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坚守
关于道路问题的新认知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坚守
把握治国理政的方向很重要的是明确坚持什么道路。这个问题起始于改革开放之初，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回过头去看，围绕道路问题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各种干扰也始终没有消停过。从国际背景看，东欧、苏联等国家的变向改道，遭来对社会主义道路可行性的质疑；从国内背景看，史无前例的实践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传统理念、方式和路径。坚守什么，摒弃什么？认同什么，否定什么？历史总会提供理性的答案，人民也会掂量合情的道理。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后，虽然毛泽东和党中央有过一些中国化实践的探索，但对国家怎样建设和社会怎样发展缺乏认真的思考，道路基本上是从苏联现学过来的。照搬苏联模式最终使得中国没有走出一条自己的路。1978年邓小平领导党中央实施改革开放，是对我国没有走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刻醒悟后作出的历史选择。用邓小平的话说，是要从死路中走出来。中国人民拥护改革开放，就是确定要走一条新路。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新路。这条新路走得对不对，要不要坚持走下去，能不能顺利走成功，这些问题应该想清楚、弄明白，然后我们才能心中有底，思想有谱，行动有力。
生活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动时代的中国人感知道路是否正确，不在于看这条道路在理论上概括了多么丰富的思想内涵，而在于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条道路。道路关乎党、国家、民族的命运，因此是一个政治立场的大是大非问题；道路影响人民利益的实现，因此它又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实际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30多年来，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道路选择从来就不是儿戏，社会主义建设走对了路，利国利民；走错了路，政亡人息。拿道路开玩笑就是拿生命开玩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的坚守，这种坚守不仅具有科学理论的支撑，更有事实认同的基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再出发的道路新认知
党中央反复强调道路问题不是无缘无故的，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道路问题的阐述，需要深刻领会其中的新涵义。
第一，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到更高的位置加以强调。习近平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道路，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头等大事”，“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道路决定命运”。这些语气坚定的强调表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领导国家建设重大战略中的根本性问题。
第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实践价值。习近平指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这一系列时间数字，显示着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背后中华民族全部历史的支撑，体现了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
第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新的价值定位。习近平从党的使命角度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从国内发展角度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共同富裕的道路”；从国际关系角度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的“和平发展道路”。这些定位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新的价值内涵，向国内外传递了中国坚持这条道路将追求什么的讯息。
第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实现中国梦紧密相联。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梦，必须找到正确的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它鲜明地告诉人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程上再出发，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五，要求全党深刻认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改革开放促进中国快速发展的事实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效性，但前进道路上仍然充满荆棘。对于当代中国的现实，成绩要讲充分，问题更要讲到位。习近平指出，“中国在发展道路上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依然会很大、很严峻，要实现已确定的奋斗目标必须付出持续的艰辛努力”，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整个过程中，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亮堂。
树立高度道路自信才能不走老路和邪路
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结论，鲜明地表达了党中央对道路选择的态度。路称它老，不是时间的旧，而是样式的“封闭僵化”；路称它为邪，不是否定其他道路的正，而是针对动摇本国道路的“改旗易帜”。老路和邪路不能走，能走什么路？答案是新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条条大路通罗马，达到一个目的可以有多项选择。对中国来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当然也可以有多种道路、不同选项。但不是什么路都可以走得通的：封闭僵化的路中国走过，失败了；改旗易帜的路，其他国家有过前车之鉴。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俄罗斯时说的“鞋子论”是道路选择很恰当的比喻，“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对自己合脚的鞋子不自信，硬要试试别的鞋子，肯定不是最好的选择。
