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外来者渴求幸福家庭

　　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着“返回老家”与“立足本地”的艰难抉择与双重困境，就业压力和住房压力分列两种选择的困难之首

　　文/齐亚强刘洁

　　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民离乡背井、外出务工，他们苦苦寻觅的无不是生活质量的改善，最终实现更幸福的生活。由于外出务工往往伴随着长期或短期的家人分离，外来务工者的家庭幸福感尤其值得关注。

　　“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外来务工人员问卷)”的有关数据，可以较为具象地考察出外来务工者的家庭幸福感状况以及相应的影响因素。希望通过这些分析，呼吁社会公众更多地关心和理解外来者的生活状况，为早日实现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社会大众的普遍幸福贡献力量。

　　本次调查共回收北京、广东、浙江、辽宁、河南、安徽、重庆、宁夏等8省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有效问卷2198份。在调查中，92.1%的被调查者得分在6分(含6分)及以上，说明其家庭幸福感较高；其中63.9%的被调查者的得分在8分(含8分)~10分的区间内，具有很高的家庭幸福感。而得分在4分以下的被调查者仅占总样本量的1.4%。可见此次受访的外来务工人员普遍认为自己比较幸福。

　　外来者眼中的幸福

　　外来务工人员最看重的促进家庭幸福的四个因素依次为：家人健康(78.8%)、有自己的住房(71.0%)、有较高的收入(62.0%)和夫妻和谐(58.1%)；而认为最易导致家庭不幸福的四个主要问题则是：无法照顾父母(64.5%)、收入低(54.5%)、对住房不满意(43.2%)和工作压力大(41.8%)。这呈现出明显的伦理约束和成功取向。

　　那么，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幸福感？

　　职业连接幸福感。调查结果表明，在不同职业类别的外来务工人员之间，幸福感标准化得分分化比较明显。集市商贩和服务性工作人员的幸福感标准化得分最低，而除集市商贩以外的其他商业工作人员得分最高。这可能与商业活动相对于体力劳动带来的高收入有关，也是相对于集市商贩更高的职业声望、更有利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更优良的工作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得分为6.2分，这同样也应归功于他们体面的谋生方式以及较为舒适的生活。而服务性工作人员和集市商贩由于收入普遍偏低，工作环境复杂，辛苦劳累却往往得不到人们的尊重，因而幸福感标准化得分最低，分别仅有6.0分和5.9分。

　　收入与幸福感正相关。外来务工人员个人年收入越高，其家庭幸福感越强烈。个人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者的幸福感标准化得分为6.6分，而个人年收入低于2万元的被调查者得分仅为5.8分。这进一步确证了物质基础对于家庭幸福的重要意义。

　　对外来务工者来说，相对生活水平的改善比绝对收入水平更重要。认为现在的生活相对于在老家时“有很大改善”的被调查者，其幸福感标准化得分显著高于认为“变得很差”的人。

　　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相对应的是必须付出的工作时长。外来务工人员平均每周的工作总小时数达60.6小时。而且工作时长与收入也是相脱节的，二者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这些数据体现出外来务工人员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希望改善生活的迫切愿望，但这种愿望的实施过程并不是没有底线的：一旦过于繁重的工作损害到被调查者的身体健康，就会与幸福感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那些认为工作对健康有很大影响的被访者幸福感标准化得分仅为5.3分，明显偏低。

　　社会保障作用明显。社会保障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安居乐业具有重要意义。以住房为例，这是外来务工人员立足城市的首要条件。调查显示，仅有14.4%的被调查者住在自购房里，其余被调查者只能选择租赁(57.8%)、寄居亲友或雇主家中(5.3%)，或栖身集体宿舍和工棚(21.1%)。自购房的比例较低，这无疑是缺乏保障的直接体现，也必然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

　　调查显示，43.9%的外来务工人员没有与目前的工作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这将引发严峻风险。值得欣慰的是，87.3%的被调查者参加了社保。其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保率最高，达38.1%，其后依次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33.8%)、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25.5%)、工伤保险(24.7%)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14.5%)。各险种单独的参保率仍然偏低，反映出社会保障虽然实现了“制度的全覆盖”，但是至少对于外来务工者来说，还没有实现“人群的全覆盖”。

　　社会融入更重要

　　调查显示，由环境认同、生活方式和未来期望等指标共同构建的社会融合指标与幸福感的相关程度，远比社会保障更为密切。

　　社会融合的第一个层次是环境认同，即感受到自己得到了新环境的接纳，并为身处其中而欢欣满足。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人之间的心理落差反映在他们对差异的感知上。77.7%的外来务工人员坦陈，自己与本地人之间存在差异。其中最普遍的差异来自住房(39.0%)、社会保障(27.2%)、子女教育(26.1%)，以及医疗(23.9%)。

