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报道

　　文_本刊记者   李天锐

　　2013年6月的一天，接到市纪委发来的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结果的情况后，绵竹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张启兵长舒了一口气。

　　“每半年公布结果之前，我们都非常紧张，感到压力很大。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不知道群众怎么评价。”让张启兵欣慰的是，在2013年上半年的测评中，绵竹名列德阳市第一，全省前列，继2012年底排名“逆袭”100多位后，名次继续提升。

　　2011年以来，一次次让群众“主考”党和政府抓党风廉政建设成效的民意调查，在四川定期开展。剑之所及，党政机关干部切身体会到了民意之重，负有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一把手们，更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量化考核党风廉政建设

　　2012年5月，四川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发文明确，今后每年都将对全省21个市(州)、181个县(市、区)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抓党风廉政建设情况进行民意调查，并将结果纳入年度考核。此时，距四川首次开展此项活动，仅过去半年多。

　　“对各地反腐倡廉工作实施社会评价，还提升到省委省政府决策层面，四川是全国第一家。”四川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透露。而在“全国第一”的背后，则蕴藏着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方式的探索，体现出决策者听真话、体民情的决心。

　　事实上，10多年前，四川就开始在责任制考核中引入群众评价。省纪委人士回忆，那时领导带队到市州，由市州组织干部开会，现场发放、填写测评表。但一段时间后，其弊端逐渐显露：一些地方得分屡屡“飙高”，甚至出现了满分。

　　2008年，四川新增了针对当地“两代表三委员”的问卷调查。不过，问卷回收率各地有高有低，整体回收率不超过50%。后来，这种方式亦被取消。

　　2011年，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怀臣指出，“群众满意是检验反腐倡廉成效的最高标准。”为促进各地党政领导履行“一岗双责”，他要求对党风廉政建设成效进行“社会评价”。

　　经过不断摸索，2011年底，随机选择群众参与的“党风廉政建设群众满意度测评”(后更名为“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揭开面纱。其颇具“杀伤力”的惩罚措施：“评价结果占责任制考核的比重不低于30%”、“排名倒数第一的市(州)、排名倒数三位的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不得评先评优”等规定，让各地备感压力。

　　测评科学与否，设计问卷至关重要。“我们请专家参与论证，设计了重视度、遏制度、廉洁度、信心度4个一级指标，下设15个二级指标。”省纪委人士透露，指标还会根据当年重点工作进行调整。如今年上半年测评，就将一个二级指标变更为群众高度关注的“纠正领导干部特权行为的成效”。

　　社会评价具体测评工作由省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操刀。“我们通过计算机辅助电话系统，根据区县大小，随机访问120~280个有效样本(2011年底为100个样本)，请群众打分并生成结果。2012年底，还根据市州建议，在样本中增加了手机用户，占总量的一半。”中心主任唐学清说。

　　过程全为随机，结果并非随意。四川省纪委人士透露，总体来看，民意调查结果和省纪委、监察厅平时了解掌握的情况比较吻合。从2011年的81.71，到2013年上半年的83.24，群众对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满意度逐年上升。

　　“如此成绩，何为一流？”

　　“2011年第一次测评时，我们还摸不着头绪，结果出来后，被叫到县委书记办公室，才感到压力山大。”川东某县纪委领导回忆。当年，该县测评结果全省靠后。

　　这名领导曾见过发到市上的反馈函，附件中分区县列出的群众意见，让他直冒冷汗。“不公开透明、存在贪污腐败……”而省纪委报告披露，“原汁原味”正是结果反馈的特色。

　　尽管省纪委强调排名不是目的，但测评结果和排名放上各地一把手办公桌的效果是，一把手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视程度、推动力度，都达到新的水平，测评的后续作用持续发酵。

　　“2011年度和2012年上半年两次结果反馈后，21个市(州)委书记都做了批示，这在纪委以往的工作中是少有的。”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强调。而市(州)书记批示用语之严厉，要求之具体，亦耐人寻味。

　　某市在两次测评中名列前茅，市委书记批示“可喜可贺”后，话锋一转，要求“群众反映问题不管是否属实，也要引起高度重视”，并提出目标：“继续保持前列。”

　　某市排名中游，市委书记表示：“应作为重要参考，以科学态度看待。”并分析：“看来宣传不到位是主要问题。”

　　对一些排名不太理想的市(州)，书记更少不了放狠话、提要求。“如此成绩，何为一流？”“痛下决心、整改提高！”还有书记发问：“这与我们的工作力度相去甚远，原因在哪里？建议好好分析一下，迎头赶上。”

　　很快，加强结果运用被提上日程。省纪委出台文件要求各地，将结果作为查找突出问题，改进工作的依据。成都市领导约谈该市在全省排名靠后的区县一把手；南充将社会评价指标“责任分解”到27个市级部门；眉山梳理出6方面问题推进专项治理；广安不定时、不定地点、不定人暗访干部作风；还有市州还将社会评价占区县责任制考核的比重，提高到50%……

