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声扬：欢迎加入今天的时事开讲。

　　美国重返亚太，还有周边国家岛屿边界的争议，使得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在进入2013年以后，必须有一个新的思路，新的思维，香港《镜报》在去年2月刊登了中国军官飞行大队教导员，政教室主任王翔的著作国家安全论，而内容对于中国国家未来的安全有哪些思考，提出了哪些问题，以及对当前中国安全局势有哪些借鉴之处，我们请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为我们做点评分析。何先生，这一本书的内容必然有可借鉴之处，不然也不会拿出来提，有几个话题，他认为中美双方其实对对方都已经有了误判，在这方面主要体现在哪一方面？而他的这一番说法，您是否认为属实？

　　中国的国家战略与五大战略区之议

　　何亮亮：我想误判是一个方面，或者说现在的中美双方，我觉得都在构筑一个比较可行的，比较能够持续的，不是一时一事的这样的一种战略，从中国方面来看，因为中国有关国家安全的战略，这方面的书籍，或者文章比较少见，所以这次这本国家安全论就引起了我的兴趣。

　　姜声扬：比较少见。

　　何亮亮：中国比较少见，你可以上网搜索一下，中国很少有这类讨论这种问题的。

　　姜声扬：因为过于机密。

　　何亮亮：我想也不是机密的问题，这可能本身反映了中国在战略方面的贫乏，你知道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是在一个上升的时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到强国转变的这样一个进程当中，确实需要有一个好的战略，但是我们说的好的战略，战略涵盖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当然包括军事战略，但并不等于就是军事战略，并不只是就打仗的问题。说到对美战略问题，作者我想作为解放军的一个终年中级的军官，他的考虑是认为，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最大的失误是在国际交往当中，有的时候是以意识形态来划分对立面，在处理国际的时候有失偏差，有损大国的形象。

　　我想意识形态怎么讲？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错，我们说的意识形态更多的恐怕还是带有冷战时期的色彩，那个时候中国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是非常明显，主张世界革命，主张输出革命，这个影响大概现在有的时候可能还是有，我想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或多或少可能还有受到这种影响。美国可能也有这方面的，美国好像特别是保守势力，总是把中国看成一个跟苏联一样的国家，我想这个肯定也是一种失误。

　　作者他认为，中美都存在误区，他认为美国的误区，就是美国高估了中国的国防实力，对于中国的军事战略摸不着底，中国战略论本身就是利益集团的一种分泌物，他的利益集团指的美国的利益集团，我想主要还是指的像，军事工业、石油这些利益集团的一些分泌物。

　　姜声扬：但这个误判，你说美国高估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其实也是在美国自己营造一个论点，美国必须要发展他的武器，必须要支撑他的军工产业，必须有敌人，所以这不见得是误判，而是可能是故意的误判。

　　何亮亮：也可能是，所以我想谈论这个战略问题，本身到肯定是很重要，因为你只有有一个好的战略，你才能够跟你的敌人也好，对手也好，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是对手，就不是敌人，但是我觉得美国方面也正在做这个修正，虽然我看希拉里在他的任期最后几天里，他也联合的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就钓鱼岛问题，我们说就一个点的问题，这不是大的方面的问题。可是就奥巴马本人的第二任期来说，我觉得他非常明显，他面临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中美关系问题，第三个问题，他想要为他的下一任能够营造一个好的，美国如何迎接他的转变，实际上国际上也有这样了一些评论。

　　我觉得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从克里在参议院的听政会上的发言，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我觉得克里跟希拉里有相当大的不同，但是现在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对华战略，也是值得观察，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我想作者这个国家安全论，虽然是一个小册子型的，但是他分成几个重要的方面，这些方面我想我们只能够先从大的方面，一个就是中国对美的战略，还有就是作者提出的其他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比方说关于战略区的，这些方面的一些东西。

　　姜声扬：我看你把这个红色的册子，国家安全论带来了，其中你刚才提到很多的部分，其中战略区，我们都很了解中国有七大军区，但这边他提到是战略区，首先军区和战略区差别在哪？而且他说，从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略区，为什么这样削减？

　　何亮亮：大军区这样的一种军事上的部署，这是中国从1949年到现在，已经是六十多年了，这样的一种军区的编制，据我了解，也包括在中国也是有这方面讨论的，特别是在2009年，也是在香港的《镜报》，应该是一篇由军方背景的作者提供的一篇文章里提出了，中国应该考虑改变现在七大军区的做法，而要建设四大战略区。这篇文章后来，据说，其实他的观点或许还不成熟，在海外倒是引起的很大的关注，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作者王翔又提出了，其实有些类似的想法，但是跟这个做法有所不同。

　　看他自己怎么说的，他说中国应该改变以守势作战为主的军区制度，实行一个联合作战司令部性质的战略区划。也就是说军区是守的，而战略区是一个联合作战司令部性质的，其实美国的这种设置，太平洋司令部，中东司令部，都是这样的一种联合作战的司令部。

