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克杰庭审现场

　　查办成克杰案件始末

　　---专访中央纪委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吴振钧

　　“不受约束的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温床。成克杰违纪违法的事实告诫我们，建立和完善对党员领导干部有效的管理与监督机制，对于预防和治理腐败至关重要。”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用一系列举措向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传递了非常明晰的反腐倡廉信号。人们期望，中国的反腐败斗争由此进入新阶段。

　　那么，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历程和来之不易的经验，未来走向又将如何？

　　中央纪委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吴振钧日前向本刊讲述了他担任中央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主任时，亲身经历的一起重大反腐败斗争---查办成克杰巨额受贿案。

　　吴振钧于1980年进入中央纪委工作，曾担任中央纪委、监察部副(司)局长，海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90年代末，他回到北京，担任中央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主任，中央纪委副部级巡视专员，中央纪委、中组部第三巡视组副组长、中央金融巡视组副组长，现任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

　　30年的纪检监察经历，使他得以亲身参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其中包括80年代初广东沿海查办共和国第一起走私案、90年代的成克杰案等。

　　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中央确立了标本兼治的反腐倡廉建设方针，由此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一些情节至今仍令人震撼的大案要案陆续浮出水面。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主席成克杰案。案发时，成克杰已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当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涉案职级最高的反腐败案件。吴振钧时任成克杰案调查组组长。

　　在总结这起案件时，吴振钧着重提到了管理制度和监督的重要性。他说，成克杰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制度建设，特别是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贯彻落实方面，还有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吸取成克杰案的教训，关键在于逐步建立起一整套便利、管用、有约束力的制度和机制，而且要通过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使这套制度付诸实施。

　　以下为吴振钧向本刊记者的讲述。

　　老同事和新任务

　　1999年4月，由于工作需要，我离开了工作8年之久的海南省监察厅，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平安里西大街41号---官园大院，调任为中央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主任。

　　中央纪委第八室是1993年合署前由原中央纪委五室和原监察部六司合署组建的。中央纪委八个纪检监察室的分工，有着特定的安排：一至四室主要分管国家各部委的监督检查工作；五至八室负责地方省区市的纪检监察工作，其中八室主要负责联系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海南等中南六省。

　　回到中央纪委八室，我这名老兵很快就进入了角色，适应新情况、接受新任务。那时，八室共32人，两位副主任，两位副局级专员，其中局级干部4人、处级干部17人。

　　中央纪委八室自1998年先后查处了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成克杰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刘知炳等十多起省部级领导干部的重大案件，涉案人员总计达到7000多人，涉及省部级以上干部27人，为国家挽回了重大经济损失。

　　那时，我们长期出差在外，有时节假日包括春节都回不了家。1999年，全室32人共出差3944天，人均127天。2000年，全室出差4640天，人均149天。2001年达到人均218天。我们有20多人受到表彰及立功。

　　成克杰和刘知炳案后，专案组全体同志荣获集体一等功，每人有3000元奖金。我们每人拿出1000元通过共青团中央捐赠给北京大学贫困学生。2001年，我们还被评为全国先进集体。

　　查办案件是一场始终贯穿着腐败与反腐败、调查与反调查的尖锐复杂的斗争，要战胜日趋狡猾、诡秘的腐败分子，既要有无私无畏、敢于斗争之“勇气”，更要有讲究策略、善于斗争之“谋略”。成克杰案件的成功查办，就是在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纪委常委高度重视下，盯住不放的结果。

　　成克杰特大受贿案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尉健行同志的领导下，在祁培文同志的直接指挥下，我们八室调查组全体同志凭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善于斗争的智慧成功突破的。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调查组就将成克杰利用职权、伙同情妇李平，通过为他人搞项目、批贷款、升官等形式，受贿4100多万元、非法牟利1100多万元的问题全部查清。

　　对成克杰违纪违法问题立案调查是在1999年。而中央纪委做立案前的初查工作，在1997年就开始了。1997年在查办广西贵港市原副市长李某案时，发现一位私企老板涉嫌向成克杰贿送现金问题；1998年，八室的同志曾四下广西暗访，了解到成克杰涉嫌侵吞国有资产的一些重要情况，但均因线索过于笼统未能深入。

　　根据中央纪委领导的指示要求，我们盯住不放，把成克杰作为重点监督注意的对象。1999年1月，中央纪委在查办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徐某受贿案时，在押犯原玉林市委书记俞某检举揭发：成克杰在担任自治区政府主席期间，曾两次向他指令压价，从贵港糖厂要糖7000吨给他人倒卖的重大问题。

