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加剧神木民间借贷“崩盘”
民间借贷瞬间“崩盘”
事实上，警报已经拉响，但诸多靠着民间借贷吃息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
早在2010年，鉴于借贷案件上升了40%，神木法院进行了两次专题调研，并向榆林市银监局、政法委寄送了《司法建议书》，提出民间借贷案件正在大幅上升，应防范民间借贷的金融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
不仅如此，在此之前，神木县政府已经注意到了民间借贷问题的端倪。县金融办在这一年加大了防范金融风险的宣传，并联合工商局对一百多家担保公司进行整顿，最后担保公司只剩下两家。其余一百多家担保公司，注销了一批，提升转化了一批，部分担保公司整合转化为小额贷款公司。
许多神木人都记得，2011年在广场上、LED屏上看到的警惕个人借贷风险、认识非法集资、防范金融诈骗的“那些话”，在当时显得那么遥远。当时鄂尔多斯借贷危机尚未爆发，非法集资、金融诈骗案例，都来自于遥远的外地。宣传进行了整整一年，有些宣传直接在小额贷款公司的LED屏幕上进行，有的横幅直接挂在小额贷款公司门口。“当时有的小额贷款公司有意见，觉得我们在针对他们。作为政府，我们只能宣传引导，我们已经尽力了。”神木县金融办主任刘琦云说。
神木是少数设有金融办的县之一。
在县级部门中，金融办是唯一对民间借贷有直接管理职能的部门。2009年成立的金融办，由于编制一直没有获批，至今还是临时机构，七名工作人员全部是临时借调的。因为没有行政执法权力，金融办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对民间借贷进行直接干预。金融办能做的，是对全县22家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和对社会公众的宣传。
所以，过度依赖煤炭资源的神木，明显因煤而兴，因煤而落。神木煤炭质量的优良也属罕见，特低灰、特低磷、特低硫、中高发热量。在追求环保的现在，神木煤成为被追逐的奇货。
在经历了煤炭业“黄金十年”的狂欢后，现在“繁华落尽”。以2012年为例，神木面煤平均价格230-340元/吨，同比下降100-150元；块煤平均价格370-480元/吨，同比下降80-180元；兰炭大料销售价700-740元/吨，同比下降24%(去年同期价格880-900元/吨)。受此影响，一些工业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停产。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全县规模以上企业亏损户数93户，增加25.65%。其中煤炭生产企业48户，占比51.61%。
从2012年开始，煤炭价格一路走低，加之政府关闭非法小煤矿的决心坚定，投向煤矿的资金链条趋于断裂，又是一夜之间，与借贷相关的民间机构不见了踪影。
“政府已经嗅到了危机的味道。”神木县金融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2012年，县政府就派员去鄂尔多斯学习，以期能够规避因借贷危机而带来的经济崩盘。他说，与日俱增的金融风险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在累积。
“今年应该是神木相当困难的一年。”金融办的工作人员说，从去年5月开始的危机有蔓延的趋势，我们认为会在今年的五六月达到顶峰，这和民间的预计大致相同。他说，从去年年底开始，神木县金融办曾多次为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民间融资机构举办讲座等活动，并开展大规模宣传，强调风险。
然而，政府的种种努力，终于未能有效抵挡民间借贷崩盘的危险，最后一根压垮民间借贷的稻草缘起2012年“张孝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煤炭价格下跌导致放贷给煤老板赚取差价的张孝昌被压垮跑路，借贷1.2亿给张孝昌的龚爱爱资金链断裂而被愤懑的下线举报。随着报道的深入，“房姐”龚爱爱的致富道路、神木靠能源发家轨迹，以及之后上演疯狂的民间高额放贷一一暴露。
记者联系山西大同一位做房地产生意的朋友，他说，他在神木投资房地产和煤矿的朋友都撤资了，煤矿很多关停了，神木经济崩盘，全都赔了，现在转战云南。
他说，当地房地产注水太严重，套牢的资金绝不仅是几十个亿，而是几百个亿。他自己也在神木的房地产行业入股了，因为资金跟不上，银行贷款早没了，而且银行贷款只是小部分，主要靠民间融资，也就是民间小额贷款。去年经济崩盘，今年4月份的时候就都撤了。留下的房地产都是“半拉子工程”，资金跟不上，资金链断了，只有死路一条，没办法只能“跑路”了。
多米诺骨牌的倒塌
事实上，民间借贷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兴起于温州，而温州的民间借贷同样出现过神木的问题。仅就温州来讲，民间借贷市场出现问题，是前几年信贷宽松导致企业将大量资金配置到光伏、造船、房地产等产业所致。然而，深入到风暴中心后不难发现，最令人揪心的是，当地民间合约自我执行的那种长期机制已不复存在。而这些合约的自我执行机制，从本质上来说是民间长久培养的中国式契约精神。从历史上来看这种精神是中国民营企业崛起的关键。温州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发展得很好，与传统民间借贷密切相关。
