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环境
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环境
当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环境有所改善的同时，普遍存在“企业融资三句话不离银行、政策扶持五句话不离贷款”的被动现象，推进金融服务尚存误区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毅沉 何欣荣
近两年来，为了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我国金融改革政策密集出台，改革步伐加快，并在基层得到积极推进。日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北京、上海、浙江、山东等十多个省市采访了解到，金融改革政策在多个层面释放红利，从信贷规模增加到信贷结构优化，从信息信用体系完善到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环境已得到初步改善。
不过，我国企业发展的资金筹集，仍然主要依赖间接融资。在这种背景下，本刊记者采访中也发现，一些地方由于重银行数量轻服务结构、重考核要求轻环境培育、重信贷“输血”轻财政“增效”，导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实际效果有限，未能充分满足当地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
中小微信贷有所改善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社会融资规模达到13.9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24万亿元。本刊记者在基层走访了解到，从东部沿海省市到中西部地区，从大中型制造业企业到中小微、涉农企业，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家今年为贷款担心少了，更不用为前两年“夸张”的利率上浮着急。
当前，在政策鼓励下，银行加大信贷投放为实体经济薄弱环节“输血”。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副行长宋关昶说，“随着利率市场化推进，现在银行是真心想给中小微企业贷款。”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徐众华认为，随着固定资产投资放缓，我们现阶段工作方向就是实体经济，初步目标是发展1万中小企业客户。
本刊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小微企业和涉农贷款增速明显快于整体信贷，为此，银行纷纷设立中小微企业服务网点。在上海，上半年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多出一成；在浙江，仅小微企业专营支行就达到1186家；在山东，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全部贷款4.38个百分点。
浙江省银监局局长韩沂介绍说，根据浙江银监局的统计，上半年浙江新增贷款中，制造业、批发零售业贷款合计占全部新增贷款的48.15%。从全国来看，代表企业中长期投资意愿的中长期贷款增速上半年稳步提升，截至三季度末，产业部门和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均呈现加速上升趋势。
信用体系增强放贷信心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提升银行放贷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自下而上加快建设的企业信息与信用体系。
其一，各地积极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角度出发探索建设企业信息体系。在实体经济和金融发达的东部沿海省市，企业信息体系建设发展已具备一定基础。在上海，企业的缴税、水电费记录已经纳入信息信用体系，这些数据通过各个区县建立的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连接到银行、工业园区和企业，促进各种有效信息的对接，帮助银行快速审核贷款风险。
其二，各地尝试从金融机构角度出发破解信息体系难题。针对完善企业信息体系，不少省市希望让金融机构“够得着、用得上”。山东邹平县为了有效解决县内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与客户之间信息不对称，专门协调县内12家未纳入央行征信系统的地方金融机构，共同建立邹平县地方金融机构贷款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了信息共享和金融风险防范。
其三，各地努力打造企业信用体系平台“升级版”。在建设信息体系平台的基础上，浙江省相关部门今年计划出资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更加被金融机构认可的征信评级，夯实企业贷款的基础。浙江省经信委融资担保处处长谢建国告诉本刊记者，浙江今年将引导在省内备案的6家信用评级公司，在10个地市为大量中小微企业批量进行信用评级，每家企业3000元的评级费用将由政府、企业共同负担，其中政府不仅大力引导鼓励，还将在评级后联合央行和商业银行进行评审会，为企业融资进行大力沟通和协调。
担保体系降低贷款风险
与此同时，目前融资担保体系不断完善，而且在经济增速回落阶段，担保公司担保规模并未大幅萎缩，成为今年各地中小微企业能够增加信贷规模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一批专门服务于中小微企业的担保公司“破土而出”。
今年上半年，广州市纳入统计范围的21家获得经营许可证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公司，为广东省2737户中小企业提供了109亿元的贷款担保。其中，新增担保51.5亿元，有效缓解广东省中小企业融资难。
