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被隔离审查

　　父亲刚解脱，母亲又出事了。

　　1968年，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10月，方忠谋作为“地主分子”“特务嫌疑”，在县医院受到隔离审查。

　　在一年多时间里，她每天戴着白袖章，早晚站在医院门前的大路边“请罪”，白天则一丝不苟地挑水、打扫厕所、刷瓶子等。直到1969年末，她才被允许回家吃住。

　　1970年2月，已被下放到岗寺公社的方梅开回大姐家过年。2月9日上午，方忠谋让弟弟陪自己去一趟固镇火车站。

　　车站里刷着大字标语：“你的问题交代了没有？你不要装洋蒜了！大家说的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行李房里贴着“深挖阶级敌人线索30条”，其中一条是：“肢体上刺有奇怪的花纹、字样(如一条龙、外国文字母等)或炎热夏天依旧长衣长裤或惯以手表、手帕等掩遮不敢裸露者。”

　　在张红兵的记忆中，这天中午回来后，母亲的行为就开始变得怪异。她不停地唠叨解释自己手臂上的黑痣、夏天用手帕裹着戴手表的习惯，还说外公是共产党的特派员，民国18年入的党……

　　张月升也在检举材料中回忆，自这年春节以来，妻子“在思想上、精神上、情绪上不正常”，比如，经常睡不着觉、经常哭哭啼啼地提起死去的女儿、总是拿东忘西、说话有些颠三倒四，等等。

　　恐怖之夜

　　2月13日清晨，方忠谋没有吃饭。张月升担心她的身体，让她请假休息，但她执意要去上班。他先后让两个儿子去医院找母亲回家吃午饭，但她一直工作到傍晚才下班。

　　张月升的三个同事来家里下棋，张月升夫妇留他们吃晚饭。送走客人后，方忠谋说：“刚才吃饭的那姓梁的我认识。他曾到我家吃过饭，是我的介绍人。”张月升说她“胡扯”：“姓梁的还不是党员，怎么介绍你入党？”方忠谋说：“张月升，你20年来压制我，不让我说，以前我是奴隶主义，今天可不行了！你叫我上东我上西，你叫我打狗我撵鸡！”

　　在厨房里洗碗的张红兵也大声斥责母亲“装糊涂”“搅混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在电光石火间，他突然意识到：这些天来，母亲说的那些神神秘秘的话，原来目的都是为她的反革命父亲翻案。

　　无法确定是什么话引出的，或是母亲当时的精神确实受了刺激，总之，她突然放下正在洗的衣服，走回西屋自己的卧室，坐在藤椅上说：“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多年后，张红兵跟父亲一起回忆，才发现母亲“不合时宜”的思想由来已久。

　　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一天，怀远县直机关干部去马头城公社参观水稻丰产田，晚上，方忠谋对丈夫说：“把10亩成熟的稻子都移到一块田里栽，还说是‘高产放卫星’，明摆着是搞浮夸的！彭德怀在党的庐山会议上提了意见，怎么不对呢？”

　　1966年10月，突然传来通知，要各家把挂的刘少奇像取下。午饭时，方忠谋在家里说：“刘主席为了建设新中国立下很大功劳，他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得多好啊！刘主席怎么突然变成了坏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但那一刻，在这个16岁少年眼里，母亲突然变成了青面獠牙、魔鬼般的阶级敌人。

　　他立即回击道：“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已被关在大牢里，被枪毙了(注：实际上刘少奇是病逝于开封)，你还在为他翻案！”

　　母亲说：“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是毛泽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毛泽东搞的。毛泽东偷梁换柱，嫁祸于人！”

　　母亲回到堂屋坐下，继续洗孩子们洗澡换下来的衣服，嘴里则不停地说着：“中国共产党变颜色了！”“为什么苏联从前和我们友好，现在除了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共产党外，其他国家那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都是修正主义的？修正主义不是别人，恰恰是你自己！”“为什么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他的像？！”

　　其间，张红兵一直端着一盆洗碗水比划着，不断地斥责她：“住口！”“你反对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你的狗头！”

　　母亲说：“孩子，你不懂得阶级斗争。”张红兵则说：“谁是你的孩子！我们是毛主席忠实的红卫兵！”

　　母亲被激怒了：“你再说，我立即采取革命行动，把家里的(毛泽东)像全部撕掉、砸碎！”