　　姜声扬：战略区是可以有进攻的。

　　何亮亮：对。他现在这个提议是应该改成五大战略区，就是北部、西部、东部、南部和中部战略区，我们先说北部，北部按他的想法，包括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山东的驻军，江苏的驻军，司令部设在北京。然后是西部战区，是由兰州军区、成都军区和广西省的驻军合并组成，战略区的司令部设在重庆，就是中国西南的最大的城市。我觉得更有意思东部战略区，由南京军区，但是不包括江苏省的驻军，因为南京军区负责好几个省，还有像广东东部的驻军，他把司令部是设在宁波，就是中国东部最大的军港，是由陆海空平衡发展，很明显这个是针对东海的军事，南部战略去是由广东西部驻军、海南驻军联合组成，司令部设在海口，重点是发展海军和陆战部队，远程的空军，非常明显，你看他说专职负责南海和印度洋防务，以及越南海上一侧的登陆作战。

　　然后就是中部战略区，是由河南、湖北、湖南驻军合并组成的，司令部驻在武汉，他是整个的全中国的军队的战略的后备部队，他支持周边的各个战区，就是这样的一种设想，我觉得这个设想相当有意思，当然他会不会实现，最后是要由中国的领导人自己来决定。

　　姜声扬：好，我们去一下广告，回头我们再来看看这位作者王翔，他就钓鱼岛的争议，不是在这本书里面，但是他也在近期的文章当中有一些观点，我们稍后再请何先生为我们做分析。

　　各位观众休息片刻回头继续时事开讲。欢迎回来。中日钓鱼岛争议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之后，我们看到日本的相当多的政治人物，包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前首相村山富市，以及现任的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接连访华，但是中日的钓鱼岛争议现在还是依旧悬而未决，那就这个话题，我们稍早前提到的王翔这位作者也就钓鱼岛的争议提出一些观点，我们再这边请时事评论员何先生为我们分析。何先生，他写了一个文章叫做《在国家长远战略上应对钓鱼岛危机》，他的文章的时间点是2012年的9月，我们都知道在9月的时候，那年911发生了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购买的事件发生，很快这个文章就出现了，文章的内容主要提到哪一些，就这整个钓鱼岛事件的来龙去脉和他的发生，对中国的被动和主动，他提出哪些观点？

　　国家长远战略与钓鱼岛危机

　　何亮亮：这样讲吧，可以说到一直到目前为止，包括在中国内地，包括海外的华人当中，大家在讨论钓鱼岛危机的时候，常常有一种很简单的一种问题，中国和日本之间会不会打，要不要打，当然你说必有一战已经是很肯定的，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位王翔先生在去年9月写的这篇文章就是，他题目叫做《在国家长远战略上应对钓鱼岛危机》，非常明显的，他的回答是NO，就是中国不一定为了钓鱼岛去跟日本打一场战争，他的解释是这样，他其实觉得这实际上是日本的一种战略，就是迫使中国，他不仅是对中国，也是对美国的，因为日本一直想摆脱美国对他的全面的影响。

　　至于日本对中国这方面来说，作者是这样来判断日本，他说中日开战利在哪方？到底对谁有利呢？他说日本从二次战败到现在，一直是不满和平宪法的制约，始终是想军事和经济并举，日本军方想要重新雄起，必须改变美国对日的心态，就是美国不想让日本做大，但日本要改变美国的这种做法，所以，钓鱼岛实际上是日本方面很重要的一种战略上的试探。

　　但是作者有这样的想法，他说，对于中国来说，钓鱼岛引发的不仅仅是领土危机，而且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危机，其危机也不仅仅在钓鱼岛，不在太平洋，不在中国之外的世界，而在中国内部，他后面说的，今年下半年鉴于中国要开十八大，这是去年写的，美国大选，日本还有执政党的选举等等，抛出钓鱼岛事件是强迫美国放松对日本军事的约束。这是他的一种分析，同时他也说，如果中国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对日开战，会引起另外一场危机，那么因为有美日安保条约，所以日本注定都要跟美国并肩对外。结果形成中国如果对日作战，对三方，对中国、美国、日本都没有好处。这是作者的一种判断。

　　那么他说，从中国来说，由于我们中国的知识与产品的创新度不高，还处在爬坡的阶段，在对外经济贸易上，外贸出口与燃料加工依然占据很重要的比例，国内的内需，民众内需拉动困难，所以如果对日作战的话，对中国的损害可能会更大。对日开战同时会刺激欧美的神经，一旦处理不好出产生联合反应，中国经济下滑过快，改革开放积累的一些内部矛盾借助外力不断发酵，影响我国稳定的大局。

　　所以我想他还是从这种整个的大局这方面来看，不是逞一时之快。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因为这篇文章去年9月写的，当时中共十八大还没有开。其实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双方的民族主义可以说都在不断地发酵，但是我觉得最近这个形势已经是稍有缓和了。首先我们看刚才你提到的，作者没有指出这一点，但我觉得是这样的。在日本，虽然我们看到日本的右翼，或者日本执政的统治精英当中他们有一部分人，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算盘的。但是第一，这个算盘，我的看法跟作者又不完全一样，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日本的这些决策，这些精英，当然也有体制的原因，也有二次大战以后的原因，就是现在的日本跟以前的日本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战前的日本，我们说二次大战之前的日本，明治维新一直到二次大战期间，日本的这些决策当局，包括日本的军方，他们一直有他们长远的战略。

