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施政地理”
丰富的阅读与实践让李克强的视野与众不同。就任地方大员期间，他给河南带来一场头脑风暴，又给辽宁带去一双“眼睛”
本刊记者/韩永
“刚才你说的话，我怎么有‘有罪推定’的感觉啊？”
3月17日的总理新闻发布会，在回答美联社记者“中国是否会停止对美国的黑客攻击”时，李克强面带微笑，语调平和，说了一个美国人耳熟能详的法律术语。记者席中发出会意的笑声。
这是一个暗藏玄机的问题，预设了“中国对美国黑客攻击”这一事实。直接回答容易中招。李克强选择了一个巧妙的方式，四两拨千斤。
河南省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厅级官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他对这样的反应非常熟悉。他回忆说，自己当年向省委书记李克强汇报工作，没说几句话，他就已经明白你要说什么。“一沓20多页的材料，他一扫一页，看完后马上拿出自己的意见。”
这样表现的背后，除了天分，还有持续不断的学习——从书本中，也从实践中。
李克强的书单
在安徽合肥市徽州大道与红星路交叉口，坐落着一个院子，院门已被废弃，里面有两座大楼，围栏处锈迹斑驳。这是“红星路80号”，是李克强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
当时，这个院子分前院和后院，前院是安徽省文史研究馆办公的地方，后院是宿舍，中间有一个通道连着。一到做饭时间，过道上的煤球炉灶里，就飘出诱人的味道。
李克强走在这个通道里，见了熟人打声招呼，有时还抱抱邻居家的小孩，父亲李奉三见了，忙说：“小心抱跌跤喽。”
年少的李克强，留给邻居的印象是“话不多，不怎么调皮，特别爱学习”。有时候搬个凳子自己学，有时候跑到对门的李诚家里学。
当时，大院里有一个由两件平房辟出的图书室，四五十平方米，藏书近万册，供安徽省文史馆馆员研究之用。李诚是这间图书室唯一的管理员，兼做出纳与采编。
这个地方对李克强有着特殊的吸引力。“由于是北房，又书拥四壁，室内光线略显昏暗，但很寂静，与喧闹的院落形成反差，有些神秘的感觉。”李克强在《追忆李诚先生》一文中写道。
有时候放学归来，李克强会悄悄溜进图书室，这儿看看，那儿翻翻。这儿没有一本儿童读物，多是线装书和旧版书，李克强不知所云，但他喜欢这一种氛围——“一种书香四溢的氛围。”
在这个氛围里，50多岁的李诚每天端坐桌前，手不释卷，或执笔圈点，或颔首低吟，很有画面感。
后来，“文革”爆发，小学和图书室都被冲击，李克强和李诚双双“赋闲”在家。李奉三钦佩李诚的学问，领儿子拜师，开始了长达5年的传道授业。每晚9时，李诚烧上一壶水，把脚放在一个不大的搪瓷盆中，开始给李克强讲国学、治学的方法以及古今轶事，每天近一个小时。
李诚给李克强开了个书单，里面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四史”，还有《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桐城派色彩的书。他反对李克强读《古文观止》之类的“村书”，也不主张他读后来人作的《中国通史》之类的书，说夹叙夹议太多。
对李克强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吸收知识、奠定国学底蕴的过程，还是一个培养读书习惯、以书格人的过程。
1974年，李克强去凤阳县东陵村当知青。他白天干10个小时的农活，晚上回来还看书。有一回替别人家烧火，边烧火边看书，火熄了全然不知。
村民们对这个“又黑又瘦年轻人”的劲头啧啧称奇。李克强这时候看的书，史学类居多。
进入北大后，李克强读书的渴望得到充分释放。他的同学何勤华回忆说，没有课的时候，李克强一早就离开宿舍，吃完早饭就去图书馆，除了午饭和晚饭之外，一直要待到晚上闭馆才离开。
李克强此时所读的书，以法律、经济居多，为了学习英语，英文原版书也看一些。
李克强很早就对经济问题兴趣浓厚。他看了很多经济学理论的书，茅塞渐开。同学何勤华写了一篇文章，说资本家只顾剩余价值而不顾亲情，李克强给他提意见说，最好看一下二战后西方资本运作的新情况。
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李克强的施政思路中，有很多经济学理论的运用。
李克强学习英语，简直就是一则励志故事。他自己制作了一个小本，正面是一个英语单词，反面是中文解释，死记硬背，认识的单词就翻过去，不认识的就看中文解释。“克强学英语的刻苦勤奋，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同学何勤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走在路上也在背，上食堂吃饭排队时也在背，外出坐公共汽车等车时也在背。”
工作之后，这个习惯依然延续。同事会发现他带着随身听，摇头晃脑学英语。他读英文原著，看英文电影，最常看的频道是CCTV-NEWS。有时候一家人在一起，也会用英文对话。妻子程虹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老师，专攻美国自然文学研究，是李克强学习英语的“贤内助”。
良好的学习能力让他的视野与众不同，这在他担任地方大员时展露无遗。
头脑风暴