　　在将近1个小时之内，其他人都没有说话，父亲只斥责了母亲一句：“谁要你洗衣服！马上我统统把它摔到门外！”屋里只听到母子俩在高一句、低一句地批判或反驳。

　　这时，张月升终于开口了：“方忠谋告诉你！从现在起，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你就是敌人！我们斗争你！”

　　方忠谋放下正在洗的衣服，走回卧室中，在藤椅上坐下，仰靠着，点燃了一根香烟。在这之前，张红兵从未见过母亲吸烟。在他看来，母亲当时的样子像极了“纸老虎”。

　　张红兵和弟弟都表示，坚决和方忠谋划清界限。张月升说：“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写出来！”

　　方忠谋答：“那还不好写嘛！我5分钟就写好了。我敢想、敢说、敢干！”

　　张月升把监视方忠谋的任务交给张红兵和方梅开，离家去向县革委会汇报。

　　激愤中的张红兵担心父亲没有真的去报案，又写了一封简短的检举信，包上自己的“固镇中学红卫兵”胸章，出去找住在大院里的军代表。

　　门外冰天雪地，他一步一滑。军代表不在，他只好将检举信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张月升和张红兵都出去后，方梅开跑进卧室，哭着劝大姐：“你这样做，我们将来怎么办？”方忠谋叫他不要怕。

　　方梅开带着小外甥，摸黑去大院南面的西圩生产队，找相熟的队长齐洪川，想请他来家说和一下，但没找到人。“当时很天真，觉得这就是家里人吵架，劝一劝也许就没事了。”方梅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月升报案回来时，方忠谋已写完材料。他问：“这是你自己写的吧？没有人逼你写吧？”方忠谋平静地说：“没有。”张月升说：“你要埋葬在固镇了！”方忠谋看着他：“埋葬的不是我。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不可抛！”张月升把家门锁上，拿着她写好的材料走了。

　　张红兵和舅舅、弟弟坐在东屋的床上。由于寒冷，且情绪极度紧张，张红兵浑身颤抖，上下牙“得得得”地打颤。他隔着虚掩的门，继续和母亲斗嘴。

　　突然，方忠谋操起扁担，划拉下东屋门头上的毛泽东画像。接着，她把自己反锁进西屋，开始撕扯和焚烧这些“圣物”。

　　张红兵和弟弟疯狂拍打房门。父亲回来了，也边踢门边喊“开门！”

　　母亲把门打开了。父亲命令：“打反革命分子！”张红兵咬咬牙，用手里的擀面杖对着母亲的背部轻轻打了两下。

　　张月升命令长子：“找绳子，把反革命分子捆起来！”他自己则第三次出了门。

　　随后，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二度将母亲送回牢里

　　2月14日一早，县医院就如同炸了锅一般。

　　“方忠谋一直为人很好，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政治上的异常来。”方忠谋当年的同事刘英(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家人的检举行为，她只是略感不平：“有人说他们是上进，我后来觉得像是自保。”

　　同日，张月升交了检举揭发材料后，征得两个儿子的同意，写了离婚申请和两个孩子与方忠谋脱离母子关系的申请。他还请求组织，不要以现行反革命分子子女的身份看待两个孩子，“以免孩子心灵受影响”。

　　“脱离母子关系，我一点都没有不舍得，非常决绝，我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解脱。政治包袱终于甩掉了。”张红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方忠谋被捕后，张月升带着两个儿子清理了她的物品，烧掉了她的全部照片。张月升还让他们用毛笔蘸着黑墨水，抹去了方忠谋在书籍上的所有签名。

　　24日清晨6点，方忠谋趁人不备，从固镇县看守所偷跑回家。

　　张月升立刻让两个儿子看住她，自己出去报告。方忠谋让儿子打开西屋的门，她要进去洗头，被严词拒绝。十几分钟后，她被赶来的解放军带走了。

　　方梅开得知此事后，心中充满了怨愤：“为什么大姐不来找我们而要回家？！我一定会帮她逃出去的，她就能活下来了！”

　　方忠谋出事后，方梅开向张家讨要了他之前交给大姐保管的下放人员生活费，便与张家断绝了来往。而张红兵也不再对他们以小姨和舅舅相称，而是直呼其名。

　　64岁的方梅开坐在蚌埠市火车站站前广场的椅子上，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往事时，眼泪就如同打开的水龙头，停不住。“真的，当时我和小姐姐都恨死他们了。他们父子俩就是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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