　　成克杰问题由此案发。

　　从侦办倒卖白糖案开始

　　从1999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由中央纪委对成克杰涉嫌受贿等问题进行审查开始，查办成克杰一案，大体经历了调查摸底、控人归案、重点突破、外围取证、正面谈话等五个阶段。

　　我们专案组每个成员，比如张化为、姚增科等同志，在成克杰案件查办过程中斗智斗勇、艰难曲折，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我们运用“长期准备、盯住不放”策略，缜密初查，迂回深入，挖出成克杰违纪违法问题的重要线索。

　　在中央纪委领导同志的明确指示下，对成克杰倒卖白糖问题进行调查。接受命令的调查组开始行动。为了隐蔽行动意图，调查组精心设计了工作方案，分三步开展工作。

　　第一步，找贵港糖厂厂长杨某查源头。调查组以企业廉政调查的名义将杨某从上海请回案发地贵港。通过秘密交谈得知，成克杰所要的白糖是由一个叫程某的女人出面，与糖厂签订虚假合同就地倒卖的，此举至少牟利300万元。但并不清楚程某与成克杰是什么关系。

　　第二步，找程某深追内幕。调查组几经周折找到了程某，她绕来绕去就是不谈“成主任”，苦口婆心的谈话没有收效，调查组东移广东，通过异地谈话，将其突破。据程某交代，倒卖白糖系成克杰情妇所为，她只是从中拿点佣金。李平由此浮出水面。

　　第三步，多方谈话查内幕。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得知成克杰伙同李平敛财的主要勾结对象是广西银兴公司总经理周坤。从查清倒卖白糖的问题，到发现成克杰涉嫌收受巨额贿赂问题，一步步，一层层地揭开了成克杰腐败的面纱。

　　关键人物控制归案

　　当案情明朗后，对于重要的涉案人，必须及时果断地采取措施，予以控制。做好涉案人的到案工作，是成功查处案件的先决条件。

　　鉴于李平早已躲逃境外，周坤虽在境内但过早控制会打草惊蛇，不利于李平归案，根据中央纪委领导部署，调查组确定了“利用一个(指程某)，控制一个(指周坤)，牵住一个(指李平)，稳住一个(指成克杰)”的控人归案方案。

　　第一步，利用程某，控制李平。调查人员行动，尽管煞费苦心，设法隐秘，还是引起了心里发虚的成克杰的察觉和猜疑，坐卧不安的他要求李平“赶快跑，越远越好”。李平随即携巨款出逃香港，办案工作一度陷入进退两难、望“港”兴叹的困境。根据中央纪委领导指示精神，利用程某获取了李平的一些信息，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将李平从香港引到澳门，又从澳门带到珠海，一步一步将其控制归案。

　　第二步，严密布控，及时使周坤到案。在做李平归案工作的同时，为防止周坤外逃，调查组对其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请自治区政府向周坤宣布对银兴公司进行年度审计，要求周积极配合，不要外出。办案人员则隐蔽幕后，静观其变。

　　周坤朦胧地意识到“来者不善”，表面上对审计人员恭恭敬敬，背地却用金蝉脱壳之计伺机出逃。他一方面大张声势，按正常渠道向自治区政府递交公出香港的申请报告；一方面，又把同样的报告交给早已被买通的内线，办好赴港手续。就在周坤登上飞机欲出逃之时，我们获知这一紧急情况，以审计未果为由，让周坤外逃的企图未能得逞。

　　从此，周坤一天到晚保镖不离身，高度戒备。李平到案后，控制周坤迫在眉睫。为避免发生意外，我们安排了一位与周坤关系要好的机关干部给其“通风报信”。向来狂妄自负的周坤做梦都没想到，他到约会地点后，面对的是办案人员。关键涉案人归案，初战告捷。

　　如何打开“总开关”

　　下一步就是运用“刚柔相济，政策攻心”策略，突破李平、周坤，打开成克杰案件的总开关。

　　在查办案件的全过程中，面对面审问涉案对象，既是重点，又是难点。没有涉案对象的突破，就难有整个案件的突破，因而谈话策略可称作“办案中的高科技”。

　　做李平、周坤的到案工作只是手段，突破李平、周坤的口供，弄清成克杰搞钱权交易的内幕才是目的。李平、周坤到案后，我们按照“先取中间(指周坤、李平)，再抓两头(指其他涉案人员和成杰克)”的思路，经过精心筹谋，分别与这两个案件关键人物进行谈话，展开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和耐心的较量。

　　对于惊恐不定、刚到案的李平，我们做了一个避而不见的“冷处理”。让她摸不着头脑，感到心里没底。面对我们的“冷”，李平反倒“热”了起来，恳求面见办案人员。我们趁热打铁，像剥竹笋一样分五步展开了工作。