　　现在日本，或许他也有长远战略，但是首先他们执政的这种，就是执政党本身他们经常在换。当然我们说每个国家都有他的精英，精英都有他们的一些战略的思想。但是现在日本这些精英的战略要把它变成一种全民的一种共识，成为一种国家的战略，它跟过去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二次大战的期间，日本军方的势力是非常大的，几乎可以说他们绑架了天皇，他也绑架了日本的政府，这个情况现在就没有出现。

　　另外现在，也就作者指出，日本想摆脱美国的影响，但是谈何容易，美国绝不会轻易的，甚至美国绝不会让日本摆脱他的影响和控制。所以我觉得在钓鱼岛问题上，其实中美日三方都有自己的利益，也有自己的博弈，但是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公约数(音)的。

　　我们看近期，特别是刚才你提到的，日本两个前首相，一个现在执政党的，虽然是一个小党的领袖访问中国，马上你从舆论上你可以看得出来，虽然钓鱼岛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但是那种马上好像就要开战，中日必有一战的这种舆论它已经开始降温。

　　姜声扬：但是你看到这几位参访的，除了公民党的党首之外，大部分都是前任，都并不能够代表整个政府的说话。

　　何亮亮：第一，这是因为危机并没有过去，中日关系还在恶化状态，但是另一方面我是这样看的，特别是山口访华，实际上是安倍的特使，不然为什么要让山口带一封安倍的亲笔信交给习近平呢。实际上这也是中日方面，你也可以说日本在寻求一个下台阶，如果中国拒绝这个山口的来访，或者是山口来访，习近平见了他，而不接安倍的这个信，那么这个中日关系就没有办法，这个僵局就没有办法破。

　　而且我看山口回到东京之后，安倍对这次访问是非常满意的，那么在这种气氛下，日本当然是两面，他一定是两手准备，同样中国也是两手准备。在这种情况你来看的话，我觉得王翔先生去年的分析是对的，就是中国从自己的大局出发，不要为了这样一个小岛现在就跟日本开战，而且你跟日本开战就是要跟美国开战，这是不是符合中国长远的战略利益。当然这只是他话的一方面，他其实在书里面他也讲到，就是说话要和气，但是手里要有大棒。其实美国人过去也是这样做。

　　姜声扬：王翔这篇文章当中还提到说，日本急于摆脱美国这样一个控制，特别在军事上，那这一次希拉里在钓鱼岛，在离开之前的这样一个表态，是否也说明王翔作者他的这个说法被得到了证实？

　　何亮亮：我觉得也是这样，当然这个作者还有这样的一种战略的设想，就是可以向当年美国在古巴危机当中对苏联的强硬态度，不是摆出一幅姿态，我就是准备跟你不惜一战，但是这个不惜一战你不能轻易的做出，需要的话中国也可以做出一个对日本，甚至对美国不惜一战的态度。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这种民意的对决，他是民意之争，也是意志之战。但是我觉得古巴导弹危机跟现在这个情况又完全不一样，但是作者的意思可能更多的就是学一学当时美国在战略上是如何跟苏联对抗的。

　　姜声扬：我们去下广告，回头再请何先生分析这个作者王翔，他也特别提到，而且撰文提到说，要建立一个，成立国家对外关系的委员会，那这样一个委员会究竟是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稍后再请何先生来告诉我们。各位观众我们休息片刻，回头继续《时事开讲》。

　　欢迎回来，我们刚刚一直在谈中国的中壮年派军官王翔，最近也撰文，撰文的主题叫做《建议成立国家对外关系委员会》，那这样的一个委员会究竟有哪些作用？是否有成立的必要性？我们再请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来为我们做分析。何先生，对王翔这样的一个建议，你个人有什么样的评价？这个关系委员会是在军事方面，在军委下面成立的一个委员会，主要有什么样的原因，为什么有关这样的需要？

　　设立国家战备外交事物机构之议

　　何亮亮：王先生在他这篇最近写的文章里面提出的就是，主要是中国现在缺乏一个比较高质量的智库。他的文章这样说，他说我各界面的外交智库部门机构分散重叠，职能过窄，执行成分多，决策成分少，各部门提出的战略多为单一性，整合不够，易留硬伤，很难形成可行性的战略，就造成中国对外战略力不从心。因此他就提，他是一种建议，一种谏言，他认为中央可以整合现有的资源，从各个界面挑选具有战略眼光，知识结构优化的人士组成一个机构性的委员会，秉着眼光向外的全球理念，为国家提供政策理念和具体策略。而且为了便于操作，该机构可以由军方来牵头。

　　那我的想法呢，我看到这个文章，因为我觉得它里面还没有提到，这样的机构可以叫做国家对外关系委员会，但是我想这个名称本身或许是可以改变的，比方说战略设计委员会，也是这样的一种意思。其实我想到的是这样，就是我们看这个大国，比方说美国，最明显的，1947年就成立了国家安全会议，他的这个运作对于美国对外战略的制定和执行是非常重要的，这点是对美国稍有了解的都知道。同样苏联也有，苏联过去叫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现在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