在一些地区，担保融资行为正在不断被优化完善。在浙江采访时，企业普遍反映，一些原先“名声不好”的民营担保公司正逐渐退出市场。本刊记者从浙江省经信委了解到，今年浙江压缩担保公司数量，进行减量提质，争取提升担保放大倍数。7月末，浙江省的在保金额达966亿元，占到全部贷款量的6.6%。
与传统意义上的担保公司不同，浙江还升级传统担保融资模式，提出“担保机构—银行—企业—投资机构”的组合模式，在企业资金困难时引入风险投资，帮企业渡过难关，而政府一边加强监管，一边努力加强对担保机构的有效引导，促进银行贷款积极性。与此同时，浙江担保机构还探索打破“互保链”，开发金融产品保障企业周转资金，真正降低银行贷款风险。
而且，一些地方还进行了“政企银”互动的有效探索。徐众华介绍说，建设银行上海分行与上海金山工业区合作推出“助保金贷款”业务，成功整合了政府、企业、银行三方信用资源。政府通过摸排梳理出一批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建立起优质企业助保金池，并牵头建立风险补偿机制，企业的贷款额度在助保金担保机制和政府风险补偿机制下得以放大。此外，企业缴纳的助保资金可以“循环”至助保金池，产生蓄水池效应，可以为日后再贷款提供便利。
“重银行数量，轻服务结构”
本刊记者在多个二、三线城市采访发现，目前金融体系建设中存在重视银行数量增加，忽视银行地域结构、客户结构和股东结构的做法，导致虽有更多的银行，却不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在地域结构上，不少股份制商业银行开设异地分行，表面上增加了开设地的信贷投放，但却因地域性错配增加了风险。浙江当地一家银行高管对本刊记者说，前两年信贷环境宽松时，不少异地商业银行到浙江放贷，这些银行虽然通过吸引人才进行本地化，但依然摆脱不了在当地信息、资源上的劣势。韩沂形容这种银行“摸不着天，踩不到地”，监管部门也担心这些异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扩张行为，会增加金融风险。
在客户结构上，一批中小银行对优质客户的集中贷款，不利于企业资金使用和信贷效率。由于中小银行担心贷款风险，因此一般会跟随大银行进行信贷投放。但对企业来说，在增加贷款规模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管理资金的难度，并且降低了信贷效率。宋关昶说，他曾经发现浙江一家大型光伏企业的短期贷款很多，原来是当时贷款很容易，很多中小银行都将贷款“送上门来”。
在股东结构上，银行缺少民营资本等多元化股东结构，难以促进银行支持本地涉农和中小微企业融资。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史丹认为，目前银行门槛太高，银行缺少民营资本等多元化股东结构，多元化的资本难以投入，就很难促进银行“自下而上”服务实体经济。
“重考核要求，轻环境培育”
基层金融机构普遍反映，当前管理部门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引导政策中，偏重对银行的考核要求，缺少对银行发展环境的培育。本刊记者了解到，尽管大部分银行都能做到“两个不低于”(对小企业贷款的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但对于自身发展环境却存在担忧。
从近两年的情况看，小微企业是风险高发区，加大了银行的压力，其主要表现就是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16家上市银行公布的2013年中报显示，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普遍上升，其中12家上市银行不良贷款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对此，多家银行负责人建议，在政策引导信贷投向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同时，宜兼顾信贷风险的防控，培育长期发展环境。
其一，政府主导修复信用环境。2011年下半年以来，虽然沿海地区企业资金链、担保链风险已得到有效遏制，但对社会信用环境带来的伤害仍未完全消除，一些金融机构负责人建议，政府主导重树市场信心、修复社会信用，包括解决一些企业通过抱团欠款、虚假租赁、刑民交叉、转移资产等手段逃废债务的行为，并推进企业家风险教育和诚信意识教育。
其二，期待监管政策允许针对中小微企业贷款进行风险超额拨备。宋关昶说，由于中小微企业贷款的风险大，希望监管部门允许银行拿出部分利润留作超额拨备，以进行“以丰补歉”，保证银行在经济下行期不会被不良贷款所拖累。此外，还有部分银行提出宜尽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并完善坏账核销机制。
重信贷“输血”轻财政“增效”
本刊记者在各地采访了解到，尽管地方政府拥有加强财政资金“撬动作用”的愿望，但往往难以事半功倍。在一些省市，政府部门每年拿出不少资金直接补贴企业，但效果却不明显，同时公平性与普惠性也有待提高。一些地方银监局负责人建议，未来可考虑将财政资金集中起来做担保基金，帮助中小微企业建立起稳定的融资担保渠道。
“比如1亿元的担保基金，可以对企业进行10亿元的担保支持。”福建银监局相关负责人说，“我国台湾地区‘政府’主导的信保基金，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已有六七千亿新台币的规模。没有抵押物的中小企业需要贷款，可以直接找信保基金进行担保。如果这笔贷款损失了，基金承担七成，银行承担三成，这种方式行之有效。”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王国刚建议，政府可考虑拿出一定的财政资金，对一些很难获得贷款的小微企业进行固定的贴息补助，以一定的杠杆撬动作用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维持就业规模，让财政资金取代高息社会融资，以有效帮助小微企业。□
中小企业债破解融资难题