李克强在河南的第一个“施政纲要”，就引发了一场“头脑风暴”。
2002年12月，李克强就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此后，他着手推出《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这是他在河南的“施政纲领”。王永苏是主要执笔人。
他把河南省实现小康社会的路径，归纳为三条：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动农业现代化。
这个顺序，与河南传统的做法相差很大。过去，基于中央的要求和河南的省情，该省一直把农业放在各个产业的首位，说完农业，才会说其他的产业。现在，李克强把农业放在了工业和城镇化的后面，成了“老三”。
那一年6月的一天，王永苏和省委副秘书长杨春雨一起，向李克强汇报这些意见，同时听他阐述。
这是一个初夏的午后，窗外知了尖叫，屋内热气上升。李克强从办公室椅子上走下来，三人围成个半圆。李克强笑眯眯地，一如今年3月17日新闻发布会上的神情。
杨春雨说，现在大家的意见是，中央把“三农”放在重中之重，放在第一位，河南放在第三位，跟中央精神不一致；另外，河南的省情是农业大省，重视农业是题中之义。
这些意见分量很重：上不合国家精神，下不合河南省情，《纲要》何以立足？
李克强身体微微前倾，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表达观点的时候喜欢带着手势，似乎为了增强力量，同时也控制节奏。
王永苏慢慢理解了李克强的独特思路：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就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而且是为了更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只是路径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就“三农”论“三农”，现在是跳出“三农”说“三农”，把“三农”放在一个大盘子里，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让农民转化为工人、市民，自己脱贫的同时，也让农村土地适当集中，农村的现代化则指日可待。
李克强曾经测算过，在农村人均1.2亩地上做文章，不可能大幅提高农民收入，也不可能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即使人均5亩地也难以做到。必须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河南省社科院城市研究所所长王建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家庭联产承包确是一次对生产力的解放，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对生产力的抑制。
“他是个系统的思维，把所有的问题放在一个系统里，谁在哪谁在哪，看在哪个地方着力对整个系统最有效。”王永苏说。
理论上是这么说，但观念的转变非一日之功。这时候，李克强表现出了足够的耐心。《纲要》完稿以后，他不急着发下去，他建议王永苏把理论界动员起来，让他们的研究跟省委的决策有机结合。
农民进城，城里要有工作机会才行，这就需要招商引资。李克强提醒河南的干部，过去河南人老说自己人口多，基础差，底子薄，人均水平低，这不利于招商引资，以后要换个说法。“人口多就是市场大，基础差、底子薄都说明发展的空间大。中国叫‘发展中大国’，河南就是中国的缩影，为什么不可以叫‘发展中的大省’呢！”
换个角度想问题，对于长期以来信奉“中庸之道”的河南人来说，可谓另僻蹊径。
郑东新区建设，李克强又给了河南人另一个冲击。此地原是一个军用机场，占地两三平方公里，后来要搬走，郑州市有意引进港澳的资金，在原来的区域建一个“港澳新城”。向李克强汇报时，他觉得气魄不够，认为要建就要目光更远大一些。于是，规划重新修改，改名“郑东新区”，占地150平方公里。如今，郑东新区已成为郑州的地标。
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道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克强留给河南人的，是强化了城市意识。
农民进城与民生网底
而在辽宁，李克强给中国这另一大省带去的新意，是在一个外界惯性认为的内陆省份，新辟了一个沿海开放带。
2005年初，走马上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不久的李克强，沿着海边走了一圈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辽宁是一个沿海大省，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克强对“沿海”有一个新的解释：不仅包括海岸线，还包括向内陆延伸最多100公里的腹地。“就相当于建一个距离较远的码头。”
按照这个标准，分别离海岸线30公里、90公里和100公里的锦州、朝阳和阜新，都是沿海城市。