　　姜声扬：这都是官方的，政府的。

　　何亮亮：最高一级的，都是由总统直辖的，然后包括最重要的人。在美国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当然包括像国务卿，包括国防部长，包括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同时包括财政部长，这点也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商务部长也可以参加。

　　那么俄罗斯的情况没有美国那么明显，俄罗斯更多的还都是传统的，就是安全意义上的这样的一些高级官员。其实我们说到一些主要的大国，像日本，日本也是叫做安全会议。印度，印度叫做国家安全会议，伊朗也叫国家安全会议。

　　姜声扬：中国没有。

　　何亮亮：那么中国没有，我记得在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时候，当时中国国内也有人建议说中国可不可以也成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统合目前的这种军事、外交、经济的，统合这样的一种角色，但是后来好像一直没有做到。那我觉得现在他这样一个提议似乎又不像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者国家安全会议，他只是由军方来牵头的一个，做战略设计的这样一个机构。这点我想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中国需要好多战略，这个战略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提出来，当然也可能由几个好的战略家他们提出来，可以集合。

　　姜声扬：集思广益。

　　何亮亮：集思广益，军队和地方这些有识之士，把他们组成一个机构，那么可以为现在中央的领导人提供可供决策的这样的一种方案。这方面中国跟美国比的话明显是不足了，甚至这可以是一个高效的中央智库，这样的一种模式。

　　美国的智库就太多了，而且美国的智库我觉得都给力的，而且美国的智库基本都是民间的。但是中国现在的智库虽然也不少，但是好像起的作用不是很大，不是很有效。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提议，就是由军方出面来组织这样的一个对外关系和战略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我想当然这是一家之言，我是觉得中国应该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个机构，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战略问题太多，也太复杂了。

　　姜声扬：谢谢何先生点评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时事开讲》，我们再会。

　　正如历次党的重要会议闭幕之时，全党乃至全国人民，都注定依照自己的期待和标准评价会议成果，这一次也不例外。面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们都进行自己的认识、理解和解读。

　　一、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什么倍受关注？

　　中央公布会议召开时间之后，与会议相关的问题都成为社会热点，为什么引起媒体与社会的如此关注？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三中全会”富于象征意义。35年前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一转折带有全局性、根本性，包括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清理了历史重大问题，恢复了民主集中制，作出了改革开放和农村改革的新决策。一句话，这是一次改革中国历史和未来的会议。

　　第二，包含着人民群众对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的期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不管是开局的中央八条规定，还是习近平、李克强一再强调谈改革的重要，让人产生眼前一亮的感觉，正是由于良好开局和对深化改革的重视，而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拓展了人们的想象空间。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党的执政理念一般通过会议决定表达，同时这一届班子上任一年，到了为今后五到十年设定蓝图的时候。

　　第三，中国社会乃至党的建设积累了大量矛盾和问题，已经到了无法绕过，必须迅速解决的时候。十八届三中全会处在新的历史转折期、发展期，或者说处于新的历史座标点上。中国已经取得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发展成就，但同时也积累大量矛盾，这既有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同时还有政治领域的，所有矛盾问题都带有深层次性，非小修小补所能解决，必须进行深层而又全面改革。由此而言，是内在的需要决定普遍的吁求。

　　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哪些新看点？

　　第一，“全面深化改革”。明确打出“改革”的旗帜，并且是“全面”和“深化”，这已经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和尺度。这甚至说包含两大含义，一个是邓小平确立的改革开放发展道路将得到继续，另一个是十八大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会进一步得到贯彻落实。

　　第二，改革不会一蹴而就，而是长期的政治任务。决定强调，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就意味着我们对现有的体制制度现实状况有清醒认识，同时有对改革复杂性和难度有充分准备。强调长期的政治任务，决定已经告诉我们：“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

　　第三，宪法法制仍然是改革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决定进一步强调，“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这实际上强调的是中国在继续走依法治国的道路。

　　第四，明确了改革的目标、路径、原则和要求。目标：“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原则和要求：“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政府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第五，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原则。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中的平衡点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原则和要求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第六，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对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

　　……

　　三、我们该怎样正确理解把握进而贯彻《决定》精神？

　　第一，《决定》是纲领性文件，不是具体操作规范，关键是把握内含的政治理念。依照大众的迫切心态，《决定》应当告诉大众所希望解决问题的全部对策。其实，《决定》不可能直接规定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体制的具体改革，尤其无法确立具体操作性目标。也就是说，决定主要明确指导下一步工作的纲领，有了大决策，大量改革就会在今年的工作中应运而生。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领域的改革十分巨大，但却存在于全过程，产生于“改革开放”这一纲领的产生。

　　第二，《决定》确立的是价值坐标和评价标准，不是固化形态，关键是弄清党和政府的努力标准和前进方向。如上同理，一部伟大文件，是因为其为我们确立的是一种清晰的价值坐标，以此引领社会。任何涉及具体目标和做法的文件都是阶段性的，走不远，毕竟社会是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不可能固化于一种状态，而一旦固化意味着僵化。甚至西方许多影响巨大的文件，包括英国大宪章、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等等，都反映着这样的特点。当然，二者不完全具有可比性。