　　记者在基层采访发现，社会评价开展1年多来，多地始终对此高度重视。专家分析，这是由社会评价的“杀手锏”——结果的不确定性决定的。因为不确定，排名靠前者要保名次，靠后者要“升位”；位处中游，市州内部也有考核，大家都不敢怠慢。

　　排名要升位，工作先“升级”

　　“争先”的情绪，最终落实到工作上。多地纷纷“眼光向下”。一时间，领导干部大接访、纪委书记下基层、维护民利专项治理等活动次第启动。

　　多地纪委曾向省纪委有关人士请教，如何在日常工作中提升群众满意度。对方给出三个“锦囊”：抓实工作、转变作风、做好宣传。然而，要使工作贴近群众，做出新意，实属不易。

　　广元市在之前4次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中均名列前茅，其工作特色之一在于，将廉政风险防控、“三早”预警机制、与面向基层的村廉勤委建设一同推进，同时查处群众身边的腐败，如对群众反感的打麻将赌博、公车私用、奢侈浪费等进行暗访和处理，畅通群众举报问题的渠道等。

　　观察人士指出，社会评价中群众打分的依据，很可能是办某件事时与政府打交道的总体印象，因此地方要“升位”，转作风成了首要任务。2012年，巴中市不光开展全市机关干部作风巡查，问责358人；市、县(区)干部还为群众办好事、实事7868件，在服务中感知群众所需所想，从思想上拉近干群距离。

　　绵阳市则在宣传上打起“亲民牌”，该市社会评价排名亦稳居前列。绵阳开通的政务微博群、网络议事厅、绵州论坛等新媒体，既传播反腐新闻，又成了帮群众解决问题的“捷径”。2012年8月初，农民陈云清通过网络，向市委书记罗强反映了自己家“断头路”的情况，2个月后，道路被打通。

　　不过，各地工作如何更贴近老百姓，如宣传中如何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而不是停留在简单地发发传单上，一些地方的思路亦需“升级”。

　　临近测评，成都、乐山、南充等地区县还有高招——仿照省上的形式，委托当地统计局随机开展满意度测评。南充阆中市2012年底排名靠后，“上上下下都憋着一口气”，一边发力查案、搞宣传，一边购置调查设备，并将自主测评放在省上调查前1个月，有针对性地整改。今年上半年，该市排名提升47位。

　　对受访群众而言，为党政机关反腐倡廉工作评分，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接到统计局的电话，我感到很惊奇。”内江市中区一名群众说，他对落实“八项规定”情况一项打分较高，“因为街上喝酒喝红脸的干部确实少了”。打完分，最后是为党和政府工作提建议的开放题。“我说，希望政府制定政策时，多听听老百姓的意见。”

　　回归“民本”思想

　　四川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1年多来，获得了中央纪委的肯定及各界的广泛关注。

　　今年春，江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周泽民来川调研社会评价后，拟将此项工作在赣推广。

　　“就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听取群众意见，让群众评价政府，这是一个进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反腐专家任建明认为，民意将对反腐倡廉起到促进作用。

　　四川省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廖冲绪则指出，社会评价是“民本”思想的回归。

　　“它整合了‘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与实际操作中的‘对上负责’机制，通过自上而下的部署和刚性考核，将群众的诉求‘传导’到各地，‘倒逼’各级领导决策时关注民生、听取民意。”廖冲绪说。

　　德阳市罗江县委书记罗宗志也感慨：“社会评价，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另一种力量——社会监督的压力。”

　　任建明还对社会评价的操作方式提出建议：“应该加强公开透明力度，如将现在内部通报的排名和报告，逐渐向社会公开，增大群众监督的力度。”此外，“因纪委与统计局归属于党政系统，能否考虑委托体制外权威的第三方来调查，增强可信度？”

　　对逐步公开，四川已有回应。“我们将要求各地，把群众反映问题的整改情况通过新闻媒体等予以反馈。”省纪委人士说。

　　2013年7月起，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际，根据省委十届三次全会部署，四川首次对发改、教育、公安等48个政府部门和电力、邮政等18个公共服务行业开展政风行风满意度测评，结果将作为责任制考核、绩效考核等的依据。

　　7月31日，记者来到省统计局民调中心，几十名访问员正戴着耳机，熟练发问和操作。中心人员介绍，这次测评根据不同行业特殊性，采用电话访问、面访、问卷调查等不同形式。

　　这次，“压力传导”的速度似乎更快。7月30日，省质监局召开政风行风建设座谈会，政风行风监督员向局领导提出7点建议。省工商局纪检组人员告诉记者，该局最近针对评议时发现的问题再次自查，梳理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

　　“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与政风行风群众满意度测评一道，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四川党风廉政建设各个方面的社会监督体系，将进一步强化‘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提升反腐倡廉的科学化水平。”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社会评价对党政机关做好工作的“倒逼”还在继续。最近，张启兵将很大精力放到了推进成立农村集体“三资”委托代理中心上，他坦言，“三资”问题是社会评价中，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他说，要在社会评价中保持“全省前列”，他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