这是一份让人羡慕的沿海资源：陆地海岸线占全国12%，14个地级市中，有6个在海边，全省三分之二的面积距离海岸线不到100公里。更重要的是，在沿海一些省份遭遇土地瓶颈时，辽宁沿海却存在着大片废弃的盐田和荒芜的盐碱滩。开发既不占用耕地，又成本低廉。
有人说，李克强给辽宁带来了一双“眼睛”。这双眼睛里，有李诚早年的教诲，有东陵村4年的磨砺，有法律和经济学的专业积淀，更有扎实的一线调研。
有时候，李克强会一个人坐火车去调研，连秘书都不带。
2004年12月26日，抚顺零下29度。刚刚就任省委书记12天的李克强到该市莫地沟棚户区调研。他看到当地的墙体多处开裂，屋内的温度都在零下20多度，700多人共用一个厕所。这让他非常震惊。恶劣的环境让外地人避而远之，当地曾经连续5年没娶进来一个媳妇。
当听说79岁的全国煤炭系统“技术状元”王文章已在这儿住了50年后，李克强热泪盈眶。他说出了一句至今让沈阳百姓记忆犹深的话：“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你们搬出棚户区，住上新楼房。”
在今年3月17日的记者会上，李克强说：“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
莫地沟调研4天后，李克强在省委九届八次全会上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完成全省5万平方米以上城市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任务。这被列为该省“一号民生工程”。
不到两年，辽宁省拆除棚户区1212万平方米，建设回迁楼1931.5万平方米，安置棚户区居民120万人。“要住房，找克强”的说法不胫而走。
在3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克强说，要编织一张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兜住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这一方面是为社会稳定考虑，同时也是降低城镇化的门槛。他承诺，本届政府下决心再改造1000万户以上棚户区。
按照社科院在2011年发布的报告，中国已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很多人担心，中国会步拉美国家后尘，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城镇化的速度超过了城市的承受能力，出现了很多贫民窟。
辽宁省一位退休官员说，城镇化与基本保障，代表了政府的两个执政方向，前者代表发展与效率，后者代表稳定与公平，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是摆在李克强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实习生刘蔚、孙晓磊对本文有贡献)
李克强的北大印记
在北大法律系77级的昔日同窗眼里，李克强是个低调的同学，沉默寡言，上大课时喜欢坐在后排。他学习刻苦，勤于实践。在北大学习法律、以及从事经济法教研这段经历，对李克强日后引领一个大国的经济工作颇有影响
本刊记者/申欣旺
看完新任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会直播后，陶景洲说，“很真实，克强一点都没变。”
在陶景洲眼中，克强还是那个克强，自信、真诚。
1977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恢复招生，83名出身各异、年龄不一的学生通过高考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北京。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北大法律系选拔学生的标准。日后这一批学生走向社会，可谓群星璀璨，其中有行政法学家姜明安、刑法大师陈兴良、民法权威郭明瑞、国际上颇负盛名的大律师陶景洲、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著名政治学者王绍光……
当然，最令人瞩目的，是2013年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
梦想与抱负
1982年1月10日，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毕业前夕，李克强曾为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位同学写下临别赠言：“纯真而不欠闻达，善良而不失坚强，把生命高举在尘俗之上，又融化于社会之中，这应当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追求。”
陶景洲认为，这种抱负，应该是李克强从政的精神动力。
其实，梦想在大时代面前，显得神秘渺小而不可捉摸。毕业之时，法律系三位同学通过考试获得出国资格，现在是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管理合伙人的陶景洲，最初就想去美国，却因为年龄最小被安排去了法国。