　　第三，《决定》解决的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具体体制制度设计，关键是认清设计思路和走向。政治纲领主要解决政治认识，而政治认识也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年邓小平设计中国的改革道路，也非把话说尽，而是强调做后说，强调不争论。社会和政党在许多方面是相一致的，重大发展走向不可能尽数抛出，很重要的是从方向中感知一种精神的脉动，在此基础上将自己引入改革的洪流，既作追随者，同时又作开拓者。这一点对于富于担当精神者更显重要。

　　一.全面深化改革是公报最大亮点

　　我认为这次公报最大的一个看点是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是指我们的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变成整体改革。这个整体改革在公报里面总结为六个方面，是“六位一体”的改革。改革的内容除了经济体制之外，这次还明确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其它四个方面是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以及党建，一共讲到了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我认为是一个我们改革全面开花的标志性提法。

　　另一个亮点是“深化”，以前讲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次把“基础性作用”的说法，改变为“决定性作用”，我认为这是深化的一个标志。

　　如果用六个字来总结，“全面深化改革”，是这次公报最大的亮点。

　　二.财税改革将是未来重头戏

　　我们财税改革的目标就是一句话：实现财权和事权的匹配。这个匹配有两层含义，一是各级政府之间要有财权和事权的匹配；再有一个是各届政府之间，即跨时期的财权和事权的匹配，也要实现。现在我们在这个领域发生的比较严重的事情是有些地方政府花掉了未来好几任的钱，留下很大的窟窿，让未来继任者填。这个做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在这个领域里下一步要做的事挺多，财税改革体现着改革的整体性、综合性、全面性。

　　首先我们应该做的是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在事权方面，这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基础工作，即各级政府的责任到底是什么，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界限怎么划分。过去讲市场在资源配置里起基础性作用时，我们还给政府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未来我们的体制是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给政府留下的空间就小了一些，政府的责任就会变小一些。这样的话，政府的财力不太需要像现在这么庞大，这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工作。

　　第二件事是财权与事权的匹配。我们要充分肯定分税制改革的好处，未来中央和地方的税种要不要重新分配是需要讨论的事。在我看来，即便税种不重新分配，中央仍然在整个税收中占很大成分，我们也可以给中央政府制定一些规则来约束中央政府在分配资金时少一些自主决策的权力。中央政府要按照规则来分配财政资金，如此分配能提高分配的效力，能够让地方从中央得到的财政资金更有保障，更及时得到，地方政府对财政转移支付的钱能够形成稳定的预期，钱也能够花得更好一些。可见，财政改革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三.上海自贸区是改革重点突破的重要尝试

　　本次报告中提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自贸区的改革是重点突破的做法。

　　在这个领域，我们希望发生的事情是以更大力度的开放来推动更大力度的改革。自贸区学习的榜样可以是香港，可以是新加坡，可以是纽约，自己可独立发展。我们希望自贸区市场运营规则、政府管理规则、政府调控的规则，与更发达的成熟市场经济体接轨。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学习过程，需要有学习的机会。能在我们自己的自贸区里操练，是最好的选择。我们还希望在东部地区，特别是在自贸区里，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方面有自己的创新和突破，以这种突破带动其它地区以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我判断中国经济未来还是要看东部地区的发展。现在很多官员和学者把目光转移道路中西部，因为过去几年中西部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东部地区。但在我看来，中、西部的增长是一种“不待扬鞭自奋蹄”的增长，在现有体制下就能继续前进。而且中、西部增长的模式是拷贝东部地区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做法，没有什么创新。真正的创新希望还寄托在东部身上。希望上海通过自贸区的建设能够让我们看到这种希望，能够把这种希望变成现实。中国经济未来转型是否成功，希望还是寄托在东部身上。

　　四.  农民自由进城的同时要允许别的要素流向农村

　　在农民自由进城的同时要允许别的要素流向农村，特别是资本流向农村进入农业。用一句话来说，是“农民进城，资本下乡”。让要素自由地流入农村，农村才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农民才能够不离开乡土也能够富裕起来，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过去只是强调农民进城，在城市里打工挣得一份收入，一部分农民拿着他们的收入返土归乡，把他们的钱花到农村，农村状况得到改善。但这种挣钱花钱的速度对于农村状况的改善非常缓慢。另外，我们还做过一些城乡一体化的做法，但这种做法推广的意义不是很大，只能是在城市周边、部分城乡结合部实施此做法，在离城市偏远的地方没有办法做城乡一体化。

　　如果我们允许资本流入农村、进入农业，那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在工业和金融领域积累了大量资本。金融市场上不缺钱，但由于我们表面上保护农民，保护他们的土地，不让别人把他们的土地拿走，实际却导致农民没有得到新要素的注入，农业的效率提高比较缓慢，农民的收入、务农收入增长也比较缓慢。所以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差距还是没有弥合，要想弥合这个差距，让资本流入农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而要让资本流入农村，又是一个系统工程，还有很多的制度方面的工作需要做：一是资本要下乡，我们要打开合法性的通道；二是资本下乡，人才跟随资本一起下乡，他们的身份需要得到保障，这也是需要制度上做的事情；三是农民土地一旦开始流转，农民的保障确实会出现问题，在这方面对农民的社会保障也需要跟上。未来的农民不应该靠那块土地作为他们生存的保障，他们需要进入社保，社保提供给他们社会保障，来换取那块土地给他进行的保障。

