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岭杀医事件调查

　　一场历时19个月的医疗纠纷，最终以患者向医生举刀作为结局，继而引起全国医疗界的抱团取暖，悲剧背后，是现有医疗体制下，处于尴尬境遇的医生群体

　　本刊记者/杨迪(发自浙江温岭)

　　医生王云杰最后一次坐在温岭市人民医院的诊室里，是2013年10月25日。

　　这也是患者连恩青最后一次出现在医院。

　　在过去19个月里，连恩青不断地到这家医院找医生，他对家人说，他的鼻子 “太难受了”，“喘不上气”；而医生王云杰一直在劝他，“你的鼻子没有问题”，“心理压力不要太大”。如此循环往复。

　　2012年3月20日，连恩青为了治愈鼻炎，在这家医院做了鼻中隔纠正及双侧下鼻甲下部分切除的微创手术。院方结论是：手术成功。但手术后，连恩青鼻子仍感难受，不断到医院请求再次手术治疗。医院经过多方会诊，始终不认为具备再次手术的适应症，不必再次手术。

　　一场在医院看来仅仅属于患者对手术效果期待过高的小纠纷，最终以患者向医生举起屠刀，一死两伤的惨剧作为结局。这一切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致命的坐诊

　　“王云杰被刺了！”温岭市人民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陈增杰的手机里传来同事急火火的声音。陈增杰正在参与一个手术会诊，一时没反应过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无意识地挂掉电话，又突然梦醒般把电话拨了回去。

　　“到底什么情况？”

　　“耳鼻喉科的王云杰被刀刺伤，情况危急。”

　　奔到急救中心，陈增杰看到王云杰躺在抢救室里，四肢摊开，脸色蜡白，胸口一个大窟窿，鲜红的血一股股向外涌着。

　　这时是2013年10月25日早晨8点25分，一个本来很平常的星期五。按照门诊安排，星期三和星期五上午是王云杰的专家门诊。因为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正在住院，最近一段时间，王云杰都是7点钟就到医院，趁出诊前和父亲聊会儿天。

　　10月25日早上7点多，10公里以外，箬横镇浦岙村村民连恩青也提着CT片踏上了开往温岭的中巴车。和19个月来许多行程一样，他的目的地是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只是这一次，他还带上了一把刀和一把榔头。

　　显然，33岁的连恩青已经下定决心。出门时，他将一年前买的金立手机和深色夹克口袋里的200多元钱放在了门口的凳子上，只留下5块5毛钱单程车费。在他房间里的白色墙壁上，留下了用粗重的记号笔写的黑色大字：7.31王云杰、林海勇死。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虽是属三级乙等医院，但却是全市唯一一家综合性医院，因此是市民看病的首选医院。在2011年，医院门诊人次达116.8万，年手术量亦达到了2.5万次例，在浙江省的县市级医院中排名前十。

　　和所有城市的热门医院一样，温岭人民医院的发条从凌晨就拧紧了。凌晨4点多，挂号室外就排起长队；7点钟，已有患者在各科室候诊室等候；8点整，候诊室里排队系统的电子声音开始叫号，门诊医生的工作正式开始。

　　连恩青到医院后，并没有在一楼挂号，而是径直来到位于北侧五楼的耳鼻喉科候诊室。最近这一年多时间里，他来过这里近百次。他很安静，因此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王云杰这天的1号门诊患者刚从门诊室内出来，连恩青就不顾护士阻拦，直接冲了进去，门，在身后关上了，没有人知道两个人在室内做了哪些交流。

　　同为耳鼻喉科医生的王伟杰也是这天上午出诊，他的诊室就在王云杰诊室的对面。他说，大约在8点20分，他突然听到门外有争执的声音。“当时以为是医疗纠纷，患者闹上门来。”王伟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今年60岁，还有一个月就要退休，“一辈子在医院里工作，见过太多这样的事件”。

