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漂在城市的“农二代”

　　■实习记者 钱 阳

　　“干我们这行，不需要有那么清楚的目标，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明天还在不在这个城市。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是我们的家。”谈起两年多在北京、合肥、常州等城市漂泊的感受，90后农民工程涛说。

　　2年前，21岁的程涛大专毕业，到北京一家超市做收银员；5年前，18岁的韩旭高中毕业，留在老家的工地上学做施工员；8年前，16岁的张飞飞初中毕业，南下苏州学起油漆手艺。

　　在各自漂泊几年之后，这三个本无交集的农村小伙子，在江苏常州相聚，开始了新的漂泊之旅。

　　“农二代”的城市梦

　　1990年出生的程涛，是个典型的“农二代”。唯一不同的是，他学历较高，用他的话说，“在建筑工地上，我也算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他和安徽老乡韩旭、张飞飞住在同一宿舍。韩旭，工地上的施工员，张飞飞，工地上的拉货司机兼老板的专车司机。

　　他们的宿舍是四人间，有空调，有电视机，他们的食堂每天菜式各样。闲暇时间，他们偶尔一起打麻将，或者一起逛街、买东西、看电影、唱歌。程涛说，“现在年轻人到工地上来是很挑的。尤其是像我们这种还读过几年书的，你工作环境不好、伙食不行、住宿条件差，根本不稀罕来。”

　　工地上的节奏永远要比外面的世界要快。无论阳光多么热辣，早上5点，工地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晚上太阳落山，一天的工作也就结束了。每天如此，循环往复。

　　尽管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但是对于自己在工地上的具体职位，程涛表示，他也说不清楚。韩旭和张飞飞戏称他是“老板秘书”，他说自己就是给老板跑腿的，哪里有活就去哪里干。“我现在就希望跟着这个老板后面好好干，然后挣钱在城里买房。”

　　韩旭在常州待了已经近两年的时间，“虽然工地生活也挺无聊，但毕竟是在城里。相比农村，肯定还是更喜欢城里，这里很多东西都是新鲜的。”他说。

　　相比之下，张飞飞看起来则稳重、成熟很多。他说这可能跟他出来早有关。13岁时，张飞飞就和家里面亲戚一起到合肥捡破烂卖钱，初三毕业以后就带着240块钱来到苏州打工。“那是2005年7月14号，我问我妈要了钱，就和家门口人一起走了。小时候每次过年，都看到很多在外面打工的人开车回家，觉得他们很威风，也很羡慕。”

　　张飞飞戏称他当时成绩是全年级“第一”。他觉得读书也是浪费时间，于是开始了打工生涯，一晃8年过去，去过的地方包括苏州、合肥、上海、湖州、北京，而常州则是他的第6站。

　　“有时候也挺感慨的，跑了这么多地方，没有一站是我的归宿。我现在就想好好挣钱在城里买房，然后把老婆孩子接过来。我感觉，在城市里，有钱你就是老大，没钱你就什么都不是。”

　　但是，与父辈们不同，他们进城的目的，不仅仅是赚钱。

　　程涛之前在北京打工，和一个女孩好上了，就在她家开的超市里面干活。女孩爸妈很喜欢他，只是要求他以后留在超市帮忙。“我不愿意，那不是我想做的事情。虽然跟她在一起对我前途有好处，但整天在超市里，就像被关起来一样。我不喜欢束缚，我要出去闯一闯。”

　　自那以后，女孩父母对程涛的态度也是180°大转弯，随后女孩就跟他分手了。“我觉得我就是个矛盾体！”程涛感慨地说。

　　融入城市之痛

　　韩旭认为，有些城里人挺排外，尤其是一些有钱人，瞧不起农村人。有段时间，为了能融入城市，他自学常州话，但却从来没张口说过。“觉得很别扭，那不是我的语言。现在想想挺可笑。”

　　他有时候甚至觉得，这个城市也不属于自己，或者说，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尽管他很想在这里扎下根。