近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各地采访了解到，当前中小企业存在“短贷长投”、互保联保等融资难题的根源，在于对间接融资的过度依赖。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王国刚建议，只有完善企业的中长期直接融资渠道，切实破解中小企业在发债融资中的实际问题，才能真正形成从实体经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金融服务体系。
他认为，只有建立起中小企业常态化的中长期直接融资渠道，才能突破这一困局，“1994年的《公司法》规定只要资产达到3000万元的股份有限公司就可以发债融资，但由于审批制度的限制，中小企业发债融资依然困难重重”。
疏通中小企业发债渠道
相对于大型企业发债的便利，当前中小企业普遍化、常态化的中长期融资渠道尚未形成。目前，仅有中小企业集合中期票据、交易所中小企业私募债等部分融资渠道建设刚刚起步。
在新型发债融资渠道中，集合票据发行期限较短，而交易所中小企业私募债由于发行成本较低，发行时间较快，信息较为公开，受到中小企业欢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数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范围已经扩大至22个省，沪深交易所共接受了311家企业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备案，备案金额超过400亿元；有210家企业完成发行，募集资金达到269.9亿元。
尽管交易所中小企业私募债方兴未艾，但这一融资渠道对中小企业来说，仍然惠及面偏窄，企业发行难度大，与投资者对接不足。有不少企业反映这条融资渠道依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他们建议，可考虑从两方面疏通：
其一，逐渐拓宽交易所中小企业私募债发行面，改变目前债券发行人多是资质好、信用高企业的局面。在国外，中小企业私募债有时又被称为“垃圾债”，这是由于发行债券的中小企业信用等级低，发行利率高，发行的债券风险较高。但从目前我国交易所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发行情况看，发行的债券按照发行规模加权平均收益率为9.14%，远低于国外市场同类债券，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小企业未能充分参与私募债发行。
目前，很多发行交易所私募债的中小企业，都采用担保等信用增级手段来提升企业信用水平，以降低违约风险。但从国外发展经验看，中小企业私募债更应大力支持缺乏抵押担保条件的中小企业，使他们能够依托信用发债，摆脱之前抵押担保、互保联保的传统融资模式。
其二，加强交易所中小企业私募债与个人投资者的直接对接，不要将直接融资再次异化为间接融资。目前，个人投资者直接投资中小企业私募债尚有困难，需要购买投资于私募债的理财产品，从而实现间接投资，例如广发证券曾推出国内首只可投资中小企业私募债的理财产品，有5万元即可参与。王国刚建议，金融机构成为债券销售中介的方式并非债市融资的实质，应该让发债企业和投资者直接对接实现定价发行。
打造中小企业债券“升级版”
今年7月，一家科技创新企业在地方股权交易中心发行了全国首只不用担保的纯信用小微企业私募债，这意味着中小企业发债难度降低，直接融资渠道得到拓宽。对此，专家建议，宜通过完善相关体制机制，破解民间金融中介机构遇到的创新阻力，不断丰富创新直接融资渠道，促进地方股权交易中心和植根于民间的中介机构打造中小企业债券融资“升级版”。
首先，从体制机制上减小发债中介机构在创新中遇到的阻力。负责承销发行全国首只纯信用小微企业私募债，并设计金融产品销售债券的中新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杭生介绍说，由于该公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因此银行不能给其客户做抵押。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与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应该从实际所需出发，在企业性质、资质牌照等方面减少他们的创新阻力。
其次，扩大区域股权交易中心发展空间，疏通直接融资渠道。本刊记者了解到，目前省一级的股权交易中心，从地域性和功能性上都有待提升，未来各地股权交易中心需要联合成为全国性市场才能更大发挥优势。陈杭生建议，中小企业不仅要借股交中心发债，同时也要推广股权融资功能，未来还可考虑赋予股交中心资产证券化的功能。
其三，在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创新的过程中，可考虑发挥市场机制，引导创新中介机构与银行、证券公司等传统金融机构良性竞争，丰富创新直接融资渠道。“就是因为现在企业从银行贷款不像原来那么容易了，才有更多的企业来找我们发债。”陈杭生说，从今年5月正式获准从事私募债业务以来，中新力合签约的待发债客户已超20家，预计融资规模近15亿元，“如果现在信贷环境宽松了，我们这些拼命搞直接融资创新的机构可能就没有市场了，而银行的主导权会更大，这不利于中国金融市场的转型升级。”□
实体经济急需人民币战略护航
加快推动我国涉外经济以人民币计价，特别是率先实现官方在行政管理、统计分析和国际交往中采用人民币计价，进一步发挥人民币的货币职能，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服务实体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钢康淼
日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研了解到，面对生产成本上升、国际市场需求不旺的压力，许多外贸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愿望日益强烈。对此，基层金融管理部门向本刊记者建议，加快推动人民币在涉外经济交易、统计和管理中履行计价职能，加快构建人民币计价的涉外经济管理模式，服务实体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人民币计价需求强烈