道路自信不是盲信，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不等于万事大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回避矛盾，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的问题很多，遭遇的困难很重，可能的风险很大。走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有待历史的检验，但千万不能走老路和邪路，老路和邪路带给人民最可能的结果是祸国殃民。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博导)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基本思路的哲学梳理
在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引起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关注。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承载着新的使命与担当：“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这体现的是一种“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理性认知和实践逻辑。综观十八大以来总书记50余次重要讲话及一系列重大政策部署，可以看到，“国家-民族-人民”这一认知模式已经成为新一届领导人的基本认同。在这一模式中，“国家富强”居首，是实现伟大历史使命的着力点；“民族复兴”是奋斗目标，是凝聚力量的焦点；“人民幸福”是落脚点。着力点、焦点、落脚点，三者有机协同，既体现出理论认知上的自觉，又表现出“实干兴邦”的价值取向。
“把……提高到科学化水平”，这一命题被反复提及，实质是向社会表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正在走向科学化，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实践正发生着转变，即从“摸着石头过河”的必要探索阶段逐渐进入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的新时期。我以为，这种顶层设计可从战略目标、核心理念、总体思路、根本支点、实践策略五个方面展开。这是否可以看作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需要通过实践和历史来证明。
战略目标：中国梦
实现中国梦是近平同志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这一命题与时俱进、符合实际，可以作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思路中的一个战略性命题。综合各种社会反应，我认为，这一命题可从三个方面阐释。
首先，从历史时间来阐释提出中国梦的时代背景。
一是过去。中国古代许多朝代都领先于当时世界其他国家，可以说，古代的中国属于“辉煌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沦落到被宰割、被侮辱的境地，可以说，近代中国属于“没落中国”。由辉煌到没落、由强大到屈辱，巨大的历史反差，转化为中国人坚定的民族性格与宏大的历史梦想——睡狮当醒，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是今天。1919年以后，中国一批具有先进理念的仁人志士开始强调重塑国民性，提出立国先立人的观念，从文化上唤醒睡狮，注重文化立国。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实质上就是从政治上唤醒睡狮的过程，相对注重政治立国。1978年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解决物质财富积累和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则是从经济上进一步唤醒睡狮，相对注重经济立国。经过35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已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不仅意味着我们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日趋切近(天时)，而且意味着我们具备了实现中国梦的物质基础(地利)，还体现了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人和)。
三是未来。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总是要先提出奋斗目标。既然我们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日趋切近，又具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还体现了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那么，未来的中国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就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
其次，从现实空间来阐释中国梦的目标定位、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
从治国理政说，中央提出中国梦，首先注重的是目标定位。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战略框架下，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战略目标可归纳为：“建成小康→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于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被设计为由两个阶段构成的渐进式模式，第一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第二步与“国际通用现代化标准”接轨。反映在政策上，就是“小康社会”战略和“民族复兴”战略。在新旧三步走战略框架中，“小康社会”战略起点为1990年代，终点为2020年，中间由三个阶段性目标构成，即1990-2000年“进入小康”、2002-2012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12-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前，中国发展进入实现第三个阶段性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在7年多时间完成这一目标，担子重，困难多。
“民族复兴”战略起点为2021年，预期时间点为2049年，由两个阶段性目标构成，即2020年起，完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此基础上，到2050年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建成小康”为现实的直接奋斗目标，以“实现现代化”为中期目标参照，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战略目标，既立足现实，又着眼长远；既满怀理想，又真抓实干；既表现出认识上的理性和谨慎，又在积极进行政治动员和力量凝聚。
从回应社会关切来讲，亟需明晰中国梦的基本内涵。从中国看，阐释中国梦的基本内涵，要把中国梦置于国家整体发展与个人发展两个基本方面。前者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后者则是使每个人能够各显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从世界讲，如近平同志所说，中国梦就是和平发展之梦、合作共赢之梦。中国追求强大绝不是为了霸权，而是为了不被侮辱、宰割；不是为了主宰世界，而是为了与世界各国平等、和平相处。中国经历的战争苦难太多，从社会心理与民族性格深处，中国人不愿意打仗，内心所追求的，就是和平合作、共生共进。