　　因为年纪大，人们多少会给些面子，王伟杰每次遇到类似的情况，都会出面帮忙调解。但他没想到，一出门，就看到王云杰从对面诊室跑出来，诊室的地面上，有一个断了柄的榔头。王云杰一边用右手捂着头，一边踉跄着向外走，白大褂的左胸前，已经鲜血斑斑，连恩青面无表情地跟在后面。

　　但在耳鼻喉科候诊室的大门口，王云杰被一辆手术推车挡住了去路，倒了下来，连恩青追上来，突然亮出藏在袖管里的刀，朝王云杰后背猛刺过去。

　　王伟杰马上冲上去，准备夺刀，连恩青转过身，盯着他说了一句：“你来帮，就捅你。”伸手一刀，就扎到了王伟杰的右侧腋下。连恩青没有犹豫，回过头继续用刀向已经倒地的王云杰身上扎去。王伟杰形容是“像捣蒜一样，一下一下扎”。

　　候诊室里此时充满了尖叫声，逃跑的脚步声，乱作一团，没人敢靠近握着刀的连恩青。办公室在走廊最里面的同科室医生蔡朝阳也听到了动静，打算出来看看情况，诊室里的患者拦住了他：“蔡医生，你千万别出去，外面动刀子了。”

　　没人知道连恩青一共扎了多少刀，但他很快就跑向了楼梯，向楼下跑去，受了伤的王伟杰挣扎着去追。此时，得到消息的保安陆续赶向五楼，原来，他们在楼梯上遇到了连恩青，后者淡定地告诉保安：“凶手在上面。”

　　躲过了保安的连恩青，直接奔向了放射科。他大概是在寻找在家中墙壁上写的第二个名字：林海勇。林海勇是放射科医生，曾多次给连恩青的鼻子拍过CT。

　　但林海勇这天没有上班，正在办公室里看片的是江晓勇医生。连恩青一进门，就举着刀从江晓勇腰间斜向刺了过去，又向他胸部连刺两刀，江晓勇依稀记得，连恩青在扎完第三刀时问他，“你是林海勇吗？”江晓勇回答，“不是。”连恩青突然愣住了，手下略有犹豫，江晓勇便使出全身的力气夺下了他手中的刀，保安此时也冲了进来，将连恩青一下摁在了地板上。

　　此时，众人已把王云杰送到抢救室，但插上心脏监视器后，屏幕上已是一条直线。不过，人们仍然期待出现奇迹。

　　作为耳鼻喉科主任，王云杰在温岭人民医院里一直以医术高明、性格诙谐闻名。他是院内第一个被称为“教授”的人，除了医学专业，王云杰还喜欢民国史，打桥牌。

　　“开胸，抢救。”心胸外科医生陈增杰作为主刀医生换上了手术服。看着曾经一起玩桥牌的队友躺在自己的手术床前，陈增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感觉一块蜡正堵在他的喉咙里。他用手术刀划开了王云杰的胸膛，刀口的肌肉已经泛白，这意味着病人的失血量非常大。陈增杰本希望能清除外伤造成的心脏内部的积存的血液，争取恢复心跳脏复率，但开胸后他有点不知所措。“从没见过这么严重的创伤，整个胸腔都乱了套。”

　　全世界只剩下鼻子

　　连恩青与温岭市人民医院的联系开始于19个月前。

　　一直以来，连恩青有严重的鼻炎，鼻塞、流涕、闻不到味道等症状，2012年3月15日，他到温岭市人民医院就诊，接诊医生是耳鼻喉科医生蔡朝阳，诊断为：鼻中隔偏曲及慢性肥厚性鼻炎，并开处了鼻炎治疗药物。