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公司，是国内吸附分离材料行业综合技术实力最强企业之一，该公司董事长高月静向本刊记者解释说：“近几年企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又受到汇率波动的明显影响，特别希望能采取措施规避汇率风险。”
高月静认为，如果在国际贸易中使用外币计价，我国企业即使以人民币结算，经营利润仍会受到外币汇率变动的影响，仍然承担着以外币计价产生的汇率风险，“如果跨境贸易以人民币进行计价，则有望改变这种局面。”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王景武为本刊记者分析说，在当前美元、欧元汇率波动加剧的背景下，我国跨境贸易与投资如果以汇率相对稳定的人民币进行计价，既可以使贸易双方锁定交易成本、改善贸易条件，也可以使跨国企业内部资金币种匹配和管理更加便利，从而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促进我国对外贸易与投资活动的快速发展。
此外，推动我国涉外经济交易、统计和管理以人民币计价，也是缓解我国国际收支失衡压力、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迫切需要，既有利于抑制我国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减弱人民币升值预期，也有利于降低债务偿还风险和管理成本，维护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安全。
面临“意识不足”和“体系滞后”
目前，部分国家和地区已将人民币纳入其国际储备，但人民币在计价方面尚面临较大困难。
人行广州分行行长王景武、人行南宁中心支行行长杨小平等人认为，人民币作为我国对外交往的“名片”，尚未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与近几年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相比，目前我国在涉外经济中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展步伐明显滞后，面临多重“不适”。
一是企业在对外贸易中选择以人民币计价的数量很少、意识不足。由于我国出口企业的议价能力较弱，而且存在以外币计价的惯性，企业在签订对外贸易合同中很少以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而主要选择以美元、欧元等计价。据人行广州分行去年在广交会的问卷调查，121家样本企业中，仅有7家选择以人民币报价。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货物贸易监测系统统计，2012年广东省以人民币作为报关货币的货物贸易金额折合210.2亿美元，占全省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1.96%。
二是以人民币计价的涉外经济统计体系发展滞后。涉外经济统计数据以本币作为计价货币，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目前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和巴西、新加坡等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我国则相对滞后。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我国海关从2013年1月开始公布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贸易月度统计数据，但是仅涉及进出口总值等少数指标。目前我国公布的外商投资统计数据，仍然以美元而非以人民币计价。
三是尚未实行以人民币计价的涉外经济管理。目前，我国相关部门对涉外经济活动的管理，包括商务部门对加工贸易业务和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发改部门对外商投资项目和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等，仍然以美元等外币作为计价货币。这一做法难以引导涉外企业形成“本币优先”的意识和习惯，无法形成有利于促进跨境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政策环境。
加快人民币计价管理
王景武等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我国综合经济实力持续提高，国际贸易和投资地位不断提升，人民币对内对外价值基本稳定，而且在境外流通和使用的范围逐步扩大，推进涉外经济以人民币计价的条件已经成熟。
“首先应该引导国内企业在对外贸易中以人民币计价”，王景武说，在行业选择上，可以选择技术含量和差异化程度较高、市场份额较大的出口行业作为突破口，带动其他行业使用人民币计价；在地域选择上，可以考虑把对人民币接受程度较高、与我国经贸联系紧密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作为重点拓展区域。
同时，“构建人民币计价的涉外经济管理模式十分迫切。”王景武建议，宜完善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贸易统计体系，逐步扩大以人民币计价的海关统计数据范围，推动广交会等大型涉外经济活动的数据统计、信息公布以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可探索和完善以人民币计价、标价的涉外经济审批程序和业务流程，待时机成熟后将人民币作为唯一计价货币。”
中国农业银行福建省分行行长陈献明认为，推进大宗商品对外交易使用人民币计价也有一定机遇。可抓住俄罗斯、伊朗等产油国积极推动石油交易非美元化的机遇，探索建立“石油人民币”体系，并逐步争取在更多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的人民币计价选择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