　　“老家人有一种共识，就是一个小伙子年纪轻轻，不出去闯荡，待在家里干活没出息、窝囊废。我们老家渔网厂很多，但做活的基本都是妇女，男的很少。”

　　谈起打工原因，张飞飞说，似乎从一开始，他就是被这样一种打工“风尚”带动出来的，其实在心理上，他并没有做好融入城市的准备。

　　“我们在城市里享受到的唯一福利，就是干活赚钱的机会，没有其他了。没有签劳动合同的，五险一金不要想了，老板给你买个工伤保险就算不错的了。工地上打工普遍都这样。”程涛说。

　　作为农民工，他们在城里所能享受到的福利微乎其微，城里人有的他们几乎都没有，一方面这是由于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比较低端，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是农村人。

　　尽管地方政府近年来在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问题上都降低了“准入门槛”，但都或多或少附加了各种条件。而正是这些附加条件，共同筑起了城乡二元体制的围墙，将农民工堵在墙外。

　　程涛说，一天深夜12点，他突然发高烧，于是就一个人骑着电动车到临近的卫生院看病。医生总共给他开了200块钱的药水，要交钱的时候医生问他有没有医保卡，有的话可以报销一部分费用。但因为不是本地人，他的医保卡不能在这儿用。

　　“那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可能是因为发烧不舒服，打点滴的时候一个人莫名其妙眼泪就下来了。当时就是觉得有点心酸，那应该也是我来常州这么久最想家的一次。”

　　渐行渐远的乡村

　　“虽然在农村长大，也干过农活，但是什么时候要下种，什么时候该施肥，这些我一点也不知道，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都不配做农村人了。”程涛苦笑着说。由于父母宠爱，他自小就没有吃过苦。

　　程涛老家所在的广寒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留守儿童、妇女、老人构成村子里的主力人口。“虽说村子这几年发展也挺好的，但从没想过要回去发展，也许未来回去养老倒有可能。”

　　“在城里待习惯了也觉得蛮适应的，反倒是过年回家没待几天，就觉得有点待不住想走了。”在程涛看来，农村里唯一让他还觉得有所依恋的，也只有亲人和家乡的空气。

　　家是什么？对于程涛这样的“农二代”来说，既熟悉而又陌生。

　　“我们跟父辈想法不一样。他们觉得赚钱回农村盖房娶妻生子，是一生最重要的大事。不过我还是想在城市里生活。”

　　“城里的同龄人从小就可以享受很好的生活。我们既然不能决定出身，那就要试着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最起码让自己的孩子，以后能跟城里的孩子一样生活。”

　　对于张飞飞来说，让自己2岁的儿子未来能在城里念书，是他最大的心愿。“农村的教育终究不如城里。现在压力挺大，想在城市落户，捷径就是在这儿买房，努力争取吧。”

　　谈及未来的梦想，韩旭表示自己还很迷茫，走一步看一步，是他们这群人目前最现实的生活状态。

　　“我爸妈在老家给我买了套新房，过年回家我就结婚了，他们希望我以后老老实实在家里找点活做，但我觉得这只是暂时的。我还是想在城里买房买车，我不确定是不是常州，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的下一站会在哪里。”

　　乡村教育之痛：生源越来越少了

　　■本刊记者 查 英

　　隶属太湖县大石乡西湖村的华立自然村，坐落在长江水系的泊湖边上。今年暑假，华立村民议论较多的是房屋拆迁、土地流转和乔迁新居的事，而谁家孩子上大学的声音不见了，“华立的学生这一届考得不太理想。”一位村民说。

　　地处皖西南的太湖，没有区位优势，也没有优质产业，却有句奋进的口号“穷县办成大教育”。尊师重教是太湖的文化传统，“穷莫丢书，富莫丢猪”也是当地人出人头地的信条。

　　这些年来，重视教育的太湖县，为社会输送了不少“勤奋好学”的人才。而当教育的城乡差距越拉越大时，乡村教育的现状到底如何？

　　“学生越来越少了”