刚开始，李克强也想出国，也有学业优势。他和姜明安是同学们公认的学习特别刻苦的两个人，后来又成为法律系仅有的两个校级优秀毕业生，这在当时全校毕业生中也只有20多人。何勤华曾回忆李克强学英语的情景：“小本的正面写英文，背面写英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队时也背。”
毕业前的两个月，李克强复习了留美资格考试的相关课程，被老师和同学们认为十拿九稳。但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后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看中了他，要他留校担任团委书记，并且锲而不舍地找他谈了十多次话。陶景洲认为，这个时候，李克强的党性原则就体现得很好，听组织的安排，正如李克强自己所说，“融化于社会之中”。
其实当时还有很多梦想。毕业之时，李克强、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四人曾约定，合写一本叫“法律文化”的书。不过，约定还没有来得及付诸行动，大家就各自忙开了。全班83人之中，他们四人被留校任教。文革之后，各大学的师资队伍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选择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充实师资力量成为最好的办法。
“我们四个人方向都不一样。我本人从大二开始就对行政法感兴趣，李克强选的是经济法方向，武树臣主攻法制史，郭明瑞则选了民法作为执教领域。”姜明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日后李克强又回母校北大攻读经济学硕士和博士，这对于他在未来领导中国的经济工作奠定重要基础。
留校当年，李克强出任北大团委书记，渐离教研一线。陶景洲说，“越来越多的团委工作占用他的时间，经济法教研室的一位老教授惜才，说共青团工作是不务正业，劝李克强继续经济法的教研工作，劝他不要走。”
但北大团委工作有声有色，引起团中央的关注，李克强很快就被调往团中央任职。走的时候，姜明安骑着自行车到派出所，为他办理了粮食户口关系。
法学背景
何勤华曾撰文回忆，大学期间，武树臣、李克强等都是系主任张国华老师的崇拜者。“老武最终走上了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的道路，与张老师不无关系。克强也曾一度想从事中国法律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陶景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当时处于改革之初，大规模立法刚刚开始，但对法律主干课程的学习并未耽误，走过这一段时期的法律人都有深厚的知识背景。陶景洲特地将李克强在记者见面会上的回答仔细看了一遍，“他的回答中充满着很强的法律味，宪法至上、法治精神、法治政府、法律神圣这样的表述很多，尤其是类似‘有罪推定’这样专业的词语，不学法律的人，不可能那样自然地说出来。”
说到这些，陶景洲回忆起李克强亦曾有过出庭辩护的经历：1980年12月，班上不少同学在南京法院实习。陶景洲在南京中院，李克强则在一个区法院实习，主要当陪审员，有时也当辩护人。他们曾代理一个四人共同犯罪的刑事案件，法院指定了4个辩护人，李克强是首席辩护。“他认真查阅卷宗，做了很多准备工作，记得开庭的前一天，他组织我们几个人讨论到很晚。这可能是他唯一一次法庭辩护经历。在法庭上，他说话比较慢，还带点合肥口音，表情很严肃。”
3月17日记者会上，李克强说，“建设法治政府，这尤为根本，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无论任何人、办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我们要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
陶景洲认为，对于法治，李克强显然有着比一般人都深入的思考。
何勤华回忆，李克强刻苦学习英语，大三以后就开始翻译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献。何勤华在1980年5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克强同学真不简单，他翻译的《英国宪法资料》已被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录用，共一万多字。他另外翻译的两篇文章，也初步为我系杂志《国外法学》看中。他写的《信息控制与法学》的论文，已由系里打印，送交《法学研究》。他与周振想(注：后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刑法教授，已过世)同学合写的报道《法律系学生五四科学讨论会》，也将被《光明日报》录用。”
李克强与同学合作翻译了几部西方著名法学家的名著，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英国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该书于1999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即便在10多年后的今天，“程序治国”仍然是姜明安等行政法学者着力推动的最重要工作之一。
