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了金融这个核心，无疑就抓住了推动地方转型的“命门”。

7月26日，国务院下发特急明电，要对全国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随即一场“审计风暴”全面展开。

　　促进信息消费的拉动效应明显，可以牵动消费和投资两大领域。2013年，电子商务的市场规模将突破10万亿。

　　“李克强经济学”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透明的，希望给整个社会，提供一个确定的、有利于结构调整的环境。

　　本刊记者：吴明华

　　“走一条新路”

　　《决策》：上半年以来，经济下滑和中央政策的调整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样的变化？

　　侯永志：新一届中央政府在经济转型上的态度是坚决的。过去也强调转型，但是新一届政府更加强调，要以壮士断腕的精神，推进转型。转型就意味着要淘汰落后的生产力。

　　现在政策很明确，不会再通过扩大信贷的方式去支持那些落后的生产力，那些技术落后、没有市场前景的企业和产业，必须通过市场机制淘汰掉。

　　淘汰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必须承受。从狭隘的地区利益角度来看，有些落后产能是需要的，如果从整个国家利益来看，就是不需要的了。这种转型的代价是必须面对的，长痛不如短痛。

　　下一步结构调整的速度还会加快，现在在认识层面从上到下都是统一的，都认为不能走老路，要通过改革建立资源有效配置机制，形成有利于技术进步的环境，还有通过改革使发展的成果更公平地分配。这些都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王小广：中央政策调整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是相信市场，放松管制。解决转型中遇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靠完善市场机制。未来宏观调控即使政策改变，短期刺激也是有限的，持续时间会有严格的界限，力度也不会那么大。哪怕滑出底线了，也会跟过去不一样。中央希望找一条新路，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

　　第二是把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过去也强调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但落实执行的时候把中间两个忘了。一切就是为了保增长，惠民生兼顾一下，中间两件事基本没做，这是阻碍中国经济升级、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最大问题。所以，新一届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框架中，特别强调调结构和促改革的作用。

　　第三，希望创新宏观货币和财政政策。优化金融结构促进金融改革，同时优化财税结构，调整税收结构和支出结构，增加一般性的转移支付。

　　总的来看，中央调控经济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政策越来越清晰，对我们经济运行会产生很大影响。

　　陈耀：从上半年的发展情况来看，我们现在的速度已经接近最低的一个区间了，下半年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要警惕滑出这样一个区间的倾向。

　　在这样一个判断下，我认为，中央还会适当的在资金层面上释放流动性，只是不可能去大规模地刺激，这是比较明确的。会有针对性地按照我们转型的方向，对于符合方向的领域、产业，甚至一些企业，在政策上增加支持。绝对不会去听任一些人所谓的硬着陆，我觉得中央在这方面还是很清醒的。

　　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中，我们不可能再走过去的路，但是也不会完全放弃过去的方式，这是我们能够判断得到的政策走向。

　　透明的“李克强经济学”

　　《决策》：最近大家都在热议“李克强经济学”，特别是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经济运行合理区间”。合理区间的上下限到底是什么，如何理解新政策框架的内涵等，都引起很多讨论。对此，您怎么看？

　　王小广：有人说“李克强经济学”首先是不刺激经济，这是不对的，明显跟现实不符合。应该理解为不用原来的方式刺激，而且是有限刺激。

　　实际上，宏观调控4大目标：增长、就业、通胀和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现在基本上不存在问题，未来一段时间也不存在重大失衡。所以调控上下限，把几个主要目标都考虑到了，指标非常科学。

　　除了上下限之外，还有底线思维。当增速跌到下限时，宏观经济政策会略有放松，但总体还是保持稳定；只有滑出底线，才会改变宏观经济政策。新一届中央政府确定合理区间和政策框架，是希望把底牌亮出来让大家知道。

　　中央让大家明确知道，宏观调控在什么情况下出什么牌，什么情况下会刺激经济，什么情况下会调整结构。所以，“李克强经济学”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透明的，希望给整个社会，提供一个确定的、有利于结构调整的环境。

　　侯永志：现在提出合理区间问题，很必要，但很难说这个底线到底是多少。这既需要从理论上分析，又要从历史经验来上看。另外，现在说大学生就业难，其实还是结构问题，劳动力在结构上出现了过剩。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建立在高技术基础上的产业，就会需要很多大学生。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把经济发展的质量放在首位，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我们争取尽可能高的速度。

　　陈耀：我觉得新一届中央政府，对宏观调控的理解更明确、更深刻、更清晰。

　　过去，宏观调控是为了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现在提出上限、下限和底线，以及合理区间，概念是非常明确的，都可以从指标上来体现。宏观调控追求的是一种均衡、稳定，如果控制、调整好了，我觉得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会保持得很好。

　　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速度降下来转型就会成功，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说，这次“钱荒”中央不救市，很多人叫好，其实这里面要承担的风险很大。如果认识不到风险，一旦形成破产倒闭潮，整个经济会一下滑出合理区间，要承担着非常大的社会风险。