　　上世纪90年代，每逢暑假，西湖村里都是敲锣打鼓将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学生家中，孩子们便循着锣鼓声去等着发喜糖和喜烟。最近几年来，西湖村一位负责张罗喜事的村民发现，“考大学的学生越来越少了。”

　　过去，西湖村有4所小学，分别设在原来的华立、湖边、沙咀、门楼4个自然村庄内。2005年，4所小学合并组成新建的西湖小学，这一年“全校学生519人。”西湖小学校长查创华清楚记得这个数字。“最近两三年的学生人数一直在240人上下。”

　　目前的西湖小学有6个年级8个班，其中包括两个学前班，共245名学生。近60%的学生是留守儿童，流动性较大。从外县外地来本校“投亲”读书的接近5%—10%，每年被父母带走的占5%。“来了就读，走了就走了。”

　　因正在进行“千村整治示范工程”，西湖村的自然村落整体在向村路两旁集中迁移，而西湖小学就在村路的中心段。“合并之后，上学放学皆由家长接送，午饭在校吃。”西湖村民说。

　　西湖小学学生毕业后按行政地区划分，直接升入所在大石乡的初中上学。在大石乡，有7所完小、2所初小、1所初中。2005年之前大石乡另外2所初中陆续并入现在的大石一中。

　　“农村里过去小学和初中的生源关系是‘这边出、那边进’。现在每年会有一些家长带孩子到县城或外地城市上学。”大石一中叶耀松校长介绍，该校学生人数在今年出现了“巨变”，“前年全校有2200多名学生，去年1200，今年下半年全校只有540名，包括今年新入学的145名新生。”

　　145名新生，只有过去两个班级的人数。按照以往每个年级设6-7个班级，“现在平均每个班不到30人。”叶校长说，“正常学校人数应该在七八百人，今年情况尤其特殊，根据小学生源情况判断，明年可能会好一点。”

　　小学、中学生源减少引起的是连环反应。中考之后，在保证第一批次招生学校生源人数，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普高与职教生源1:1的分配政策之后，普高的生源出现直线下降。紧邻大石乡的徐桥高中今年新招生人数只有361人。2005年-2013年，新招生人数都在550-650人之间，今年跌入最低点。

　　“学生是学校的生命。”徐桥高中校长叶冬艳告诉记者。“在生源总体减少的情况下控制普高的招生人数，普高生源将成问题。”而在叶校长看来，当地一些民办职业技术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办学资源，远远跟不上学生求学的愿望，“家长和学生都更愿意上普高。”

　　由生源减少引起的经济压力，也是困扰校长们的难题。按照目前中央和地方的教育扶持政策，九年义务教育的公用经费小学生每人每年525元，初中生每人每年725元。高中教育向学生收取学费，每人每学期一千多元。

　　叶冬艳校长向记者算了一笔账，除去教师工资由财政每月按期支付，学校的基建投入、教学设备的更新、激励性奖励、运转开支等全部由学校自筹。“无论是义务教育的公用经费，还是高中教育收缴的学费，生源逐渐减少，自筹的经费远远不够刚性开支。”

　　学校经费不足，教师待遇因此下降。“正常的激励性奖励都难以保证”成了校长们的难言之隐，“因条件艰苦、待遇不如城里、子女上学等多方面原因，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受到影响，优秀教师的流动性加大。”大石一中近几年流出至少20名教师，徐桥高中的老师则流向县城高中。

　　面对城乡教育差距，太湖县教育局王森华局长告诉记者：“城乡整体发展水平存在差距，教育也不例外。生源减少，家长也在追逐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一直是努力的目标。”数据显示，今年太湖县城内的晋熙初中计划招生430人，有524人报名。

