
唐宋五代十国的纷乱所产生的统一的政权宋，虽然在军事上和领域上远逊于汉唐两代，然而却自领风骚成为中国又一伟大时代。其背后三大原因之一是城市居民，即“坊廊户”的出现。它所涉及的居民身份和房产税，是城市和农村分离与出现不同性质的开始。
两宋的城市居民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从事工业制造、贸易、营商和演艺娱乐的自由，这些自由在城市内几乎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同时也导致城乡之间的分别。
“十国”时代中国南方的区域间贸易已很蓬勃，至南宋更盛。当时出现了区域的经济分工，比如河北盛产铜和铁，太湖地区产稻米，福建产茶和甘蔗，四川和浙江造纸，成都和杭州印刷和出版，湖北湖南和浙江产漆器，开封(汴京)和后来的浙江产瓷器等。当时的国内贸易以一般消费品为主，而外贸则集中在奢侈品如香料、珠宝、象牙、珊瑚、犀牛角、药材沉香、丝和上等的茶和瓷器等。
守好天下粮仓
土地制度改革一直是牵涉到中国人吃饭问题的最核心部分，它经常带来社会深远改变。
因为耕地的开拓、新技术的应用导致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水稻)和经济作物的推广，使土地市场形成，导致农地的兼并和大庄园的出现。
宋代人口由初期(970年)的2100万人增至1110年的8560万人，但是农业人口的比率却在下降。在11世纪时的北宋，14%的人口拥有了全国77.5%的耕地面积。农业具有高效率，不少农民失去土地，被迫流入了工、商及服务性行业，促进非农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
清后期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分水岭，却曾面临另外一种局面。传统的农业经济已发展至超前饱和，出现了重大的不可持续危机。新儒学赖以支撑的传统农业，在清中叶已经发展到尽头。
没有新的农业技术，本身已很难支撑下去。道光中期，人口增长至4亿，有1亿人无地可耕，或者难以通过中国的传统农业自给。由此导致的田地、米粮的自然涨价，使新儒学的“民为本”的统治目标难以落实，社会出现严重危机。
守好天下粮仓，确保粮食安全，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2013年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12年《城乡一体化蓝皮书》认为，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导致土地要素流出粮食生产领域，工业化、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相互争地的矛盾日渐突出。
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时指出，农业现代化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和重要支撑。“守住管好‘天下粮仓’，实质上就是要把好耕地红线、打牢农业基础、确保粮食安全。”
然而，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8亩，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耕地质量总体偏差，“三废”污染等问题严重。李克强强调：“推进‘新四化’必须要以农业现代化作为支撑。没有农业现代化，那我们的粮食产量就很难上去，质量更难提高。”
(根据新华社报道，以及《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中国城市史纲》、《近代中国农民进城的社会史考察》等相关著作内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