从提出中国梦所要解决的问题和达到的目的看，中央提出中国梦，其精神实质在于：其一，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作用的坚定自信。改革开放35年的实践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有效方式和必由之路，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道路，因而应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二，它是对进一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动员。我们已经具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然而，进一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因而需要全体中国人民攻坚克难。提出中国梦，就是一种政治动员，就是为攻坚克难注入精神动力；其三，它为一些精神懈怠、精神迷失的人提供精神支柱。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在经济社会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物化生存的景象，人对物有一种依赖，物对人有一种统治。由此出现了精神懈怠现象，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成了精神障碍。提出中国梦，就是为了克服精神懈怠，为一些精神迷失的人提供精神支柱，进而为人民树立一面精神旗帜；其四，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赢得广泛认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攻坚克难，攻坚克难需要凝聚力量，凝聚力量需要达成共识、赢得认同。达成共识、赢得认同有两种拥有“最大公约数”的基本思路：一是从汇聚正能量方面提出中国梦。中国梦，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凝聚力量、达成共识、赢得认同的最有效的方式。因为实现中国梦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凝聚了国家、民族、人民、个人的共同理想，聚焦着中国与世界的共同成长，易赢得全体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具有凝聚人心的巨大作用；二是针对负能量，集中克服当前党和国家面临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
第三，从本质特征来阐释中国梦所蕴含的思维方式。
第一个本质特征是“目标凝聚”。实现中国梦首要是一个目标范畴，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为此注入持续的动力，这种目标与动力在本质上具有凝聚中华儿女一切积极力量的效用。这实际上是一种战略思维。
第二个本质特征是“共生共进”。实现中国梦又是一个关系范畴，它主要涉及到中国与世界、国家与人民、民族与个人的关系。实现中国梦，本质上是要实现中国与世界、国家与人民、民族与个人的共生共进。这实际上是一种和合思维。
第三个本质特征是“外圆内方”。实现中国梦还是一个功能范畴，它要达到一种有尊严、被认同的效果。这种效果就体现在“外圆内方”上。实现中国梦，首先注重的是“强大”，这属于“力量”范畴，可简称“方”；而要实现中国强大，就必须圆满处理好中国与世界、国家与人民、民族与个人的关系，这属于“关系”范畴，可简称“圆”。这种外圆内方既能赢得尊严，又易被认同，实际上是一种功能思维。
第四个本质特征是“人民主体”。实现中国梦还是一个价值范畴，它以人民为最高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一)以民众话语为表达方式。以“中国梦”来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总任务、总目标，实际上是用简单质朴的大众化语言让群众所接受，以此来感召群众、动员群众。这是用平民的话来表达“中国目标”和“中国理想”。(二)以人民主体为根本立场。这种“人民主体”集中体现为坚持以人为本及其人民立场。近平同志说得好：“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三)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导向。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近平同志在阐释“中国梦”时强调：“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这表明，中国梦具有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导向、以人民主体为根本立场的基本特征。这实际上是一种人本思维。
核心理念：“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
“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四者递次推出，并在不同场合被反复提及，折射出其背后蕴含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核心执政理念，即一种由“战略目标、实施路径、精神保障、依靠力量”四个要素所支撑起来的执政理念的总构想。
从总体上看，“中国梦”在这一构想中担当“战略目标”角色。该“战略目标”具有时空两方面的含义。在时间上，它既凝聚着历史、当下的诉求，又深含着对中国未来的强烈预期；在空间上，它既体现了中国对其自身在世界中“大国地位”的自觉意识，同时表达了新一届中国领导人的“国际新秩序观”：既主张“把中国事情办好”，也懂得参与建立“更好世界”的重要性。在逻辑上，一旦战略目标确定，其后的路径、保障、力量等因素就自然被提上日程。实际上，随着“中国梦”命题的提出，“实施路径、精神保障、依靠力量”也陆续设置，这就是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中国道路”在这一构想中担当“实现路径”角色。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以及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得出的唯一的、必然的正确结论。
“中国精神”在这一构想中担当“精神支撑”角色。中国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最核心的文化认同，时代精神是对当今时代特征的理性认知。民族精神立足于“中华民族”这一空间平台；时代精神立足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这一历史序列的“商品时代”时间区间。“中华民族”是中国梦的首要主体，中国梦首先是中华民族的梦；“商品时代”是中国梦的历史坐标系，中国梦其次是现代的与时俱进之梦。实现中国梦，一要紧靠“中华民族”这一主体，二要紧扣“商品时代”这一脉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保证。
“中国力量”在这一构想中担当“根本依靠”角色。中国力量，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实现中国梦需要强大的依靠力量，人民就是这一力量的主体。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还是中华儿女的梦。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社会各阶层不断壮大，如何把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阶层群体积极动员起来，最大可能地团结在一起，就成为当前治国理政及实现中国梦的一个重要课题。
总体思路：发挥比较优势，克服发展软肋，优化力量结构
实现中国梦，需要在治国理政上确定好总体思路。