　　“学生就近上学与教师条件艰苦”、“进城学生增多与农村地区教师编制效用降低”等问题，困扰着当地教育管理者，究其原因，王森华认为是“普遍存在的农村教育资源滞后于城镇化的需要。”

　　“读书没受的苦，找工作时要受了”

　　与县城相比、与过去相比，农村地区教师教学的整体积极性相对后退，但熟人社会的农村也是熟人教育，“不能让村里人骂我们误人子弟，要强调‘人归校，心归教’”西湖小学校长说。

　　在初中和高中，班级管理重任则落到班主任头上。生源好的太湖中学每年1080名毕业生近1000名达二本线，学生管理方面相对轻松。而二批次招生的徐桥高中班主任对比过去感觉变化很大。一份徐桥高中班主任管理论坛心得汇编里，有位班主任写道：“当初的激情涌动逐渐消退，已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从容’，岁月与经验一同增长，却没有让我过多收获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和喜悦，总是新的困扰和问题接踵而至。”

　　这位班主任自编了一首“闻鸡起床”歌：一天开始，寝室催起，检查卫生，看谁晚起……巡视自习，提防早退，劳神费力……快要上课，先去看看，谁缺课谁瞌睡谁生病谁在玩手机？直到深夜，不得歇息，偶尔半夜，也被叫起，惊魂未定，又闻鸡啼……

　　看到这首“歌”，放假在家的西湖村学生海洋回想起自己的过去。

　　上高中前，海洋是西湖村初中生里成绩较好的。瘦高个的他习惯留短发，穿一身校服。中考以优秀成绩升入高中，他的分数在新班级排名前十，然而他高中最好的成绩也止于此。

　　脱去中考的缰绳，处于青春期的海洋缺乏自制力，学习失去劲头。他开始接触网络，并向父母要钱买了一个手机，“晚上用手机看小说、上网，白天缺乏睡眠便在课堂上睡觉。”他告诉记者。

　　由于白天经常缺课睡觉，第一次期中考试，海洋的成绩便直线跌到班级第50名。

　　班主任虽一再警示，没收他的手机、要求写检讨，海洋的母亲也多次被叫到学校配合教育，却仍没能再激发他学习的动力。学习上失控海洋犹如站在滑坡道上，一落千丈，按他的话即最终“在高中混了三年。”心思不在学业的他花钱“厉害”，交友恋爱，注重打扮，打工的父母也只是一味地满足其经济索要。

　　3年后的2011年他，勉强参加了高考，填志愿时委托同学代他填了一个职业技术学院。记者见到他时问：“曾经成绩那么好，结果却没有坚持下来，后悔吗？”他回答：“上学时没吃苦，现在找工作就要吃苦，这个以前没受的现在就要受了。”

　　众多西湖村的家长们一边希望孩子们能“读书来考个好大学”，一边却也渐渐接受了孩子考不上本科、考不上普高的情况。

　　放在过去，“没考上大学的学生都不敢出门见人，父母也觉得脸上无光。”现在考不上二本的读三本，不够三本的读大专。“今年的大专线是150分。3年坐在班级里闭着眼也能上大学。”叶冬艳校长告诉记者。

　　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过去上大学是“有和无”的区别，而现在是“好与坏”的区分，这种落差在渐渐缩小。经济条件的改善与时代的变化让农村孩子有了读书之外的选择，然而，另一面让人看到的则是物质丰富对贫寒出贵子的冲击。

　　“天道酬勤”本是农村学生最大的竞争力，时下优质教师资源向城里集中，留守的中学生缺乏自制力又少有家长管教，当过早接触社会禁不住诱惑、父母用经济来补偿情感时，农村孩子的竞争力却被无形地稀释掉了。“有什么竞争力？什么竞争力都没有。”叶冬艳校长毫不讳言。

　　暑假过后海洋就要开始找工作了。晚上，他和家人商量想用家里的几亩地搞花艺种植，但这个想法遭到了亲人的反对。家人认为他缺乏社会经验也缺乏创业成本，对当地花草绿化的市场需求更是一无所知。