在神木，很多煤矿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就不好好分红了，煤价下跌以及政府整顿小煤矿，导致很多小煤矿破产，从而引发了地下金融资金链断裂。“大老板有的拿着钱跑路了，要钱都找不到人。”张军说，这些事让神木的民间借贷再无信誉可言。
李宗保也深感民间信誉尽毁带来的无奈。
李宗保2004年下岗，自谋出路，开了几年门市，经营电信收费、手机等。2011年和别人合伙，建了个空心砖厂。建砖厂是因李宗保看到房地产的兴旺，但民间借贷的崩盘让李宗保的发财梦转瞬化为一枕黄粱。
“以前像我那100万的房车就不算车，在三四百万宾利车面前，也就是一‘面的’。到去年七八月份，好车就没有了。不跑路不行嘛，政府要把你抓起来。但是跑路也跑不了多长时间，也会把你抓回来的。跑路的跑到哪里的都有，一般都是一个人走。”李宗保说。
坐在紧挨着县政府龙华宾馆的餐厅里，李宗保指着对面即将结束的酒席说：“你看今天中午，这个婚宴上喝的喜酒是神木本地产的200多元一瓶的‘麟州坊’，以前少不了得上五粮液、茅台。而现在喝200多元一瓶这个价位的，也是硬着头皮喝。”
在谈话中，又黑又瘦满腹心事的李宗保，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十几元钱一盒的“好猫”牌香烟。而在去年上半年以前，像他这样的老板，都是抽高档的软中华。
煤价下跌，借贷崩盘，房地产低谷，一系列的链条让这个生产空心砖的企业举步维艰，“以前我们可以通过银行贷一部分，贷个三十、五十万的，今年怎么说也不给贷了”。
李宗保说，自去年冬天开始，银行都是收账，一般不给放款。以前他们周转资金，随时可以从典当行里借，100、200万的都可以，月息三分。可现在典当行都是追着要债的，没有放贷的。
李宗保的砖厂建于2011年的秋天，三个人投资了800万，现有100多个工人，在榆林地区属于大型砖厂。
目前找他要贷款的典当行有两家，2011年借的，每家100万，现在利息欠了几十万。他们搞空心砖生产，开始是外行，只亏不赚。现在学到经验了，钱又赚不到了。因为县城建筑工程少了，没人向楼房投资了，开发商拿不出现钱买砖了。
“如果今年像前年的经济状况一样，就没问题，肯定能赚钱，稳赚。”李宗保说。
现实里没有如果，为了继续发展，李宗保只能继续投入，银行不给贷款，民间借贷也是绝路，因为：“神木县的信任度现在都没有了。房产抵押可以贷款，但是现在很多房子都是小产权，他不给你贷款。神木县富人都住在城里最好的地段，穷人都住在山上，到城里打工要来回跑。神木县的主要发展靠煤，除了煤就没别的了。”
对神木民间信任度尽毁，李宗保进一步解释：“比如说你有钱，我借100万来用用，现在不可能了，超1万块钱你就别张口了，能给你一两千就不错了。不是不借，以前钱是流动的，现在流不动了，大家口袋里都没钱了。只能有两种选择，一是跑路，一是法院起诉你，追究你的法律责任。现在彼此之间根本就谈不到什么情谊了，亲人谈到钱都是仇人。”
这个有着百万房车不开，却开着用4000元买来的二手微型车的老板解释：“都穷成这样了，还开什么房车！”
媒体报道加剧“崩盘”？
经过阵痛的神木如今面对媒体，分外紧张，多个政府部门面对采访均讳言莫深。
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抱怨道：“媒体把负债逃跑叫‘跑路’，整天渲染‘危机’、‘崩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否则神木的情况应该会好一些。”
该官员认为，民间借贷本身就是民间的逐利行为，基础就是亲友之间的信任，在困难的时候，几个人完全可以坐下来沟通，暂时免除高利息，因为大家都知道耗下去人人都是输家，那样的话，也许会渡过难关。
但媒体从“借贷危机”再发展到“民间借贷崩盘”直接摧毁了大家的信心，再加上一些跑路的出现，彼此信任度荡然无存。
从事小额贷款生意的刘先生也表示：多少年以来，神木极少有人借钱不还，负债逃跑被视为自绝于社会的行为，为人们所不齿。但是，自从温州借贷危机以来，媒体创造了一个词叫“跑路”，把为人们所不齿的借钱逃跑行为中性化，直接助长了不负责任的借钱逃跑行为。加上未经科学研判、外地媒体突然定义的“危机”说，诱发了人们的恐慌。许多神木人认为，一些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动辄用“危机”、“跑路”渲染，在神木借贷风波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神木县公安局副局长郭小平说，在公安局立案的23起案件中，除一起集资诈骗、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外，大部分的借贷案，是信心丧失后发生“挤兑”才出问题的。“这里面有不少是三角债、多角债，如果能维持信用，合理处理的话，结果会比现在好。”
