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说，SARS爆发前，对于突发性疾病的信息公开问题，卫生部门一般采取“内紧外松”的政策。但在SARS之后，对“内紧外松”的理解发生了一些变化

　　本刊记者/王全宝

　　十年过去了，但谈起SARS事件，殷大奎依然欲言又止。

　　殷大奎，卫生部原副部长，在任时长期分管全国公共卫生工作。2003年，在SARS爆发之时，殷大奎从卫生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已近两年，但一个电话把他又重新送到SARS攻防战的第一线。

　　2003年4月21日，也即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免职的第二天，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总指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办公室给殷大奎打了一个电话。“她(吴仪)让我出山。我说我都退了，但她坚持说，不管你退不退，现在是危难当头！”殷大奎回忆说。

　　于是，殷大奎再次被委以重任，成为国务院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督察组成员、河南督察组组长。在这场新中国遭遇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中，他亲历了全过程。

　　在SARS爆发十周年之际，2013年2月22日，殷大奎在西安市一所宾馆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你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知道爆发SARS的？

　　殷大奎：实际上在2002年年末，我就听说出现一种呼吸道疾病，但是详细情况不是很清楚。真正知道SARS的发生，应该是在2003年元旦以后。一方面是出于职业的敏感，另一方面，是部里有些同志向我请教有关这种传染病的问题，我由此就知道了。到了2月，有更多人向我提供了有关SARS的信息。

　　最初我曾经怀疑是“鼠疫”，也怀疑过是“禽流感”，但后来很快排除了。

　　中国新闻周刊：知道这个情况后，如何处理呢？

　　殷大奎：我记得3月初的时候，信息还不是很透明，但当时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在疾控专家圈子里，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北大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地坛医院也将相关信息陆续反映过来了。我着急得不得了。

　　正值两会期间，我当时是全国人大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我发言了6分钟，主要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公开问题。我谈的内容是有所指的，但没有说得那么透。我当时提到，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必须要做到信息透明，及时公布，否则将来要出大问题。

　　期间，我还向时任中国疾控中心的领导建议说，根据我的经验，这个(非典型肺炎)多半是新发的呼吸道疾病，你们要找一些临床专家来一起研究。因为疾控中心主要是负责公共卫生事务，要把公共卫生和临床专家的研究结合起来。

　　到了4月，世界卫生组织赴中国调查，说明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那时已经有些医生感染了病毒，甚至在工作岗位上牺牲了。我是中国医师协会会长，看到我们大家庭的成员、我们的战士一个个倒下，我很心酸。于是决定召开一次研讨会，给医护人员普及一些预防知识。不到三周时间，会议就筹备好了。4月20日，第三届中国医师论坛在亚运村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了。

　　广东是较早接触这种传染病的，有预防经验。于是，我把钟南山请了过来。会上，钟南山就SARS在广州怎么被发现，怎么处理的以及临床诊治等情况作了专题报告。

　　当时，信息还是不透明。让我很欣慰的是，那次会议给医生们普及了有关知识，减少了SARS对医务人员的危害。

　　4月20日刚刚开完会，我就接到一个电话，说张文康和孟学农被免职了。

　　中国新闻周刊：重新上岗，成为防治工作督察组成员后，又发生了什么？

　　殷大奎：4月21日，我就接到吴仪办公室电话，说国务院近日陆续派出督查组，对各地非典型肺炎防治情况进行督查。一开始让我去山西，后来又让我去河南督查。

　　临行前，吴仪副总理专门召集督察组成员开会，会上先是宣读了温家宝总理关于督查组的六点意见。吴仪说，现在大政方针已定，关键是扎扎实实地落到实处。派我们督导组到各地，就是为了督促工作是不是落到了实处。

　　4月22日，作为河南省督查组的组长，我飞往河南开始督查。记得动身那天，在北京机场人相当多，大家像逃难一样，其中大部分是学生。

　　河南是人口大省，到外地的流动人口多。我压力还是很大的。刚到河南当天，我还搞了个“小动作”，让一位专家到公用电话亭给河南当地疾控中心打电话，说我们是北京来的，还没有住下来，其中有个人发了烧。结果，当地疾控中心接到电话后很紧张，问你们在哪里，不能动啊！接着，疾控中心医护人员穿着隔离服赶过来了，速度非常快。事先他们也不知道是我们，说明他们很重视这个问题。

　　当时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是李克强，省长是李成玉。河南对疫情很重视，李克强亲自抓这个工作。尽管当时全国的情况相当严峻，但我到河南的时候没有发现二代病例。后来出现的病例，都是外地输入的病人。河南人口密集，交通四通八达，如果出了问题，麻烦就很大。

　　有个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河南打工者在北京某医院担任护工，因为护理SARS病人感染了，医院要把他撵回河南。为此，我到河南当天晚上，就给国务院非典防治办公室写了一封信，建议“就地隔离”。后来，中央很快就下发了文件，要求对SARS病人就地隔离治疗。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中央高层对SARS有哪些担心？

　　殷大奎：4月下旬，有一次我陪中央领导同志下去视察。领导问我：大奎，你分析一下明年情况会如何？我当时回答说，SARS还可能再来，但我们绝不会像今年这么狼狈，毕竟我们有了一定的防治经验。但我也说，在SARS的应对方面，如果10分是满分，我们现在最多只能打5分。还有不少问题没有搞清楚。

　　中国新闻周刊：10年前，如果出现重大传染性疾病，卫生部门一般会采取什么态度？是公开还是不公开？

　　殷大奎：这要看什么情况。在卫生部任副部长时，我曾主管公共卫生以及传染性疾病防治。当时对于突发性疾病，一般是采取“内紧外松”的政策，也就是说，卫生系统内部抓得很紧，但外面都还不知道(发生了疾病)。

　　在副部长任上时，我就曾处理过另一起在我国首发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但我们很快就把它干掉了！当时，我感觉压力非常大。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采取“内紧外松”的政策？

　　殷大奎：是情况还不完全清楚，如果这些重大疾病弄不好，容易引起社会动乱。但是非典之后，“内紧外松”的观念有些变化，更主动地对于传染性疾病采取公开态度。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该向公众公开。目前，在信息化网络化的背景下，国内外信息交流非常频繁，出现问题要及时处理，不能捂盖，否则要承受更大损失。

　　中国新闻周刊：SARS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意味着什么？

　　殷大奎：公共卫生最体现公益性。最近北京雾霾天气，这是最具有公益性质的，做好了大家都受益。每个人都要呼吸空气，北京的PM2.5值这么高，穷人和富人都逃不过。所以，公共卫生是政府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前，我当过四川的卫生厅长，我开玩笑说我当的是“叫花子厅长”， 要四处讨钱。从四川卫生厅长到卫生部副部长，我很清楚公共卫生投入前后的变化。

　　SARS虽然是件坏事，但它推动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SARS之后，我们国家对公共卫生工作有了更多的重视，疾病预防的控制也得到更多关注，特别是早期的预防。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投入也增加了，特别是在医疗保障上投入非常大。

　　SARS之后，国家也加大了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尤其是在基层，这个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了。而在10年前，卫生防疫体系只是一个框架，很不完善。作为一个老卫生工作者，我对此感到很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