　　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 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与十八大报告相比，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突出了司法和行政体制改革内容，颇具深意。

　　司法的根本价值在于公正，唯有公正审理公正裁判才能获得司法公信力。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司法体制和机构设置原因，司法与行政区划合一，司法机关由本级人大产生，法官检察官的选拔任命均由地方决定，司法机关的经费由本级财政保障，在人财物均受制于地方的情况下，司法权的运行必然受到地方力量的掣肘，地方势力的干预，司法裁判也不可能完全公正。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也严重影响了法官检察官依法独立负责地行使权力，不能确保每一个司法案件得到公正审理和裁判。裁判不公，民怨难纾，进而会引发涉诉涉法信访潮，甚至出现侵犯人权的冤假错案。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对现行的司法体制“动大手术”，通过“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等一系列举措，实现司法的公正。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遵循司法规律，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具体的改革路径就是摆脱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一是市县一级的法官检察官的遴选任命体制改革，即由本级人大任命改为省一级人大任命；二是市县司法机关的经费保障由本级财政上提到省级财政；三是相对集中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脱离行政区划的司法管辖区，由相对独立的司法机关审理裁判相关案件。同时，必须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也就是要通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健全，确保司法公正，避免司法过程中侵犯人权的各种现象，实现公平正义。

　　三中全会公报还提出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这项改革对于解决当前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由于行政执法机构林立、权责不清，相互冲突或者推诿塞责导致执法效率低下、效果不彰。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一是建立执法权相对集中的统一执法体制。在地方政府属地管理情形下，应当本着高效权威的原则，在城市管理、文化市场管理、农业管理等领域推行的相对集中执法基础上，再扩大相对集中执法的范围，重点解决城乡规划建设、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领域执法机构分散、力量不足等问题，集中相关执法权统一行使，以减少多头管理带来的低效和混乱；

　　二是推行中央和省级政府垂直的行政执法体制。在原有的金融管理、土地督察、证劵保险行业监管等领域实行的垂直管理执法体制基础上，还应当探索扩大垂直管理的领域，脱离地方行政区划设立直属于中央管理的行政执法体制，摆脱地方政府出于地方保护对行政执法的干预，解决执法不够独立公正的问题。

　　三是改革行政执法机构设置和内部监督机制，强化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和制约，防止行政执法中的不作为、选择性执法、滥用自由裁量权等。

　　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首先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刺激”，自从美国雄心勃勃重返亚太以来，特别是希拉里发表“南海讲话”后，中美关系变得更趋复杂，而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国与菲律宾等国的南海问题也不断升级，这就使得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海洋利益受到很大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就有着非常重要的军事安全和外交意义。

　　斯诺登推开的“监听门”则凸显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从曝光情况看，美国对中国的北京、上海乃至成都等大城市进行着监听活动，中国许多重要部门都笼罩在“棱镜计划”的阴影中，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网络安全乃至于经济安全形成了极大的挑战，这也将赋予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新的使命，即统合各方面力量维护国家的网络安全、信息安全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和公共安全。这在全球化的今天和互联网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这其实也是对美国的网络安全战略的一个呼应。过去几年间，美国在构建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方面下了很大的本钱，并且将网军与其他部队并列为美国的国防力量，尤其要引起重视的是，美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做好了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开展网络战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牵头，汇同各相关部门构建中国的网络安全战略体系，全面维护国家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已是当务之急。

　　一分为二地看，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中美之间有斗争也有合作，而合作集中体现在反恐领域。“9.11”以来，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中国，其实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牵头，协调中国各部门构建反恐体系，并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等国进行积极合作，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的举措。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无论是网络安全、公共安全还是反恐斗争，都使得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难以割裂开来，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十分严峻。为统筹应对这些问题，制定相应的国家安全战略，构建国家安全体系，已经成为系统工程，这就需要一个专门委员会汇同相关部门及大量的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实践，这其实也是美国等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宗旨，也即统筹内政、外交和国防等国家安全事务。

　　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具有典型意义，其成立于1947年，是根据国家安全法设立的，既有与苏联、东欧集团进入冷战状态的外交和国防背景，也有二战之后美国社会出现一系列不安定因素的内政背景。成立以来的66年间，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事务中扮演了的重要角色，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核心力量，一方面有力地贯彻执行总统和白宫有关国家安全事务的政策主张，另外一方面也为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建言和咨询，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专家学者，或者说思想库和智囊团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还相继进入政府工作，担任了国家安全事务乃至国务院的高官，赖斯就是其中是一个杰出代表，她从大学教授晋升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最终成为国务卿，这也反映出美国的学界、战略界和政界的紧密联系。不仅如此，一些国家安全领域的高官卸任后还去高校和智库任职，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丰富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理论，这也使得美国在战略研究方面得以领先世界。