迁怒于媒体的他们似乎忘了，就神木而言，巨额民间资本的逐利冲动，催生了庞大的民间借贷。经济形势好时，资金流向煤炭、房产等领域，获取高额利润。但随着去年煤炭价格一路走低，资金链趋于断裂，整个神木的民间借贷体系面临崩盘。与此同时，金融风险与日俱增，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剧。
源头产业的利润已无力支撑民间借贷的高利息，两番夹击之下，导致神木民间资本市场转冷。吸储放贷的“大佬”刘国林、王凤义等人先后“跑路”，县城里大量小额贷款公司关门。
2012年，神木县工商银行负责小额贷款业务的林女士闲了下来：“还钱的多了，贷款的少了，”民间资金开始流回了商业银行。
如今，血本无归的民间借贷者把讨回本金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每天都有人到县政府讨说法。
神木县金融办主任刘琦云介绍，神木县金融办曾多次对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民间融资机构举行讲座等活动，并开展大规模宣传，强调风险。
刘琦云称，政府不可能“出钱补窟窿”。政府的思路是查清已经拿到高额利息的借贷人，令其将高额利息退出，用退出的钱，按比例补偿给基层放贷者。对借款不还的企业，政府出面责令还款，不惜让其“倾家荡产”。
神木县法院提供给本刊记者的通稿称：“神木民间借贷纠纷案逐年增多，2008年，251件；2009年260件；2010年456件；2011年679件；2012年截至9月份，1656件。案件最多时正是民间借贷濒临崩盘的2012年。
在受案数量大幅上升、工作压力巨大的局面下，神木法院穷尽一切手段解决“执行难”问题，从媒体上曝光了116名拒不履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被执行人，对285人实行司法拘留，该院还与县内12家金融机构、公安、工商、房管、车管等相关部门建立执行联动机制等多项措施，最大限度地实现胜诉当事人的利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今年1月至9月，神木法院已执行终结案件555件，结案总标的额2.77亿元，其中执行终结民间借贷案件414件，执行标的额达2.52亿元。
法律与监管的双重空白
政府亡羊补牢之举，或许能够让神木逐渐复苏，但丧失了信用基础的民间信贷，是否能健康复活，还有待观察。
对于民间借贷，温州商人也许有更多的发言权。
温州开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跃胜指出：“温州的文化是熟人文化。对熟人来说，你给我担保一下，要是不担保，就连兄弟老婆出门都会被人骂。”
这些非正式约束是经过多次博弈之后确立的规则，是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朋友等熟人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如果熟人双方形成一个正激励机制，就会形成一种信用的正反馈，这些非正规的合约就会得到执行。如果双方形成一个负激励机制，就会形成信用的负反馈，合约就难以执行。
这些非正式合约的目的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和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然而，一旦合约执行受到破坏，就会出现混乱，反而会增加交易成本和提高风险。特别是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结构从传统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型，熟人之间的非正规合约就面临更多的负反馈风险。按诺斯的理论，这时候需要一个第三方来监督合约的执行，国家就发展成为一种强制性力量，使产权监督和有效实施合约成为可能。
鄂尔多斯、温州、神木等地民间借贷出现问题，是中国影子银行风险的一个缩影，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当地合约自我实施机制的不复存在造成的，这破坏了民营企业成长的本土信任土壤。温州等地的民间借贷风波是转型期中国金融风险的象征，一些企业倒闭了还可以东山再起，而如果民间合约自我执行的循环机制不复存在，就相当于民营企业孵化和成长的土壤被沙化了。
从神木来看，民间借贷的复苏需要时间以及更多的机会，但政府不能坐等，所以，申请争取国家级金融改革试点，成为神木这座煤炭财富神话终结后的陕北小县城，抓在手中的“救命稻草”。
7月22日，陕西省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明确“支持神木县争取国家级金融改革试点”。
颇有意思的是，上述《意见》的发布日期刚好在神木县“非法聚集事件”后一周，这一地方政府行为亦被外界普遍解读为，意在力挺神木发展民间金融，同时为其金融改革定调。
除了《意见》力挺神木外，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亦在7月上旬的调研中表示，陕西省委、省政府将赋予神木市一级经济管理权限，把神木作为省直管县改革的试点和全省金融改革的试验区，实行政策单列。