　　穿着差异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指标：感受到穿着差异的被调查者，其幸福感标准化得分(6.0分)显著低于缺乏这种感受的人(6.4分)。在这里，穿着已经超越了民俗和审美的层面，进而成为了一种社会经济地位的投影。富者锦衣华服，贫者衣着寒酸，符号化的标签将不平等背后的刻板印象生动鲜活地反映出来，构成了资源分配不均之外更深层的心理伤害。

　　社会融合的第二个层次是生活方式。61.8%的外来务工人员与配偶同住，43.3%的人带来了子女，10.0%的人把父母也接到了身边，独居者仅占28.4%，显示出他们与家人间密切的联系。

　　调查显示，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会选择在工作地发展多种形态的社会交往，包括之前认识的(54.7%)、在本地认识的非本地户籍的(57.4%)以及本地户籍的(50.9%)同事和朋友。其中，与在本地认识的非本地户籍的同事和朋友间的交往，对幸福感的贡献最大。这可能是相似的社会地位和境遇下产生的共鸣的结果，也与工友身份下较长的相处时间带来的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不无关系。此外，与老家的亲友间的交往大多依然存续，越常回老家的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越高。

　　社会融合的最后一个层次是未来期望。未来期望与工作地之间的粘连程度决定了外来务工人员对于自我和后代的最终身份定位，是进行完全彻底的社会融合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中，工作打算是未来期望分化的标志之一。

　　绝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对于未来的工作有着明确的定位(80.6%)，但呈现出明显的保守倾向：选择继续打工和继续创业的比例远高于改换单位和尝试创业的比例，并有一部分人准备放弃在城市的发展，转而回家务农。

　　让家人随迁的意愿是未来期望分化的另一个标志。47.9%的被调查者没有将家人搬到城市的打算，这与在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和窘迫的住房、收入等现状有关。不打算将家人搬来的人比将要有所行动的人拥有更高的幸福感(6.2分)，而幸福感最低的则是有志让子女也来到城市的人(5.9分)，这涉及到外来务工者子女的教育、安全等诸多问题及其带来的巨大压力。

　　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未来期望的分析，可以描画出一幅充满矛盾的图景：他们普遍没有短期内离开城市的打算，但也缺乏在城市改善现状的决心；无论对家庭如何重视、关心，在随迁问题上都会更具理性地对现实作一番考量。外来务工人员想要实现完全的社会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让外来者更幸福

　　调查发现，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着“返回老家”与“立足本地”的艰难抉择与双重困境。分别有98.4%和97.1%的被调查者坦陈了回老家和留本地所面临的困难，其中经济及就业压力(64.7%)和没有住房(61.0%)分列两种选择的困难之首。

　　经济及就业压力是外来务工人员在两条未来道路上所面临的共同困难，这实际上是其生计选择中两难局面的真实写照——进城务工收入远高于在家务农，加之教育、社保等资源向城市的倾斜，这是促成农民工潮的直接动力。然而，在城市立足也很难。有些压力来源于流动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如住房的重新购买、家人的妥善安排；而有些压力则受政策影响，如户口及与之挂钩的入学资格等方面的门槛设置。

　　高压之下，一部分人选择逃离城市，却又面临着农业技能丧失甚至土地丧失等更严峻的问题。因此，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幸福感刻不容缓，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首先，对于有意愿继续在城市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应在政策层面扫除其融入城市的障碍，让他们享有与本地居民同等的生存与发展权利。打破户籍壁垒是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必然要求。同时，应出台更细致、更具针对性和倾斜性的政策以体现对这一群体的关怀，如完善保障房的建设与分配政策、加强对农民创业的资金及技术支持、为流动人口提供医疗救助以降低其疾病风险等。

　　其次，外来务工人员在农村老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权益，同样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和保护。土地是农民的根，外出务工意味着生产方式的转变，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很常见。土地互换、出租、入股或者以土地换取住房和社保，各地进行过很多试点，但如何探究出更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流转形式并加以引导规范，仍是当下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

　　拆迁是另一个敏感话题，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如何合理有序地完成好居住地的重新规划并严格控制其实施过程，同样关系到千万外来务工人员的切身利益。

　　最后，加强对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关爱、组织对返乡人员农业技能的培训等，都将成为提高务工人员幸福感的有效途径。□(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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