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九霖曾想做成中国第四大石油公司
陈九霖（图/姜晓明）
2006年3月8日，陈九霖和妻子到达新加坡初级法院
妥协
陈九霖不觉得这都是小事，他一直在等待机会。“我还有一大把年龄，慢慢做，做的过程中就有机会，到哪一天突然就会有一个爆发，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他曾想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合作，在鄂尔多斯成立一只200亿人民币的基金，其中100亿主投航空，100亿主投石油。“正好利用我的特长，”三方协议都已经协定了，但最后因为鄂尔多斯“空城计”，政府再无能力出资。
“离开了央企、国企，想白手起家，很难。”Jeff说。
出现一缕曙光的时候，人们总是会奋力张开双臂想去迎接光明。陈九霖梦寐以求的事业似乎露出了一缕曙光。他必须再搏一搏。“如果说国家认为，陈某人还能做点事情，给他一个平台，我觉得能够为国家做点事情我还是很乐意的，但是这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先踏踏实实做起来再说，没准我把这个事做大了，并到央企都是一种可能，蒙牛不是并到中粮去了吗？没准我在这个途径上做更大的事业，也是可能的。”
吴虹觉得陈九霖活得太累了，不管什么样的饭局他都要去参加。
“他被迫跟自己不喜欢的人打交道。”Jeff说，“人在不同的时期都有自己不同的追求和想法。真正大红大紫之前(陈)在国内其实是一个很平庸的官员。国内这个环境不适合他，规矩太多。”Jeff一直觉得陈九霖想要真正东山再起，成功完成新的人生设计，一定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自我蜕变。
他在监狱里通过读《圣经》、《古兰经》、《金刚经》，寻找心灵解脱，在社会这个无形的监狱中，他再次选择钻进书本里寻找心灵鸡汤，和古今中外与他有相似经历的伟人寻找心灵共鸣。2011年，陈九霖开通了微博和博客，在他的微博上，经常能看到类似这样的话语：
“对待不良情绪，一种办法是听之任之，随心所欲，达到极点而致疲劳之后，睡一好觉情绪会得到调整；一种方法是学会转移，释放情绪，这样可以比较快速地改变不良情绪；一种措施是控制自己，接受现实，在无可奈何(比如坐牢)的情况下，只能如此。遇到这种境遇，要看淡一切、看空一切！”
“几个60后朋友聚在一起，发现每个人都遭遇到中年危机：有人患了糖尿病、两个人各自切掉了一个肾；大家都熟识的另一个朋友则已经辞世；而本人身受囹圄之苦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可见，人生是有规律的，只不过在必须经受中年危机时，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是大病好，早逝好，还是坐牢好呢？”
一个长期坚守信念的人，也需要在情绪波动时释放内心，并且不停地寻找参照系，以此进行自我安慰。
2011年4月初，陈九霖应邀和6位局级领导吃晚饭。酒兴正浓时，其中一位局级领导端起杯来向陈敬酒，随口冒出一句：“我们酒桌上就只有你一人坐过牢。”
“是啊，唯有我最优秀嘛！至少，经历比你们多一些。”众人大笑。
“我后来不想这些事，我懒得想，想它没用，这是人生正常的，不正常的事情我把它理解成正常的。”面对人生污点，陈九霖一直说放下了，还写了一篇文章《人为谁而活》来论证，但我宁愿相信能从字里行间、只言片语中看出、听出他内心的纠结，还有那些自嘲话语背后故作姿态的成分。就像他说的，“人都是人，遇到这个事如果说一点心理反应都没有就不是人。”
在《人为谁而活》中，陈九霖写道：“不管别人怎么称呼我，我都把它当作一个代号而已，不悲不忧。不管别人怎么棒喝我，我心中自有一本账，不增不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被众人言论所左右。”
“他这种性格在国外很好，国内的这些人情世故，潜规则的把控，(他)这两年学习了很多，但是他的性格是不被国内官场文化容纳为主流的。恰好他在国外避开了，他的建功立业，他最大的人脉，是西方化的。”作为朋友，Jeff从内心深处不愿意陈九霖变成一个适应国内灰色潜规则游戏的人。
蜕变
陈九霖酒量很好，能喝一斤白酒、一箱啤酒。酒过三巡后，他惟一的特点就是话多。有一次，吴虹在半夜接到陈九霖的电话，陈在电话里叨叨说了近一个小时，吴虹知道他肯定又喝多了。这一次，他去珠海洽谈3个项目，两个谈成了，第三个悬而未决被搁置。
“我不太愿意说违心的话，但是我会喝违心的酒，叫我喝违心的毒药我也可能会喝。”陈九霖说他会放下身段去跟身份、地位、资历都不匹配的人谈项目，“但我不会爬着过去，我会站着过去跟他谈。我不会说放不下架子，牢都坐过了，跟囚犯在一块摸爬滚打，跟黑社会头子住一个房间，还有什么尊严？尊严自在心中。不在于你的表现。”