记者从神木县金融办获悉，神木已经申报了省级金融改革试点县以及国家级民间金融改革试点县，两个方案均已报到了陕西省政府，目前尚未获批。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相比神木的积极态度，力挺此事的陕西省政府层面似乎实际动作不大。
据记者最新获悉，牵头“金改”的单位陕西省金融办，其协调人省金融办副主任李忠明已调上海挂职，对此，陕西省金融办相关人士表示：“目前金改一事没有明确进展，暂不接受采访。”
神木政府寄予厚望的金融改革因为负责人的调动不得不暂时搁浅，一切似乎又走回到原点。神木目前仍然是中国煤炭资源最丰厚，煤质最好的地区，周期性的经济规律也许会有让神木再次开花结果的时候，那时，民间借贷将会以怎样的面目出现？
学者单许昌建议：“重塑已经破坏的民间契约精神，修复民间合约的自我执行机制，才能恢复中小企业竞争繁荣的局面，才能激发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和创新潜能。”
可是，学者的技术性建议，在缺少法律与监管的双重空白下，多少有些隔靴搔痒。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中国民间借贷已经发展30多年，但始终未有一项专门法律对其有司法约束，关于民间借贷的纠纷，只能从《民法》、《合同法》以及若干司法解释中寻找法理依据。
2012年两会期间，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联合牟其中一案律师、北京中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刘兴成，合作编写了《民间投资促进法》立法的建议稿和《民间借贷法》立法的建议稿。目前该建议稿已提交给了今年的全国“两会”。
周德文对记者表示：“在实践过程中，民间借贷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一直不太明确，造成借贷发生隐蔽，操作手段不规范。纠纷出现后，贷款人维权难，而借款人适用法律模糊，借贷双方权利都无法保障。
“很多国家和地区，在民间借贷方面，都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早在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已着手起草《放贷人条例》，试图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来规范民间借贷，但历经四次修改，都未获通过。”
数据显示：据全国工商联的调查，规模以下的小企业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微小企业95%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它们长期发展所需融资严重依靠民间的借贷市场。
2010年年底，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进行了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
周德文告诉记者，民间借贷是一把双刃剑，伴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而发展，可以说没有民间借贷就没有民营经济的今天，但是民间借贷大都是高利贷，极大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短期使用尚可，时间长就定会置企业于死地。要从根本上解决民间资本的混乱，就需尽快让民间借贷合法化。
在全民参与民间借贷的当下，我国有关民间融资的法律内容，散落在民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以及行政规章司法等的解释中，缺乏专门的法律和明确的定义。
而《民间投资促进法》的亮点，在于呼吁尽快给予民间投资的自由。一旦通过该项立法，投资市场将产生更多合法的投资渠道和“财产性收入”。积蓄已久的民间资本就会找到合法的投资出路，自然不会流向非法的投资去处，这样也就用不着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去堵塞并震慑民间资本的所谓的非法行为。
然而，在立法悬而未决之时，是否有合适的行政手段来规范民间借贷，神木政府多个部门均表示不在自己职责范围之内。
工商部门是否可以介入民间借贷？记者从神木县工商局了解到，小额贷款公司、民营担保公司的注册经过工商局，工商局可以管理其业务是否超范围经营，但对于没有经过注册的、纯粹是个人行为的民间借贷，工商局没有职能可以介入。
在县一级政府的机构设置中，没有一个部门和单位，对民间借贷真正有管理职能。对民间借贷的管控，长期是一片空白。
如果民间借贷仍然处于法律与监管的双重空白之下，那么，神木只是一个缩影，资源丰富引发高速发展，进而民间财富急剧膨胀，而后逐利冲动又诱发民间借贷风潮，最终形成利益链条。在这条不规范、不透明的链条上，经不起哪怕一处小小的裂缝。
那么，这个危险的裂缝也许还会在其他地方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