　　所以，这里非常难以区别，到底是阵痛还是风险？我们承担了这个风险，经济是不是必然会转型升级？可能我们付出了代价之后，经济未必就会走向需要转的方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

　　速度和结构其实是一个问题。没有一定的速度怎么去调结构？速度下来之后，首先就是财政收入减少。如果财政收入下降很明显，保吃饭都困难，哪里还有钱去调结构？

　　所以，一些学者担忧，很多人把结构调整像下赌注一样，赌在这一两年速度降下来，转型就会成功。其实，远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要审慎又审慎，必须要认清，我们一定要走一条平缓的路，而不是去搞所谓的“休克疗法”，这是我们中国承受不了的。

　　“投资正能量”

　　《决策》：今年，地方上纷纷制定了新一轮庞大的投资计划，从中央来看似乎并不支持。现在，很多人也在激烈批判投资拉动增长的传统模式，但也有人认为不能放弃投资。到底如何看待关于投资的争论？

　　侯永志：我们不能笼统地反对“以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无论劳动和技术贡献有多大，资本都是不能少的。关键是投资能否形成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不能搞一些无效投资，或者低产出的投资。

　　所以，对于投资带动增长，不能简单地加以反对，关键是看投到什么领域。如果选择的投资领域是正确的，就会为经济增长注入正能量；如果选择错了，再少的投资也是不应该的。

　　陈耀：现在启动的一些大的投资项目，一定是要符合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能再去做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

　　其实，跟发达国家比起来，从城市到新农村、从东部到中西部，实际上我们在基础设施方面差距还很大。高速路和高铁网络还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中西部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需求。

　　另外，社会性基础设施像医院、学校等，还有生态性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的建设，都差得很多。所以，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还有很多事需要去做，这些都是要靠投资。特别是社会基础设施，它的投资会零散一些，单个项目也不会很大，但是从全社会的规模上来讲，总需求还是很大的。

　　所以，不要认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已经过多了，需要政府投资的地方还很多，这些领域的投资不是重复建设。

　　现在说转型谈到投资，很多人认为就是走老路子。其实，现阶段投资在经济发展中还是起关键作用的，不能一下就抛弃掉。当然，我们也要逐步地去转型。

　　《决策》：从目前情况看，地方融资环境越来越趋紧，下一步会不会陷入困境？

　　侯永志：将来如果说融资环境不是那么宽松，融资成本越来越高的话，地方投资规模扩大是很难的。今后，地方上的投资建设不能再铺大摊子，要把资金用在该用的地方，首先要解决与老百姓生活有关的问题。

　　王小广：未来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融资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债券市场，通过债券融资代替银行融资。如果债券市场运作得好，地方也不会有资金问题，中央政府会在这方面提供更大的空间。

　　债券是透明的，跟银行融资不一样。现在地方上借银行多少钱，谁都不知道，玩的都是“赖”。很多地方政府能还就还，不能还就赖，反正有中央兜底，这是道德风险。但中央不可能不控制，必须使地方债务更透明、更规范。

　　所以，地方上要摆脱过去的思维，适应形势的变化和中央政策的调整，根本上的是要适应市场。更多的是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让市场来充分发挥作用，而不是直接加入到市场中挤占市场。

　　被误读的新型城镇化

　　《决策》：上半年还有一个很热的概念，就是新型城镇化。对此，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读，甚至有的地方把它简化成，新型城镇化能带来多少投资。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新型城镇化？

　　陈耀：新型城镇化提出有一段时间了，讨论的也很多，但方案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纠结的地方，为什么纠结？

　　就是我们看到了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必须走的路，也看到了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一个新的增长引擎，但是真正去做的时候，就会发现基本上还是在走过去的路。很多地方会大兴土木，大量的投资很快会出现在圈地、搞房地产开发上面，中央肯定不希望这么做。

　　新型城镇化本身的路径应该怎么走，目前还不是非常清楚。新型城镇化应该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土地城镇化，但人的城镇化从哪里突破？

　　现在已经确定，户籍制度在小城市可以全面放开，所以小城市应该是城镇化的一个重点。如何让已经进城但没有融入城市的那部分人，享受跟城市人平等的权利，这是下一步需要重点解决的。

　　侯永志：新型城镇化在地方上很容易被误读，就变成了城市扩张。新型城镇化核心到底是什么？

　　在新型城镇化的问题上，首先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就是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产业能力的扩张，人是进不了城的，经济增长是前提基础。所以，两者中经济增长是处于主导方面的。当然，城镇化也会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经济增长做贡献。

　　第二，新型城镇化不是去建新城，而是解决旧有的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粗放利用问题，城市人口增长与公共服务能力不匹配的问题。

　　现在很多农民工进城了，为什么地方政府不提供公共服务？原因不是他们不愿意提供，而是没有足够的能力，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提供那么多的公共服务。这就存在一个人口进城与政府能力不足的矛盾。

　　问题的核心还是我们发展得不够，我们还是处在相对低的发展阶段上，社会财富还不足以全面解决这些问题。新型城镇化就是要稳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都去建设新城。

上一页1234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