　　第一步，运用模糊语言，突破关于与成克杰两性关系问题的口供。李平为了表现配合调查的诚意，交代了她认为瞒不了、躲不过、讲了也无所谓的她与成克杰的“生活作风”问题，即与成克杰长期非法姘居、并多次商定结婚的详细过程。上述交代对李平来说是投石问路，但对认定成克杰伙同李平的违法犯罪问题来说则是一个要件。

　　第二步，出示初查证据，突破关于伙同成克杰做生意非法牟利问题的口供。调查组成员适时将有关倒卖白糖的证据抛出。李平感到办案人员手里有“货”，很快交代了她与成克杰强行干预，倒卖白糖、化肥等非法获利1000万元的具体事实。

　　第三步，宣传坦白从宽政策，突破关于伙同成克杰通过帮他人要项目、搞资金收受巨额贿赂问题的口供。经过进一步询问，李平交代了她通过成克杰帮周坤等人先后搞过八大项目。当我们深追详情时，李平马上恐慌起来，交代问题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经过反复交待政策，李平交代了通过搞项目收取4000余万元好处费的事实真相。

　　第四步，打消保成克杰的心理，突破关于成克杰通过卖官等形式直接收受贿赂问题的口供。展开进一步询问后，李平的态度急转直下，针对李平想保自己又不忍心彻底出卖成克杰的矛盾心理，我们耐心地做思想工作，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李平又交代了成克杰通过卖官等形式收受35人共计200多万元现金的问题。

　　第五步，刨根问底，突破关于与成克杰共同犯罪主观故意问题的口供。针对李平通过成克杰用各种方式非法聚敛的4100多万元的钱财，是李平个人所有，还是与成克杰共有？李平一直含糊其辞，未作出明确回答，这一点恰恰是定性定案的关键所在。为此，我们进一步深挖成李二人违纪违法的主观故意，弄清成克杰为这笔赃款究竟是负“滥用职权为情妇谋利”的纪律责任，还是负“伙同情妇谋取钱财”的法律责任。

　　经过进一步询问李平，我们掌握了从事前共谋，到作案手段合谋，再到赃款支配等多方面认定这4100余万元系成克杰与李平共有的口供，取得了在主观故意方面他们共同密谋的扎实的证据，为日后防止成克杰的狡辩抵赖，追究其法律责任奠定了坚实基础。

　　智力攻心突破周坤

　　李平的供述，等于打开了成克杰案件的总开关。但只有突破周坤，才能进一步掌握成克杰巨额受贿问题的罪证。周坤是数十名涉案人员中仅次于李平的二号人物。

　　突破周坤我们经历了“从柔到刚”再“从刚到柔”的曲折过程。谈话之初，我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之以法，示之以据，但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周坤都无动于衷，拒不交代实质性的问题。

　　经反复研究周坤的反调查心理，我们调整了谈话策略：一是从正面询问转向迂回侧击。一段时间内，我们中止与周坤的谈话，组织力量分赴香港、南宁，下“笨功夫”调查周坤本人的违纪违法问题，掌握了周在境内外以虚领奖金、回扣等形式贪污公款300余万元的罪证。这便迫使周坤必须在如实交代问题与拒不交代问题、保自己与保成克杰之间作出选择。

　　二是从强攻转向智取。针对周坤阅历丰富、喜欢读书、性格狂傲的特点，办案人员把话题转向周坤感兴趣的企业管理、建筑设计、家庭婚姻等方面，“只交流，不交锋”使对抗关系变成对话关系，用知识和人格力量瓦解其意志。

　　办案人员还特意从书店购买法律书籍让周坤阅读，并请他非常信任的一位法律专家做思想工作，使其对法律规定的宽大政策确信不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50多天的斗智、斗勇、斗耐心，自称“广西不下蛋的铁公鸡”的周坤，终于放弃抵抗，交代了他与成克杰、李平之间一笔笔肮脏的权钱交易。

　　随着李平、周坤的交代，成克杰的腐败面目开始全面暴露。查案工作也由此变被动为主动，有了两块立于不败的基石。但如果离开大量相关人证、物证、书证支持，成克杰的违纪违法问题要么难以认定，要么基础脆弱。为此，办案人员一方面组织力量对35名涉案人进行“双规”谈话，突破涉案问题的口供；另一方面调查收集有关知情人的证言和相关书证。

　　最终我们运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策略，突破35名涉案人，全面掌握成克杰违纪违法问题的证据。

　　经过坚持不懈的艰苦努力，办案人员终于将成克杰违纪违法在时间上涉及七八年，在地域上涉及境内外，在情节上涉及150余人的全部证据获取，并形成环环相扣、相互印证、全面真实反映成克杰权钱交易过程的“证据链”。