　　他和同学曾去县城调研，发现花艺店铺很少，于是认为“这是一个占领市场的先机。”虽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但他转念说：“还是先找工作锻炼几年再说吧。”

　　问及找工作的简历，他自嘲道：“像我们这样的，哪里用得上简历。”他指的是“没学历，没技术，也没有经验。”

　　“那3年你有什么收获呢？”“3年把你放在哪里都会成长。”海洋告诉记者。

　　“家庭教育几乎为零，外来干扰特别多”

　　从西湖小学、大石一中到徐桥高中，今年高一的淑君一路读了过来。

　　周日上学前，道莲给儿子淑君炒了两样菜：咸豆角和辣椒炒鸡蛋，菜比平时多了一层油。淑君边收拾课本和换洗衣物，边打电话给面包车司机约好下午3点送他去学校。出门前，道莲按例给淑君一百元钱，这是他一周的伙食费。

　　开学的前几天，室外38度高温，道莲还在工地给泥瓦匠挑水泥、拌石子，65元一天。早上6点起床做好一天的饭菜，吃完早饭喂饱猪，她便骑着电动车去了隔壁村上工，晚上7点收工到家。连续高温上工，道莲“感觉有点吃不消”，晚上回来她只喝了点稀饭。

　　道莲一家四口，丈夫在外地打工，两个孩子上高中。即便高温难抗，她还是希望每天都有活干。“现在土地流转庄稼不种了，流转出去的5亩田地每年只有不到三千元的租金，不干活哪行呢。”短头发，晒黑的皮肤，汗衫加武装裤，干起活来道莲好像从没当自己是个女人。“这活做完就接别的活，下雨天可以休息。”

　　聊起她为什么这般拼命时，她回答：“只有死做事(拼命)挣钱给他们读书，想他发狠(努力)念书，别的不会管，也管不来。”道莲和孩子们在学习上的唯一交集，就是挣钱。

　　小学文化的她，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甚至没有意识要去教孩子如何学习。孩子学习成绩好不好，全靠孩子自己和学校里的老师。为了让老师对自己孩子多尽心，道莲会在淑君上初中时给班主任送点家里的土产品。“上高中就管不了了，班主任也不认识。”道莲说。

　　从小学到初中、高中，淑君的学习辅导道莲帮不上忙。不会做的题目问问姐姐或者干脆放弃，内向的淑君也很难向授课老师开口求助。虽然成绩不好，但庆幸的是，道莲知道淑君“还是比较乖的，他不会去玩手机、网络和游戏。”

　　淑君和海洋都是西湖小学劲松老师的学生。对于这十年来教育环境的变化，劲松老师感觉一言难尽。“执教20多年，带过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尤其近十年的变化最大，不论小学生还是初中生，总体感觉现在的学生不如从前学生刻苦，也较难管理。”

　　劲松老师认为“农村教育，家长、学生和老师之间缺少了联系”，“父母重视孩子的教育，但爷爷奶奶不重视。父母金钱上重视，但行动上无法落实。”依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劲松老师感觉“农村孩子的家庭教育不是跟不上，而是几乎为零！”

　　在家庭教育出现“真空”时，社会环境却给学生提供了无法抗拒的诱惑。劲松老师说，“学生很聪明，但是接触社会过早，手机和网络的影响较大，外来因素对学生的干扰特别多。”

　　虽然家庭教育不能完全决定孩子成绩的好坏，但将教育全部委托给学校，这是农村教育一个危险的弱点。对即将离开自己进城上大学的女儿，劲松老师说了对孩子的两点要求：“多接触社会但要谨慎接触；将学业认真完成。”劲松老师也显出“担心她在接触社会时吃亏。”但同时他也知道，社会教育是孩子成长教育必需的一部分。

　　在一座拆了一半的小学院墙上，一条未拆去的标语令人沉思：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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