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扶贫项目浪费
警惕扶贫项目浪费
“设施建好就闲置，项目交付就成摆设”的现象，在一些连片贫困区依然存在，导致不少扶贫项目在建成后效益低下，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合奇县哈拉布拉克乡政府附近的国道边，一座客运站孤零零地矗立在戈壁滩上。这个距离乡政府2公里，占地面积约1亩的客运站，长期大门紧锁，里面空荡荡的，连候车的座椅都没有一个。
据当地干部反映，这样的客运站在阿合奇县的每个乡镇都有一个，是自治区交通厅投资建的。然而建成四五年来，多数没有使用过，也没有运管部门来人管理。在离阿合奇县城区最近的色帕巴依乡，同一批建成的客运站甚至已被用来当作废品收购站。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发现，“设施建好就闲置，项目交付就成摆设”的现象在一些连片贫困区普遍存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些是因为前期规划就已脱离实际；有些是因为缺少规划，盲目投入，为了花钱而花钱；有些是因为后续投入不足，疏于管理。
以上种种，导致不少扶贫项目在建成后效益低下，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多位基层干部认为，在新时期的扶贫开发中，要消除这种浪费现象，必须尽快建立“跟踪问效”机制，以避免项目和资金投放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使各种扶贫资源能得到有效利用，项目建设真正起到实效。
前期规划脱离实际
在很多被“帮扶”的地区，大量由上级行业管理部门投资建设的公共设施利用率低下，长期闲置。
在阿合奇县哈拉布拉克乡还有一个长期处于闲置状态的乡国土管理所。尽管只有2个国土管理部门的干部办公，但建筑面积仍达到200多平方米。由于这里远离乡政府的其他办公场所，冬季无法供暖，当地群众很少见到有人在里面办公。
记者发现，这样独门独户的国土管理办公场所，不仅是阿合奇县，南疆三地州的每个乡镇都有一个。它们都由自治区国土资源部门统一设计、建造，但利用率都不高。
阿合奇县色帕巴依乡党委书记李辉安告诉记者，近年来，来自中央和自治区行业管理部门的这类“帮扶”项目很多，给每个乡镇的资金多的数十万，少的两三万元。但因为这些项目几乎都是“一竿子插到底”，具体该怎么用，乡镇一级甚至县里都没有话语权。
记者了解到，造成这些扶贫资源闲置和资金大量浪费主要是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据一些贫困县的干部反映，近年来，来自中央和各省区行业管理部门的帮扶资金和项目，远远多于扶贫部门。在这种情形下，一些贫困县的职能部门往往只重视资金和项目的争取工作，而忽视了项目是否符合当地需要，具有很大盲目性；而少数行业管理部门为了凸显部门权力，在项目安排上搞平衡、照顾，使一些项目脱离实际情况，难以发挥作用。
后期投入不足疏于管理
在新疆阿合奇县哈拉布拉克乡阿文库村，卫生室雪白的墙壁在高原蓝天衬托下，显得格外显眼。然而走进这座足有200平方米的卫生室，里面却空空荡荡，除了诊察床、医用秤和药柜，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医用设备。记者拉开药柜，几盒药品稀稀拉拉地摆放着。村民说，由于没有电，也没有暖气，这个卫生室建成两年以来，每年9月以后的半年时间里，基本无法正常使用。
哈拉布拉克乡党委副书记阿不来提·艾合买提是自治区政府下派的挂职干部，据他介绍，这里现有的医疗设备，还是他通过关系“化缘”化来的，此前，整个卫生室只有两个药柜和一张破桌子。
阿合奇县委书记王新辉告诉记者，阿文库村卫生室的状况在当地还算不错的，在不少偏远村庄，由县里整合各种资金修建的卫生室，多数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原因是卫生部门没有后续的投入，而且也招不到愿意来工作的医生。
盲目投入浪费金钱
由于缺少发展规划，在很多地方，各种帮扶资金和项目来了，经常不知道往哪里投，最后为了完成考核任务，只能盲目投入，最后造成浪费，有的甚至变成了形象工程。
北京援建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花费1900万元在当地建起来4个全国最先进的智能温室，占地24亩，由电脑智能控制，可自动清洗、自动调温；然而由于运行费用过高，建成交给墨玉县后，却成了“烫手的山芋”。
“种什么都赔！”墨玉县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孙魁说。2012年7月温室完工后，当地对运行成本进行测算，发现三个月就需要70万元，让这个贫困县十分为难。为了减轻压力，园区管委会只好把其中一个温室交给自治区农科院搞研究，剩下的3个正在找企业来经营。墨玉县一位知情的干部说：“对这样的项目，县上根本没有话语权；当然这也不全怪北京援助，县里那时还没有发展规划，援疆的资金和项目来了，也不知道该往哪里投。”
扶贫项目一定要有效益
据受访基层干部透露，对来自扶贫部门的资金使用情况，虽然都有考核、审计，但都集中在资金投向、拨付和项目落实情况等环节，至于是否产生了效益，有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则基本没有人过问。而对来自行业管理部门的资金和项目，各级扶贫部门基本插不上手，更别提什么项目考核了。
受访专家认为，通过有限的财政扶贫资金来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部贫困状况，效果十分有限。如何共议扶贫大计，将各部门资金纳入统一考虑，并从程序和用途上统一分配，才能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果。而过去10年间，国家投入的各种扶贫资金不少，项目繁多，但成效却难以让人满意，这值得反思。
对此，国家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苏国霞坦言，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建立扶贫资金和项目的效益评估和考核体系，并实行问责制，确保扶贫工作有效、健康地推进。