确立总体思路要讲科学，而讲科学，就必须首先选定科学方法论，这一方法论，就是结构分析方法和优劣分析方法的有机统一，其深层的理论基础是力量转移理论。根据力量转移理论，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总有一种根本力量在主导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以，社会历史的变迁，本质上是主导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变迁，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主要就是主导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转移的规律。如农业社会，主导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主要是权力和土地；工业社会，主导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主要是资本；知识经济社会，主导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主要是知识、智力、科技和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在力量转移进程中，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和相对劣势就会明显呈现出来，只有发挥比较优势、克服相对劣势，才能使本国立于不败之地、甚至真正强大起来；在力量转移进程中，一个国家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其支配、影响甚至主导这一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力量要素也会呈现出来，只有使这些力量要素形成一个合理结构，才能使本国立于不败之地、甚至真正强大起来。由此，我们只有在总体把握力量转移的趋势及其规律的基础上，来发挥比较优势、克服相对劣势，并建构合理的力量结构，才能真正与时俱进地跟上时代的步伐，把治国理政达到时代所要求的科学化水平。这一总体思路是：发挥比较优势，它决定着一个国家发展的层级；克服发展软肋，它决定着一个国家发展的高度；优化力量结构，它决定着一个国家发展的宽度。
发挥比较优势。个人可以靠自己的独特或比较优势得以立足并成长发展起来，国家同样如此。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具有当时的比较优势——丰盈的江河、肥沃的土地与高度集中的权力；日本之所以战后迅速崛起，新加坡之所以具有国际竞争力，主要是因为它们具有人力资源开发的比较优势；当今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则首先是它具有创新人才、创新能力、创新技术等比较优势。
那么，古往今来，中国究竟具有怎样的比较优势？首先就是能够集中资源和力量干大事。所谓集中资源和力量干大事，即如果决策正确，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行政体制和机制能举国力办成事关中国发展命运的大事。因为这种体制和机制在引领社会方向、组织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和控制社会矛盾方面，在攻坚克难和凝聚力量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效率往往比较高。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能在世界领先，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奠定了国家发展的基础，1978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决策正确并能举国力办大事。治国理政，应发挥好这一比较优势。
克服发展软肋。优势的反面就是劣势。能举国力办大事，表明我国具有高度集中的权力，而权力过于集中就易导致权力至上。一直以来，中国发展的最大软肋，就是权力至上并高于能力的官本位。中国社会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权力社会。在这一社会，权力至上、自上而下、逐级管制、缺乏制约；在这一社会，权力高于能力，关系大于能力。显然，这种权力社会盛行的是枪打出头鸟、不敢为天下先，它容易扼杀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这严重阻碍着中国发展的步伐，并导致中国发展的缓慢和落后。关于这一点，严复等中国近代思想家早已看到。在当今中国，这种权力高于能力的官本位易导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治国理政，应努力克服这一发展软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最鲜明的一个特征，就是积极自觉地克服这种软肋并避免由此带来的危险，积极汇聚正能量：针对精神懈怠，提出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针对能力不足，提出大力倡导学习之风，努力克服本领恐慌，不断提高执政能力；针对脱离群众，提出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作风建设；针对消极腐败，中央提出“八项规定”，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优化力量结构。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是由主导这一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及其派生力量支配和决定的，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中的主导力量及其派生力量所构成的力量结构，决定着一定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一个执政党要真正治国理政，就必须研究一定社会历史发展时期的力量结构，并培育和优化这种力量结构。1978年初期，支配和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是政府主导、解放思想、市场经济(蕴含物质驱动)所构成的力量结构。在今天，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政府主导应由管制型走向服务型；解放思想和市场经济的完善应具体深入到改革上；物质驱动的代价越来越大，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发展道路越走越窄，应进一步走向创新驱动，注重发挥人民的主体创造性。
这样，支配和决定今天中国发展状况的力量结构应是服务型政府主导、改革和人民群众的主体创新能力(创新驱动)所构成。执政党要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就必须注重培育并优化这种力量结构。其实，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在这么做：既抓党和政府的干部队伍建设(反腐倡廉、执政能力建设及作风建设，建设服务型政府)，又积极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如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还把改革看作是最大红利，力求通过改革，既进一步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又能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整个社会释放更多的正能量。其实，在一个国家，如果党和政府不能很好地发挥主导作用，或者民众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是难以持久发展繁荣的。许多世界大国衰落的教训，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根本支点：五大支柱
