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兵 59岁，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名张铁夫，1966年自己改名张红兵。

张红兵小时候的全家福。右二张红兵，右三父亲张月升，左二母亲方忠谋。

　　“弑母”者张红兵

　　在检举材料的最后，丈夫和儿子写下了相同的建议：枪毙方忠谋

　　本刊记者/徐天

　　1970年2月13日，大年初八，一个滴水成冰的日子。

　　午夜时分，安徽固镇卫生科科长张月升带领县公检法军管组一位负责人和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赶到自己家中。

　　西屋里烟雾缭绕。墙上的毛泽东画像、毛泽东诗词手迹等，都被他的妻子、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方忠谋取下烧掉了。地上只余灰烬。

　　军代表对准方忠谋的腿弯猛踹一脚，方忠谋顿时跌跪在地上。他顺势把她的双手拧到背后，用带来的麻绳捆绑起来。

　　“就像捆粽子那样。”当年16岁的张红兵，听到了母亲的肩膀和胳膊被捆紧时关节发出的“咔咔”响声。“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心脏顿时紧缩起来。”

　　军管组带走了方忠谋的五六本日记和工作笔记，并要求在场的每个家庭成员连夜写出检举揭发材料。

　　交了检举材料后，张月升拿出一个工作笔记本，让每个人把检举材料凭记忆再写一遍，以留底备查。

　　在张红兵位于安徽蚌埠五河县城的家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了他保存至今的这个笔记本。笔记本呈暗红色，像褪色的血迹，封皮、纸张都开始散落。

　　张月升写了10页，张红兵则写了21页。在检举材料的最后，他们都写下了相同的建议：枪毙方忠谋。

　　离婚风波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时，张月升是安徽宿县地区怀远县卫生科科长，方忠谋任县人民医院医疗股副股长，负责门诊部的工作。

　　县里召开干部会议，动员住在机关宿舍的“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家属回乡参加劳动，接受改造。

　　当时，方忠谋的地主成分的母亲方吴氏带着小女儿方佩兰、儿子方梅开，跟着大女儿一起生活。加上自家的三个孩子，夫妻俩的工资，要供8口人吃饭、5个孩子读书，经济负担沉重。因此，张月升向妻子提出，让方吴氏带方佩兰和方梅开一起回老家。

　　方忠谋坚决不肯，不惜离婚，还提出要把三个孩子都带走，张月升表示同意。

　　两人是1951年下半年结婚的。当年，24岁、已有11年军龄的正营职转业干部张月升，认识了与他同龄、1949年2月参军的模范护士方忠谋，经组织批准结婚。婚后约半年，方忠谋才告诉张月升，自己的父亲在镇反中被枪决，但她早已跟父亲划清界限。

　　离婚之事越闹越大。县医院领导和分管副县长先后做张月升的工作，张月升终于同意让姐弟俩留下，但坚持方吴氏必须回老家去，为此两个月都不肯回家吃住。最后，方忠谋退让，将自己的母亲送回了农村老家。

　　此后，方忠谋每年都给老家寄钱，请队干部按照当地生活标准，帮母亲购买稻米。

　　1965年，宿县地区设立固镇县。5月，张月升夫妇调到固镇卫生系统工作。

　　在张月升的同事、邻居凌盛植的印象里，张月升夫妻俩感情很不错。“这些年做邻居，从来没见他们红过脸，家里的事情也一直有商有量。”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批斗父亲

　　1966年 12月，张红兵的姐姐、14岁的张芳作为县革命师生代表，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回家后第4天，她忽因流行性脑膜炎去世。

　　对大女儿之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方忠谋都没有缓过来。“她像祥林嫂一样，逢人就说起自己的女儿大胖(张芳乳名)，说她多么懂事、优秀。”张红兵回忆。

　　方梅开记得，大姐方忠谋私下曾和他说：“为什么要搞文革，要让学生串联？如果学生们都在学校里好好地上学，大胖也不会得这个病死了。”

　　1967年1月16日，卫生系统造反派在大院内贴出了《紧急呼吁》大字报，号召打倒“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张月升和县医院院长孙毅。

　　随后在更多的大字报中，张红兵第一次看到了关于外公的事：“张月升的老婆方忠谋，其父亲方雪吾系恶霸地主、国民党中统特务中心组长，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革命人民的鲜血，在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我人民政府镇压。”

　　顿时，张红兵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痛苦中。一直自认为“革命干部子弟”的他，一夜之间，发现自己成了黑五类的后代。

　　张红兵曾经从串联红卫兵撒下的传单上看到，几个少先队员给自己的父亲贴大字报，毛泽东表扬“大字报写得很好！”；刘少奇的子女也贴过揭发父亲的大字报。经过长时间的内心斗争，他终于在1月底的一天，趁着父母上班，上街买了白纸，调好浆糊，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了大院里，揭发张月升给女儿做花衣裳、买雪花膏等，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在作怪。

　　张月升的同事凌盛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院里的人都没有见过孩子检举父亲，不少人用异样的眼神看张红兵。

　　2月3日晚上，张红兵和母亲一起参加了对父亲的批斗会。批斗会就在院内的会议室召开，三四十人参加。父亲戴着高帽子，一直低着头，跪在水泥地上。

　　母亲上台揭发：“铁夫(张红兵原名张铁夫，文革开始后自己改成现名)写大字报，张月升说：‘什么红卫兵不红卫兵的，就是想把老子搞下台。’这是有思想基础的。”造反派认为这是“避重就轻”，不让她继续发言。

　　随后张红兵站起来发言，揭发父亲对他参加学习毛著小队不支持、叫姐姐写大字报要留底稿等。

　　在另一次批斗会上，方忠谋被叫上台陪斗。有人对张月升拳打脚踢，方忠谋一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一边用双臂遮挡着来自周围的拳头、巴掌，护着自己的丈夫。

　　批斗会结束后，方忠谋手挽着张月升，结伴而行。以前，张红兵从未见过自己的父母在公共场合如此亲密。母亲还连夜用旧布包着棉花为父亲缝制了一付厚厚的护膝。

　　此后的近两年中，张月升共参加了大小批斗会21场。1968年9月，由支左部队的军代表出面做工作，他才终于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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