　　对总统来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其协调全国安全事务的重要通道，既强化了施政力，又促进了国家安全防护体系的日趋完备。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营，今日的美国已拥有了世界上最为丰富、系统和健全的国家安全体系，以及科学、周密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委员会地位重要、作用突出也和它与总统关系密切有关，总统不仅经常和国安会成员在一起商讨国事，应对危机和挑战，更是把他们当作内政、外交和国防的智囊团，信任并重视他们的意见，这也使得美国诸多国家安全政策背后都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影子。

　　作为一种“衍生品”，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的“思想市场"显得非常丰富并且在不断壮大，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这其中对国家安全事务的深入研究、思考和建言以及对一些国内外重大问题的准确研判，都是诸多国际问题专家和战略家及相关智库脱颖而出，受到国家和社会重视的关键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智库和政府实现了双赢，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组织、协调角色。

　　从某种意义上说，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是为了避免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务中出现“九龙治水”的低效率状况。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重大的国家安全问题上扮演着咨询、建言和提供政策主张的角色，并且受到总统的尊重、重视和信赖，因而在美国的情报、军事、安全、内政系统中有着相当的权威和影响力，也起到了协调各方力量、平衡各方利益的重要作用。更进一步的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能够变得如此之重要，主要原因就是将国家安全放在了国家利益的最顶端，换言之，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是一种美国式的顶层设计。

　　这种顶层设计的一个内涵就是将国家安全视为国家利益的最核心的部分，并使之成为政界、商界、学界和主流媒体的共识，进而使其成为全民共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及其海外利益的不断扩大，乃至于社会的相对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共识有关。不论贫富、不分阶层，绝大多数美国人在内心深处都会把国家安全视为最值得珍惜和捍卫的国家利益。

　　中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既是与国际接轨，但同时也表现出中国特色。与当年美国面临的冷战背景不同，今天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是一个反恐、防扩散成为时代安全主题的世界，是一个网络安全与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密不可分的世界，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全新的挑战，而挑战即是使命！

　　更为意义重大的是，中国现在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假以时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新一轮改革将会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巨大动力，而中国人的强国梦也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数十年间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是在为强国梦保驾护航，其所构建的快速反应机制将为中国的发展安全提供重要保障。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安全环境，需要一种和谐的社会和地缘政治关系，这使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和期待。

　　在多人多年强烈建议下，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终于浮出台面。这是一个期待已久的决定。今后，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将直接代表中国国家主席，向外国领导人传递最准确、最权威的安全外交政策信息。

　　在江泽民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内，中国就曾探讨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可能性，虽议论纷纷，但最终没有推出来。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方面，中国集体领导特色。中共建政以来，中国一直是集体领导和决策机制，而且是在政党层面上集体领导，即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决策。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要设在国家层面上，是要设在国家主席下面的一个安全外交领导决策机构。如果是一个非政治局成员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就会有决策权上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国家层面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缺少“法律依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根据1947的国家安全法而设立的。

　　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成立起来，但后来搞了个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和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办公室(即“中央外办”)。两块牌子，一班人马，但协调还是很困难。比如，被外界广为诟病的就是中国实质上存在三个“外交部”：外交部、中央外办和中联部。其实，这个问题至今都还没有解决。不过，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之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之日。

　　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上述问题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协调机制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中国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成文的国家安全战略。因此，中国老被人家抓小辫子说，战略不透明，容易给别国带来威胁。官员们费尽口舌也解释不清楚，而且一人一个说法。人家还是不相信，也不知道该相信谁。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没有明确的国家安全战略，这是难以置信的。

　　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决策者越来越意识到，既有决策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发展需要，必须设立一个像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的机制，以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如此果断的决定也很能体现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决策风格和决策自信，并将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特点。

　　很显然，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改变中国的决策方式方法。过去那种决策在最高层、设计却在下层的局面将会彻底改变。今后，决策在顶层，设计也将在顶层。国家安全委员会既是一个顶层决策机制，也是一个顶层设计机制。这将是中国建国以来在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上做出的最重大改变。

　　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在中国的国家安全决策程序中占据核心地位。有了这样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的外交总体上会出现新的态势，不再被动应付，会更加主动，更加富有前瞻性，尤其是在应对突发事件和处理各种危机时，会更加专业。

　　可以预见的是，首先，有了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中国的决策程序将更加机制化、专业化，也会更加透明。谁制定政策，谁执行政策的界限会更加明确。其次，中国的国家安全决策将更加具有国家性和权威性。其三，中国将会有第一个正式的国家安全战略。最后，无论在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上，中国都将更加与国际接轨。在与美国等国打交道时，终于有了一个对等的机构和对等的官员。

　　十八届三中全会12日下午闭幕。为期4天的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以下简称“公告”)。总体而言，公告提及的改革力度超出笔者预期，例如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司法改革，以及组织成立深化改革小组等，而在国企改革方面变化不大，显示本轮改革选择先易后难，有所侧重。当然，能否确实落实，释放改革红利，才是决定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具体来看，以下几个方面需要重点关注：