　　服药一个星期后，鼻炎症状没有减轻，连恩青再次来到医院，希望医生能为他手术治疗，他认为手术是根除病症的最好办法。

　　由蔡朝阳医生为他主刀。据王伟杰介绍，此类手术是耳鼻喉科常见的微创手术：用小圆片刀在鼻左侧开L型切口，通过用剥离器分离鼻中隔粘软骨膜，切除偏曲的筛骨正中板和梨骨部分，再水平切除宽约3mm的鼻中隔软骨条，使鼻中隔居中；之后，在两侧下鼻甲后端，切除粘膜下肥厚增生的部分，以改善肥厚性鼻炎症状。

　　整个手术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手术费约为5000元。人民医院院长助理郑志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手术过程很顺利，《手术记录》中写道：“患者安返病房”。

　　住了8天院后，连恩青没感觉有好转，他多次对家人说，“比手术前更难受。”因为骑电动车摔伤了腿，连恩青错过了半年后的复查，到2012年10月底时，他感到鼻子越来越不舒服。

　　连恩青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在镇上修过车，去过广州工厂，腿伤之前在镇上一家麻将机厂工作。他性格内向，不善交际，即便是堂兄弟也很少来往。但大家都知道，他做事很认真，三叔连德林的年糕店忙起来时，他总是一言不发地去帮忙，做得又快又好。他每月只有一千多块工钱，但居然还能有积蓄。连德林说，与一般的年轻人不同，连恩青不介意穿打补丁的衣服，只穿橡胶底的解放鞋，加上手机费，每个月零花钱不会超过两百块。

　　连家也并不富裕。虽然十几年前盖起了楼房，却一直没装修，楼梯上的栏杆、房间里的衣柜都露着木色，一根电线上接一盏白炽灯泡，就是屋里的照明设备，像样的家用电器只有一台老式电视机和一台冰箱。连恩青的妹妹连俏说，每年赚一点钱，就装修一点。十年前，连恩青谈过一场恋爱，因为穷，他不肯结婚，最终不了了之。

　　腿伤，再加上鼻子问题，去年10月，连恩青辞了工作，开始不断地跑医院。

　　医院为他复查，结论是：鼻腔通畅，不影响通气功能。连恩青不能接受，向家人抱怨：“明明很难受，为什么说没事？”“明明我的鼻子是向右歪的，为什么从左面开刀？”“一定是手术时，我没给红包，所以把我的鼻子开坏了。”

　　连恩青到医院医务管理处投诉。这是温岭市人民医院专门处理医疗纠纷的部门，也负责管理全院的医疗质量管理。在医院里，类似功能的部门还有门诊管理处和医患协调中心，分别负责门诊医疗纠纷和服务态度投诉。

　　温岭市人民医院医务管理处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于2012年12月28日收到了连恩青的投诉。经过分析，院方认为，连恩青的问题主要是对医疗结果期待过高，“在手术知情书里，医生也说明了，对于鼻炎这种病，手术的改善效果不会太大”。针对此类医疗纠纷，院方大多劝说解释并加以安抚。

　　这个工作就落在了耳鼻喉科主任王云杰身上。在王云杰的解释下，连恩青渐渐理解并接受了两侧开刀效果一样的说法，但始终无法理解，为何手术后仍有鼻塞、头疼、睡不着觉等问题。

　　连家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连恩青确实总是说鼻子难受，用头撞墙，还用隐形眼镜的塑料夹子或者折断的牙签撑开右鼻孔，甚至会让妈妈用筷子帮他捅捅，说这样能通气，不过妈妈始终不敢下手。

　　“十句话里面有八句是鼻子，”连俏说，“几乎全世界只剩下鼻子。”家里来了客人，他也会让人家看他的鼻孔，问是不是一边大一边小。

　　不断抱怨，不断地做CT、做检查，院方为他组织了两次会诊，一次是院内全科室会诊，另一次是邀请省内耳鼻喉专家会诊，结论始终未变——未见明显异常。

　　连俏说，哥哥曾跪在医生面前，请求重新治疗，“医生我不骗你，我的鼻子真的难受”，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但医生告诉他，“我们已经尽力了。”连俏站在一边，既心疼哥哥，又不知所措。