十几年前，姜明安以及中国行政法学界便力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法典，以促成政府行为合乎正当程序，而近二十年来，与正当程序相关的《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已经成为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最重要立法。
陶景洲认为，李克强当年读书最大的特点，是着眼于社会。“大二时开了一门选修课叫经济法，我感觉李克强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对经济发生兴趣了。我想他肯定有一个更加注重市场经济的想法。那个时候尽管已经开始主张市场经济，但什么是市场经济都说不清，(李克强)能有这种想法已经很难得了。”
彼时，“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创建了中国国际信托公司。中信聘请了哈佛大学一位法学博士任顾问，这位博士同时在北大开讲国际法，他带了十多名学生去中信实习，陶景洲和李克强都在其中。
“我们在中信实习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去中信总部看材料。当时北大的国际法水平可以说是全国第一。这次实习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中信公司的案例材料中，我们学会了如何用法律规范投资行为，如何用合同来约束企业行为。这对我们掌握中国未来的外商投资政策很有帮助。”陶景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时隔不久，1979年7月，中国就出台了第一部外商投资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尽管仅有15个条文，却将改革开放实质性推进了一大步。
“不事张扬，稳扎稳打”
在陶景洲眼中，李克强谨言而慎行。“他在班上一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们上大课时，一班80多人坐在一起，座位不固定，他常常坐在后面，课堂表现也不算活跃，并不显眼。”
尤其是照相的时候，李克强要么站在后排，要么站在一边，不事张扬。陶景洲说，“他从团中央调到河南工作以后，我们联系少了，不过他对我们仍旧没有官架子。我们同学聚会，就数他级别高，大家都推他坐中间，他却总是推来推去不肯坐。记得唯一一次例外，是2002年的同学聚会，他已经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是主政一方的大员了，合影时几个人硬拉着他坐中间，他才坐下。这是我见过他唯一一次居中合影。”
在他们那个班上，同学之间感情都很好。李克强和姜明安因为常一起去龚祥瑞老师那学习，关系就更密切了。
有一次，姜明安看上了中文系的一个女孩，但是羞于开口，就请李克强出面说媒。他去了，几天后回来说：“哎呀，中文系的女同学都很开放，说‘既然姜明安看上我了，你就让姜明安过来谈，你来干吗？’”于是，李克强少有的做红娘的经历，最终没成功。
在同学印象中，四年多时光，李克强不仅学习刻苦，还勤于社会实践。陶景洲还记得，因选修课“海商法”，自己曾与李克强等同学去天津港做过实地考察。“这门课由外籍老师主讲，用英文授课，仅限英语好的人选修。因为涉及海上事故处理等实际问题，我们十几人一起去天津新港考察，上码头，登轮船，专门看了卸货区，了解货轮装卸货的各个环节，内容很细致。在这个过程中，李克强表现出很强的工作能力和语言沟通能力。”
组织能力也是李克强的长项之一。陶景洲回忆说，毕业那年，李克强作为主编组织了二十位同学翻译《牛津法律词典》，前后用了一年时间。在陶看来，没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不可能在一年时间内完成这个项目。
“他是一个稳扎稳打，吃苦耐劳，胸有乾坤的人，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今天成为国家总理，我不是惊喜，而是只有喜，没有惊。”陶景洲说。
2008年奥运会期间，李克强回到北京大学法学院，请昔日的老师和在校的同学看了一场乒乓球赛。“他和我们说，时常想念大家，只是到中央工作后，见面就没那么方便了，请大家谅解。”姜明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前同学之间常有电话、短信往来。但自从李克强成为政治局常委后，警卫工作繁重，他又希望尽量减少扰民，便用这种方式表达了歉意。
于同学而言，除了祝福，还有期待。陶景洲的话很有代表性：“我只希望他好好为国家做事，解决老百姓的住房、医疗、养老和孩子们的教育问题，真正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当然，还包括环境和食品安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