“总体思路”确定后，就需要“根本支点”来支撑。发挥“集中资源和力量办大事”这一比较优势，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政府主导，同时注重民族凝聚；克服权力至上且权力高于能力的软肋，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优化力量结构，要求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必须把政府主导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注重一系列基本的矛盾双方的结合、协调；以上这些都离不开强大的国防来保障。由此，实现中国梦及总体思路就必须打牢五大根本支柱：政府主导、二基结合、自主创新、民族凝聚、强大国防。这五个支柱构成了实现中国梦及总体思路的动力结构，也可成为占据世界发展制高点、掌握世界话语权的五个方面。
第一个根本支柱是“党和政府主导”。实现中国梦及其总体思路，必须由党和公共服务型的政府主导来进行。车厢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从古至今，政府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尤其是1978年以来，党和政府领导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党和政府的主导，在中国什么事也办不成。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正确发挥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最为关键的，就是既要加强反腐倡廉的先进性建设，把权力运作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同时，也要加强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和行政能力为核心的执政能力建设，把能力发挥置于公平正义的平台上。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打的“铁”比较坚硬，要真正把“铁”给打好，自身必须硬起来，这种硬，最核心的，就是要加强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这实际上是“以党立国”，占据政治制高点，掌握政治话语权。
第二个根本支柱是“二基结合”。即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基本的矛盾双方的结合、协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经常会遇到一系列基本的矛盾双方，如效率与公平、劳动与资本、又好又快、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政府主导与自主创新、民主与法制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事实，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特征，还是中国道路的具体体现。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就必须注重这一系列矛盾双方的结合，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失败。要实现中国梦及其总体思路，就必须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一系列基本的矛盾双方的结合、协调，也就是“二基结合”。这实际上是“中特立国”，占据主义和道路上的制高点，掌握主义和道路上的话语权。
第三个根本支柱是“自主创新”。支撑我国35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是自主创新；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是自主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是由物质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核心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竞争。不言而喻，实现中国梦及其总体思路，必须由物质驱动走向创新驱动，注重自主创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围绕“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这一核心战略，我国要打牢“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培育具有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创新人才，创新核心高科技，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推进实践创新”五个基点，由人力资源大国成为人才强国。过去，我们相对注重理论创新，注重由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取得了不少理论创新成果；今天，应在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的同时，更加注重实践创新，以实践创新带动并实现理论创新的成果，尤其要注重创新人才的培养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这实际上是“创新人才立国”，占据创新人才成长的制高点，掌握创新人才成长的话语权。
第四个根本支柱是“民族凝聚”。车厢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然而，都靠车头带，肯定跑不快。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一定是难以持续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凝聚力是一个国家持久发展的内在动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及其总体思路，还需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需要释放、汇聚正力量，需要团结各个阶层、各个民族的力量。要言之，就是要注重凝聚民族力量。历史和实践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盘散沙，这个国家和民族一定会衰落，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凝聚力量、团结奋斗、共克时艰，这个国家和民族一定会强大。注重民族凝聚，方法很多。其中一种基本方法，就是注重文化认同与利益共享。战争可以打败一个民族，文化才能征服人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只有文化认同，人民群众才会凝聚在一起；只有共享利益，人民群众才愿意凝聚在一起。民族凝聚力下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上不认同、利益上有分化。当今，我们在注重利益共享的同时，更要注重培育一种汲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反映时代发展和中国实践要求、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共同价值观。这实际上是“文化立国”，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掌握文化上的话语权。