　　为了看鼻子，连恩青还去过椒江、台州、杭州、上海，结果都一样，但连恩青认为，“医院都联网的，他们肯定都串通好了。”

　　连家人开始觉得连恩青脑子出了问题，连恩青也开始觉得所有人都不相信他。有一次，三叔连德林陪他去医院，但王云杰单独把连德林叫走说，连恩青的问题有可能是精神压力过大造成的，建议他们去做心理咨询。话刚说一半，连恩青就不耐烦地把连德林拉走了，“说来说去，还是认为我是精神病。”

　　觉得没人相信他，连恩青变得暴躁、易怒，一旦有人说他的鼻子没问题，他就大发雷霆、砸东西。他砸碎了家里的玻璃门，水壶、电饭锅都被摔变了形，也开始动手打一向疼爱的妹妹和妈妈。“不让我好受，我也不会让医生好受，早晚我杀了他们，然后我再跳楼。”他的话语让家人害怕。

　　今年8月，家人将连恩青送到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生诊断为“持久的妄想性障碍”，需要入院治疗。

　　“这些医生就该杀几个”

　　2013年10月15日，连恩青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出院回家。家人本以为他应有所好转，没想到，他回家后第一句话就是，“没病的你们让我去治，有病的不给我治，你们以为住这个院，我的鼻子就不难受了吗？”怕激怒他，家人不敢多说什么，只能让连母多加看管。

　　但连恩青似乎已决心开始执行某个计划。有一天，他特意去镇里拍了张照片，交给妈妈说，“这个给你留个纪念，以后你就看不到我了。”

　　10月25日一早，连母去河边洗衣服，连恩青出发了。不到两个小时后，在先后袭击了王云杰、王伟杰和江晓勇三位医生后，他被双手反扣着按倒在CT室的地板上。

　　上午10点30分，陈增杰无奈宣布：对王云杰的抢救无效。

　　很多等在手术室外的医生流了泪。但更让他们吃惊的是，围观群众竟然是一片叫好声。急救中心一名护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少急救中心的患者听说医生被刺后，议论说“杀得好”，还有人说“这些医生就该杀几个”。

　　一位医生向《中国新闻周刊》陈述了他当时的感受：他每天6:00起床，6:45就要到医院查房，8:00出门诊，一上午看50多名病人，午休后要值班收病人或者写病历、手术，直到晚上8点，才能坐下歇一歇，等待第二天同样的轮回，五一、春节、十一，几十年几乎每天一样，最终却几乎成了“敌人”。“所以我们不只是在哭王医生，也是在哭我们自己。”

　　一位CT室医生迅速创建了一个微信群，宣布要自己维权。更多消息在微信群内扩散，响应者众。10月28日上午，温岭市人民医院医生整齐地列队在医院广场上，举起了“医疗暴力零容忍”“还我尊严”等口号。

　　很快，声援从浙江全省、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医疗同行那里传来，借着网络与微信群的扩散，王云杰之死引发了全国医疗界的抱团取暖，也使他们忽然发现，医生在社会上的形象已经与“白衣天使”相去甚远。比如：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微信朋友圈中转发了温岭医院的消息后，有位高中同学评论道：这些黑心医生就该杀！

　　“我没引来同情，反倒引来仇恨了！”他不解，又委屈。

　　也有人试图分析此次事件的成因。

　　有人说，也许从第一次来看病起，连恩青就对医院产生了不信任感。连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连恩青第一看病回家后就对她说：医生瞧不起乡下人，不给仔细看病。虽然医生认为，他们不过是按正常的程式化处理方式。“虽然限定一个上午只看35个号，但通常都会加到50个左右，”王伟杰说，“连上厕所，接电话的时候都没有，所以一切力求简短、高效。”