他要发声，一方面选择到北大、清华等知名学府发表演讲，另一方面又通过出版博士论文、投稿《求是》、《人民日报内参》发表关于国家石油战略的设想。
微博也成了他的主要战场之一。
“腾讯(微博)270多万(粉丝)，新浪220多万，加起来500多万。”
我问他怎么看待自己的个人影响力。他说人的价值有一方面体现在社会影响力上，但是“有些东西人怕出名猪怕壮，尤其中国这个环境，谁都不愿意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就在他说这话的前几天，薛蛮子被抓了。
陈九霖与薛蛮子经过一些饭局之后就认识了。薛还到访过Joseph投资，曾多次表示有意与陈九霖合作投资。因为薛在天使投资领域的名气，陈九霖正有意跟他谈合作，就没了下文。
吴虹等好友都劝陈九霖不要在微博上发表太多过激的言论。“我写过微博和长篇文章支持过吴英，我也支持过曾成杰；但我同样反对过活熊取胆的归真堂上市以及山东的毒苹果；我更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新加坡当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暧昧关系。我凭良心办事，说心里话。”吴虹说陈天生对处于劣势的人有同情，对不公的社会现象有抵触。
不过陈九霖说，“(发微博)我是把握分寸的。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我问他怎么掌握其中的分寸。他说：“反正我把握红线，把不把握住就不知道了。”
他的一位圈内朋友认为他有怪癖：“你想想看他花在微博上的时间，他很坦然，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在现有体制的人，谁会发那么多微博。”
陈九霖加入了正和岛、道农会等企业家俱乐部，柳传志、马云等都是活跃会员。但这个圈子里“真正懂资本运作的人不多”，陈九霖很难找到共鸣。他狂热地希望有话语权的人能认可他在资本运作和能源领域的能力。
沉默
陈九霖说：“我当时在新加坡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想做成中国第四大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我一直想把它做成第四大石油公司。”
“一般人没有这样的欲望和胆略。”Jeff说。
现在，他开始撰文呼吁将珠海万山岛建成国际石油集散基地，取代新加坡的地位，成为影响世界油价、使得中国可以在世界石油市场谋求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基地。“官方还没有重视，石油界老板都说，一旦官方重视，我马上支持你。”陈九霖说他不着急，“等我做大的时候，我自己一下可以拿出100亿、200亿，或者我能动用的资本超过多少钱，我自己做下来。官方不重视，我自己做，我就有一大帮人跟我一块去做。”
他为自己设立一个高度，这也是他想获得话语权的一种努力。一旦他不能把控全局，他选择先沉默。
最近一次，陈九霖作为中间方，带着一位投资人去见项目的第三方。这次三方会面，是签订协议的最后一步。陈九霖带上了律师。
“谈判这种事情有艺术，小会办大事，大会办小事。你在会上只是一个过程，一种形式。你要把会上办的事情事先都商量好，包括人事关系都做好。”陈九霖在三方会面前跟投资人说。
“我把方案都设计好了，而且考虑三方利益、三方合作，他们都认同，按照这个方案来走，一点问题没有。”
结果到了现场，陈九霖蒙了。被投资人临时抛出了一个方案，放弃了原来达成的三方协议。“对方也蒙了，临时方案很粗糙，人家提11个问题出来，他觉得自己回答很圆满，其实一个问题都没回答准确。”
陈九霖保持沉默，不说话。他很清楚，被投资人觉得他的“引荐”作用已经完成了，便想撇开他。
“忽视我无所谓，我不在意，我经常被人忽视。”陈心想。投资人看着陈九霖面无表情，知道苗头不对了，就开始吹嘘自己跟陈的关系有多深厚。
“陈总你得发表意见。”第三方说。
陈九霖依旧沉默，他觉得太可惜了。“很多人意识到我是个金子，但是不知道怎么来挖掘。越是身边的朋友，越是犹豫。仆人眼里无英雄。”他算了一笔账。在Joseph投资估值5个亿时，他的一位朋友犹豫不决是否要入股，等到Joseph估值8个亿时，他就亏了。如果他早进来，1%就赚300万，10%就赚3000万。“为什么有些人能成功，有些人不能成功？成功的人能抓住机会。等到陈九霖成功的时候，他回过头来(想)，早投资早得益了，为什么没有投，你的格局永远做不大，永远是这样的。”
会谈到了最后，双方要求陈九霖总结发言。
“我乐见其成，但是我更注重的不是你们短期的结合，更重要是你们未来怎样把这个企业做大、做强、做实，这个才是根本，否则我把你们串在一块，我成了罪人了。”陈九霖一板一眼地说。
“陈总你不点头我们不做这个事。”第三方说。
陈九霖不再多说一个字，也不打算再去争取促成这单生意。“我要做成的事情，必须做一个长期的大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