第五个根本支柱是“强大国防”。古今中外的历史和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军事国防作保障，一个国家和民族会遭遇外患内忧，甚至会挨打。这就会阻碍这一国家和民族的顺利发展。要实现中国梦及其战略思路，就必须建设一个强大的军事国防，就必须在海陆空尤其是海军方面有一个强大的发展，就必须既在军人的战斗力又在军事技术上有一个强大的提升。这实际上是“军事立国”，占据军事发展的制高点，掌握军事上的话语权。
实践策略：“打铁”还需自身“硬”
近平同志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做什么事，一定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他在中央党校建校八十周年讲话中强调，今天中国共产党人面临三大类问题，一是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二是过去的问题穿上了今天的外衣，三是今天暴露出的新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把坚硬的“铁”真正打好，注重务实和实干，真正实施一系列能把“铁”打好且能解决问题的实践策略。“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种策略使我们中国人看得见、摸得着。随着中央一系列构想日渐明晰，我认为，下述六个“硬”将成为“具体抓手”：
一是硬在“本质”。即要在全党行之有效地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使党员干部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这是一切实践策略的基础和前提。要从历史、实践、事实血的教训中使党员干部切实认识到：如果为人民服务的本质被颠覆了，丧失了理想信念，党就变质了，这样，我们的一切工作和努力都硬不起来，实现中国梦将是一句空话。
二是硬在“能力”。事业是靠人来实现的，进一步来说是靠有能力的人来实现的。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奉行官本位的价值观，重权力轻能力、重关系轻本领，那么，在打坚硬的“铁”和实现伟大的事业面前，是要打败仗的。由此，必须扬弃“官本位”、“金钱本位”、“关系本位”的价值观，确立“能力本位”的价值观；必须倡导学习之风，积极建立学习型组织，鼓励人们去努力奋斗、发挥能力，作出业绩贡献；必须淡化先天给定强化后天作为，淡化外在名分强化内在实力，淡化“捉摸人”强化“琢磨事”，打通整个社会由下向上流动的机制与渠道。否则，一旦出现本领恐慌，实现中国梦及其总体思路，也必然会出现恐慌。
三是硬在“作风”。作风是行为方式及其外在表现，主要包括用人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一般来说，用人作风决定工作作风，工作作风决定生活作风。用人讲后台门第、人情关系、情感好恶、金钱多少，而不讲努力奋斗、能力发挥和业绩贡献，让老实人吃亏，即用人作风出了问题，人们在工作中就做不到专业和敬业，即工作作风也会出问题；而一旦一些人的工作作风出了问题，在生活作风上也可能出问题。如果用人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出了大问题，实现中国梦就会化为泡影。由此，执政党一定要从生活作风、工作作风入手抓作风建设，使领导干部把精力集中到抓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并解决根本问题上来；然后进一步深入到用人作风建设上。用人作风建设的核心或关键，就是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前提下，在选人用人上，要以“琢磨事”为价值取向，而不能以“捉摸人”为价值取向。
四是硬在“基于公平正义的民生”。实现中国梦必须注重务实、注重实践行动，对此，一是要落实到解决民生、民权、民力和民主问题上。在当前，首先要关注并保障民生。如果党和国家把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人民就会积极地参与到中国梦的行动中；伴随着民生问题的解决，逻辑上要进一步解决民权问题，即尊重和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之后，逻辑上还要进一步解决民力问题，即提高国民素质，提高民众驾驭民主的能力；民生、民权、民力是实现民主的三个基本支点，只有解决好民生、民权、民力问题，才能解决好民主问题。因为不解决好民生、民权、民力问题，民主要么会失去民众的支持，要么会扭曲变形，要么一些人会借民主塞进个人私货。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民主潮，当时苏联的演变，“民主”都没有发挥好的作用，其原因之一，就是这样的民主缺乏民生、民权和民力的支撑。二是要真正落实到解决分配正义这一根本问题上来。这里的正义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它既是“公平型正义”，即以公平为实现正义的核心手段，这不同于西方以自由为核心的正义模式；又是“正义型公平”，即这种公平不是形式上的绝对平等，而是“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实质性公平，其主要内容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和规则公平。当今，执政者应全力以赴集中资源和精力真正解决分配正义问题。若基于公平正义真正解决好分配问题，就既能使民众共创发展成果、共享发展成果、共担发展代价，又使民众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公平正义将成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选项。正如近平同志所讲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五是硬在“结构”。一定社会的权力结构，必然产生其权力运作机制，而其权力运作机制必然产生其社会运行方式。如果权力运作机制和社会运行方式不好，再好的理念、政策和制度也实现不了。基本面的问题长期解决但没有解决好，一定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长期解决但没有解决好，一定是结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注重意识形态与文化观念革新，后来我们注重体制改革。我们的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困难重重，甚至有些体制改革举步维艰。这背后一定存在着结构性问题。体制的背后是结构。中国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是产生“中国问题”的一个“根”。现在我们提出的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理念、政策都很先进，然而在其实现过程中总会遇到种种障碍，其深层障碍就是权力至上的权力结构及其产生的权力运作机制和社会运行方式。这也是实现中国梦的最大障碍。由此，要实现中国梦及其总体思路，建构其根本支柱，就必须调整权力结构及其权力运作机制和社会运行方式。现在中央强调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就是注重结构性问题。新的中央领导人只要从“结构”入手治国理政并解决问题，一定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六是硬在“军力”。一个要实现强国梦、民族复兴梦的国家，特别需要强大的军力作保障。因为由弱到强和世界力量逐渐向东亚转移，容易引起强国的嫉妒和打压，若没有先进而强大的军事武器、军事战斗力和军事谋略，实现中国梦就会严重受阻。实现中国梦，需有强大的军力作支撑；当然，过于迷恋武力征服，国力也会遭到重创。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我们应积极选择和平发展道路并创造和平发展条件，积极争取主导大国的包容，积极与大国建立合作的关系，积极寻求新兴国与主导国之间的力量平衡。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