　　给成克杰打的“五张牌”

　　整个案件的最后环节，就是运用“证据围城，以柔克刚”策略，步步深入，层层剥脱，促使成克杰全面交代问题。

　　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内审外查工作，我们掌握了行贿方面的全部证据，并有了作为共同受贿人李平的交代，后面就如何与成克杰谈话，促使其全面交代问题，就成为关系到案件成败最后一场“背水之战”。

　　针对成克杰身份、性格、年龄、兴趣、反调查心理等方面的特点，在与其谈话中，我们总体上采取了“用足气势，先易后难，证据围城，以柔克刚”的策略。用形象语言讲的就是打五张牌。

　　一是慑之以威，打“气势牌”。针对成克杰自恃位高权重狂傲自大的特点，发挥政策、法纪的威慑作用，在气势上占据主动。谈话之初，成克杰多次声称：“我这个委员长能任劳不能任怨，谁要搞得我不舒服走着瞧！”由此我们意识到，要使成克杰交代问题，必须打掉其仰着脖子看天的官架子，使其进入受审查的角色。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成克杰逐渐丢掉侥幸过关的幻想，端正态度，开口交代问题。

　　二是晓之以理，打“政策牌”。针对成克杰只要能得到从宽处理就不与组织讨价还价的心理，通过讲政治、讲政策，使其从悔恨、恐慌的情绪中走出来，争取走从宽的道路，对组织审查从死顶硬抗逐步转向配合。

　　三是动之以情，打“李平牌”。针对成克杰“怨恨、报复李平”的心理，我们设法恢复、强化他对李平的感情，使其勇于面对现实，承担法纪责任。通过适时适度地打“李平牌”使成克杰端正态度，承认了伙同李平违纪违法的事实。

　　四是服之以诚，打“信任牌”。针对成克杰潜意识中“纪委办案就是用牌子压人”的心理，我们特意与成谈论音乐、书法、铁路等他所喜爱的话题，谈论他在广西建桥修路、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绩，用知识和人格的力量转变了他对纪检干部的偏见。成克杰曾多次说：原以为你们要用车轮战熬我，用苦肉计整我，没想到你们这样通情达理，有识有胆。

　　五是示之以据，打“证据牌”。即用足、用好、用活调查所获取的大量人证、书证，营造一个只有老实交代问题而无逃避退路的“证据围城”。成克杰的身份决定着他不可能像一般涉案人员那样轻易开口交代问题。为此，我们每询问一个问题，都注意吃透案情，充分发挥证据的效力，使成克杰感到询问他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板上钉钉，不错不冒。他多次心悦诚服地说：“中央纪委办案组做到了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也对我本人负责，我心服口服。”

　　由于策略正确，方法得当，我们用较短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了与成克杰的谈话、全面核对证据的任务，走完了案件查办一百步里最为关键的一步。在铁的事实面前，成克杰交代了自己伙同李平受贿数千万元的严重问题。

　　成克杰案警示了什么

　　不受约束的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温床。成克杰违纪违法的事实告诫我们，建立和完善对党员领导干部有效的管理与监督机制，对于预防和治理腐败至关重要。作为组织，不仅要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关，还必须切实加强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管理监督，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对领导干部的管理监督，要从“八小时”之内延伸到“八小时”之外，从“工作圈”延伸到“生活圈”、“社交圈”；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形成党内党外、自上而下的监督网络，切实做到见微知著、防止小节变大惩。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颁布了许多党纪政纪条规，相关法律也逐步完善，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成克杰的腐化堕落反映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党组织和领导者治党不严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它警示我们，落实好从严治党的方针，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从严治党中，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一把手的监督。大量事实说明，把从严治理领导干部这个关键抓住了、抓好了，才能在下级、在基层、在群众中有说服力，才能把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做好。

　　成克杰违规批土地、要贷款、批建设工程项目，从中收受巨额贿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监督制度不到位，权力被滥用。成克杰主持自治区政府工作多年，担任党组书记却没开过几次党组会议，他眼中没有党组织，根本不把民主集中制当回事。

　　成克杰之所以从一名高级领导干部堕落成为典型的腐败分子，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领导班子内部组织生活不健全，民主集中制原则没有认真落实，对高层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是导致成克杰蜕化变质的重要原因。

　　它暴露了我们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同时也给我们以深刻警示：对腐败分子严惩是必要的，但从拒腐防变的角度，必须高度重视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成克杰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当时党内腐败向纵深发展的前兆。据统计，仅2000年一年，就有17名省部级领导干部受到处分。成克杰等大案要案的查处，既说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力度不断加大，同时也说明反腐败斗争之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