　　一是改革决心更为坚定。正如早前笔者预期，本次三中全会以改革为重点，公告中提及改革共65处。此外，本次三中全会不仅仅涉及经济改革，而是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党建六大改革的整体方案。

　　二是强化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公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表述比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基础性”作用，有加强和确定的味道。相信在市场机制下，未来要素改革，包括金融改革都有望得到快速推进。

　　三是司法改革有望获得重大突破，或将变成垂直管理。除经济改革以外，公告还提出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意味着司法独立性或将获得重大突破，超出市场预期。

　　四是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利于推动改革执行。改革方案提振信心，但未来如何突破利益群体，落实也相当重要。本次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有利于防止改革方案落实困境。此外，还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体现决策层对于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视。

　　五是财税改革是未来十年改革的重点。正如笔者一直强调，财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早前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同样以经济改革为重点)对财税改革的涉及只是“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而此次公告对财政改革则着墨颇多，笔者预计，未来财税改革有望在事权与支出改革、税制改革以及预算制度管理方面有进一步突破。

　　六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有望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笔者早前提出，涉及城镇化的改革主要包括四大领域，财税改革、户籍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土地改革。本公告对于城镇化的阐述中，财税改革方案十分明确，也是重点。户籍改革虽未明确提及，但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自然包括人、土地的自由流动，预计会有更多政策出台。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也明确体现了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决心。当然，虽然土地改革虽然提及不多，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意义丰富。预计未来有望通过各地土地流转试点，有望为农民工进入城市生活提供物质保障。

　　七是金融改革方面继续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虽然公告对金融改革用墨均有限，但这并非意味着金融改革不重要，实际上，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金融改革论述同样不多，但可以看到过去十年，金融改革在所有改革中进展最为迅速。此外，笔者认为，决策层更多的是讲金融改革放到了“市场”的角度来讲，毕竟资金改革理顺也是要素价格改革的重要环节，而对于金改措施央行早前已经出台金十条，一旦肯定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金融改革有望继续推进。

　　八是以开放促改革，自贸区试点将有实质内容。公告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来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要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这意味着未来自贸区改革试点将陆续有实质性内容出台。

　　九是转变政府职能，严厉打击腐败。虽然本次公告与十六届三中全会公告均对上述问题有所涉及，但相比之下，从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的实践情况来看，转变政府职能，下放审批权限，打击腐败等行动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未来有望继续推进。

　　十是生态文明红线或将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公告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在纲领性文件中提及生态红线，意味着未来环保领域将获得较大支持，经济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转变。

　　总之，笔者认为，本次会议提及的改革蓝图较为全面与深刻，对财税改革与城镇化给出了重要建议或成为未来经济领域改革的亮点。但是，报告对国有企业改革涉及较少，毕竟这将涉及到更多利益团体的阻碍，难度较大，可见改革采取先易后难，有所侧重。

　　三中全会解析之一：关键词是“深化制度改革”。提及最多的三个词：改革59次，制度44次，深化30次，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财税、国防、科技、行政、司法、执法、教育、医药、卫生、编制、人事等17个方面，反映了改革是民心所向的大意愿、总趋势。

　　三中全会解析之二：改革有了顶层设计。“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推进与落实。这呼应了此前有知名学者提出设立“改革委员会”的呼声。温馨提醒，切忌以改革之名扩编增容。

　　三中全会解析之三：改革再确定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上届政府频繁提及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改为“治理能力”，且9次提及“治理”，是国家政治话语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三中全会解析之四：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社会”(不包含“社会主义”)提及29次，“社会治理”5次。可以预见，各类社会组织和功能将被激活，社会活力是继“思想”、“生产力”之后第三个被“解放”的对象。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中提到了“毛泽东思想”，联系“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论断，可以认为，包括群众路线在内的前三十年积累的政治元素会得到某种重启式的再挖掘。

　　三中全会解析之五：改革的核心是发挥市场作用。“市场”提及22次，且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得到推广，地方政府将逐渐退出开办企业的行列。市场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将会进一步加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公报中两个新提及的“市场”：金融市场、建设用地市场。

　　三中全会解析之六：改革执行标准是“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回应此前舆论中“前后三十年相互否定、改革各部分有矛盾”的说法。反对GDP主义，反对“一俊遮百丑”，以民为本，注重提高群众整体生活质量、人民幸福感。由此，传统的官员政绩观将逐渐被颠覆。

　　三中全会解析之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首次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概念，主要解决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均衡的问题，预计政府将会加大公共服务的投资，这也是本届政府关心民生的表现。

　　三中全会解析之八：经济改革思路更全面。即“市场经济+公有制主体+创新型国家+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一句话，要建立“创新驱动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中全会解析之九：民主政治要搞，但不是西方那一套。即“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再次确认社会主义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且是以“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为基础。民主要搞，但要以健全的法制为基础，民主也要有法可依，不能搞民粹。

　　三中全会解析之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显示中央决心很大，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诸侯经济。这不但给大型企业发展机会，还给中小企业广阔的上升空间。总之，该公告可谓“一字千金，处处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