“目前在建立扶贫资金问效机制方面，各级扶贫部门也曾作了一些尝试，但如何让来自方方面面的扶贫资源形成合力，起到效果，怎么评估，由谁来评估，这是今后扶贫工作面临的一大课题。”苏国霞表示。□
为政府购买扶贫公共服务“开天窗”
应响应中央号召，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开天窗”，鼓励民间组织参与扶贫项目实施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吉哲鹏
长期以来，我国的扶贫项目往往是政府单边决策，从审批、预算、拨款、运作直到验收，缺乏扶贫对象参与，更缺少竞争性、监督性力量介入。其结果就是扶贫资金利用率低，暗箱操作难以禁绝，资金“跑、冒、滴、漏”的问题时常出现。
西部某市的一些区县在扶贫项目审计中曾发现，部分扶贫贴息贷款并没有真正被用到对口项目上，而是被业主挪用放贷或投资房地产，没有带动当地农业产业发展，更别说帮助贫困农民脱贫致富。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韩俊魁认为，在当前扶贫体制下，多部门利益分割以及审批制度的科层化，使得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渗漏问题较为突出。如果不能解决资金透明度低、扶贫对象参与度低的“两低”问题，就必然存在扶贫资金使用率低、资金瞄不准甚至“跑、冒、滴、漏”的问题。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干部群众和专家建议，扶贫攻坚中，应响应中央号召，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开天窗”，鼓励民间组织参与扶贫项目实施，提高资金利用率，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在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影响下，政府职能面临转型。政府应从一些成本过高、政府力量不容易发挥作用的领域退出来交给企业或社会去管理，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扶贫的新思路。”韩俊魁说。
前不久，国务院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这让很多人看到更为敞亮的扶贫道路。上溯至20世纪80年代，多个国家政府开始向非政府组织采购服务，并成为政府采购的重要方向之一。但在我国，目前政府采购几乎还是集中在采购物资和工程，向非政府组织采购服务的比例甚低。
鉴于以上诸多因素，一些专家、干部认为，让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工作将有利于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提高扶贫效益。
早在2005年，江西省第一次在扶贫领域以公开竞标的形式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至今仍是鲜有的“吃螃蟹者”。
当年12月，国务院扶贫办、亚洲开发银行、江西省扶贫办以及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实施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实施村级扶贫规划试点项目”宣布向非政府组织开放扶贫资源。
在项目完成后，相关专家提供的一份评估报告认为，这次试点是自上而下的探索政府职能转变、为扶贫政策提供新的模式和思路的过程。江西省通过一年的实践说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只有在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共赢的目标上，建立制度化的公共服务购买机制，才能推动公益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的建立。
但由于现行制度上的一些羁绊，试点工作面临诸多挑战。报告认为，一些干部对扶贫资源易手很有看法，“毕竟这不是一件很让人愉快的事儿”；如何做好参与式扶贫同样面临着来自贫困农村的阻力，“对于项目实施地的村民来说，他们对非政府组织更是陌生”。
对于非政府组织的表现，评估报告中这样写道：“现有非政府组织普遍存在组织文化不健康、治理结构畸形的问题，加之自身能力有限，所以很难预测在村级扶贫中非政府组织的表现比政府好”。此外，当时江西本地有能力承担整村推进扶贫任务的非政府组织也为数不多。
“无论哪种类型的非政府组织均面临可持续发展问题。因为处于社会转型期，我国激励和保障相关社会组织的制度尚不完善。在资金短缺的重压之下，甚至很多扶贫类非政府组织本身也需要‘扶贫’。”韩俊魁说。
在2006年后，类似江西省的试点几乎陷于停滞。专家认为，江西省的试点意义在于，很多人意识到至少在扶贫领域，扶贫工作不仅是党委、政府的行为，也是社会的责任，村民的参与意识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正是试点项目目的之所在。
基层干部群众和专家认为，在今后的扶贫开发中，政府可以划定若干试点，做好“把关人”，积极尝试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以“竞争求质量”。
此外，可尝试社区主导型发展项目。“以社区需求、扶贫对象需求为导向的方式能解决传统扶贫中的瞄不准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对象的参与度、资金使用效率，并解决基层扶贫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韩俊魁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