　　在浦岙村，与连恩青有同样观点的村民不在少数，只要提起去市人民医院看病，村民们都说，“他们态度很差的，看不起我们这些乡下人”，“城里的有钱人都去上海杭州看病的，基本没人去人民医院”。

　　这样的最初印象，或许已为后续发展埋下了伏笔。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助理郑志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人民医院每个季度都会根据病人的投诉，召开全院的医疗纠纷分析会。并根据患者诉求和医疗问题制定相应的应对方案。”

　　但应对方案大多以息事宁人为主要目标，手段多是：赔钱。

　　温岭市人民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泌尿科医生说，他曾经接诊过一个病人，术后一直声称患上了尿失禁。这名患者在医院住了近半年，院方无法排除没有尿失禁，最终赔了钱。出院时，这名病人对他说，“不拿到赔钱，太没有面子。”

　　温岭市人民医院也曾希望以退钱的方式解决连恩青的投诉，但连恩青不要钱，强烈要求再次手术，只好作罢。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上述北京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每家医院都设有“纠纷办”等专门处理医疗纠纷的部门，但解决方式类似。他所在的医院也大多采取赔钱的办法，以求尽快了结，恢复正常医疗秩序，但医生们普遍不能接受这样的方式。“赔钱就证明医生做错了吧？但我明明没错啊？”

　　他说，这种解决问题方式造成的后果是：患者们认为“闹”可以解决问题，能得到钱；而医生们则认为自己的职业尊严受到了伤害。这位医生不否认很多医生有多高价药、收红包等行为，但他认为，医生所有行为的背后，是现在医疗体制的大背景，医生个人无力抵抗，反而被推到了医患矛盾的最前沿。他所在的医院没有发生过极端的杀医行为，但几乎每个医生都被患者推搡过，被家属骂过，闹事时有发生，说“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一点也不过分。

　　据统计，2012年全国共发生恶性伤医案件11起，造成35人伤亡，其中死亡7人，受伤28人(其中患者及陪护人员11名、医护人员16名、保安1名)，涉及北京、黑龙江等8省市。另据公安部的统计，今年以来，各地公安机关制止的侵害医务人员现行犯罪达200起，另有协助排查化解矛盾纠纷9700余起。

　　甚至连英国专业医疗杂志《柳叶刀》也表示了对这种现象的关注。2010年8月，它刊发了报道《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在温岭医院事件后，这篇报道又被搜索出来，译成中文，在医生们的微信群里传播。

　　“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报道说。它进而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政府对医疗投入过少，媒体缺乏医疗常识的错误报道，以及由于医生过度医疗和和收受红包等行为，导致病人对医生和医院的极度不信任。

　　“为使不适当的利益冲突最小化，中国政府通过立法防止医生接受来自医药公司的金融回扣。因为医生的标准工资即使从中国的标准来看也比较少，因此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环境下，许多医生就必须在职业道德与收支平衡问题面前挣扎。这种压力，加之感觉到自己的服务价值被政府与社会总体严重贬低，迫使许多医生改行易辙另谋生路。”

　　这个预言正在得到证实。上述北京医生就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医生群内已经在开始讨论“脱离临床的办法”。

　　国内知名医疗网站丁香网的总监李天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美国，有强制医疗保险制度，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由医生购买，用于医疗事故的赔偿；一部分由患方购买，用于医疗意外的风险救济。所以，在美国无论发生医疗事故还是医疗意外，都有保险做后盾，解决问题也有非常法律化的程序。但在中国，获得救济的渠道，要么是靠漫长的诉讼，或者来个直接的——“医闹”。如果这种状况再不改变，中国医疗环境的发展方向，可能是很可悲的。

　　连恩青已被正式刑事拘留，案发时他是否具有行为能力仍需调查。温岭市人民医院也已恢复如常。一位医生在博客里写下这样一段话：“王主任走了，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如小池塘里扔了一块石头，等涟漪散去，留下的继续是一池麻木和无奈。”  ★

　　(应受访者要求，连俏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