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成一个正常人”

　　出生在大饥荒年代的范忠信，一直被饥饿感控制着。从前是生理上，后来是精神上。

　　家住大别山区深处，从小看着千万担粮食挑出大山运往外地，自己和乡亲都饿得眼冒金星，范忠信很苦闷，问父母：“为什么我们这么穷，这么饿，还要把粮食送出去？”

　　身为村干部的父母告诉他：“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解放，他们需要中国人民的支持。我们饿一点，才能对世界有所贡献。”他也曾以同样的问题问老师，老师说：“再饿也要觉得光荣。”脑海中闪现的其他念头，令其被老师“斗私批修”为“思想觉悟不高”。

　　1976年，范忠信初中毕业回乡成为村里的民办教师。有学生问他：“清朝以后是什么朝？”他答复：“有一个短命的‘蒋家王朝’。”

　　范忠信谨遵父训：“上大学好呀，将来头顶乌纱管万民；一定要好好学！”1980年，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乡亲问他：“大学生算是秀才还是举人？”他费了一番考证后回答：“相当于秀才或举人。”

　　第一个寒假回家，乡亲问他在大学里学什么，他脱口而出：“学的是政法，就是专管坏人的王法。毕业后当法官，专门惩治坏蛋！”

　　大学并未如其所料地教给他“王法”，而是将他“脱胎换骨”成公民。1988年，范忠信参加《瞭望》周刊“我与这十年”征文，以一篇《从“臣民”到公民》获奖。

　　范忠信的大学，正值思想大解放。一年级，有同学写了《略论“文革”》、《回到马克思》的数万字长文，漂亮的钢笔手抄体贴在学校食堂门口板报栏。文章反思“文化大革命”，批评毛泽东的错误，重提青年马克思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理论。范忠信和学校的大多数同学一样被深深吸引。

　　范忠信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文章批判、反省的“忠君”状态。“文章贴出后，校园里爆发了激烈争论。许多同学怒不可遏，对作者口诛笔伐、愤怒声讨。”范忠信也是其中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反对他们的观点。我可能有一些‘忠君思想’，但是，发自心底的对人民之君的爱，有什么不好？”

　　自此，范忠信开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论民主、法治、权利的著作，大量阅读西方法学名著。“我发现自己的思想竟如此狭隘、陈腐。

　　他开始接触从前看来“大逆不道”的观念：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原则”，洛克的“人生而平等”，孟德斯鸠的“没有制约的王权产生腐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及首脑必须守法”、“只有人民有立法权”……“读着这些‘新说’，我就像梁启超先生当年读《天演论》一样‘若受电然’。”

　　梁启超《自由书》、《新民说》，严复《法意》按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一连串民国思想者的名字在范忠信脑海点亮。他发现：“不久前我拥有并引以为豪的观念，正是启蒙思想家们致力于消除的封建臣民观念。我深感自卑和痛苦。”

　　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范忠信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百家争鸣”时代：春秋战国，五四运动，改革开放。“我们就在这时候长大。”

　　人生观大讨论，人治与法治大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回到马克思大讨论，反对封建特权大讨论，还有中西文化的讨论……无数重建思想意识领域的讨论，从社会、媒体到学校，对范忠信形成了巨大冲击波。

　　《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范忠信每读这些报纸，都觉得思想跟不上。读一篇文章就是一种思想震撼，然后暗自对自己说：我要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不然就跟不上形势发展。每次读报，都觉得我的思想保守了，报纸上进步太快。

　　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潮流中，范忠信被击中了：“像一个人之前的精神病突然好了，从精神魔障里解放出来，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另一种“逃离”

　　范忠信是少有的不兼职做律师业务的法学教授之一。

　　“我受不了那份尊严失落的感觉。”1984年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入读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师从杨鹤皋、曾宪义，他的同学大多在公检法机关任职。“律师同学告诉我，和昔日同学聚餐，只要你是律师，总好像有求于他们。我不当律师，就自由多了。”

　　受曾宪义老师影响，范忠信也“把体制内指标性的工作做到极致”。范忠信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12年，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的各种形式要件做了很多工作，创建了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精品课程、国家课题……

　　“不然，我可能会把这些看得更淡，不会积极参与。那我可能更多是个闲散自在的学者，写点自己喜欢的文章，朋友们的评价也会更好。毕竟那些东西需要专心经营、组织编写、组织填表，甚至游说公关……”

　　但是，他还是选择“逃离”。2010年，他写下一篇《逃离，也算是一种劝谏》，离开工作12年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以此表达对高校行政化、官僚化的怀疑。

　　这不是范忠信的第一次逃离。

　　写《从“臣民”到公民》的时候，范忠信是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人员。研究生毕业，作为班级党支部书记的范忠信，家庭背景“又红又专”，顺利通过中直机关政审，而他更想解决与妻子的两地分居问题。

　　他的工作就是每日阅读各种境外报章，撰写摘要综述。“每天浏览境外报刊。我自己负责每天看的有三十多种，看完后要写一个摘要综述，交给领导。”

　　在中直机关那5年，期间的工作模式和行为表达模式，让范忠信觉得不应久留。“我在那里不可能心情舒畅，也不可能有什么仕途。”

　　1992年，苏州大学到京招聘，一位老师推荐了苦闷中的范忠信。由此他转入相对自由的学术领域。“在公共问题上表达，也是逼出来的。受了这么多年教育，有表达的义务，不然不就是一条寄生虫吗？”  

　　“公务员财产公开”的可能性

　　人物周刊：赌输后，您说如果放宽时限，三五年内还是有望实现公务员财产公开。这次信心有多大？

　　范忠信：我还是有信心的。我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解读是：一方面要强化中央权力，强化党和政府权威，包括成立国安委和改革领导小组，是要把各方面力量整合起来。现在讲两个“不能否定”，是想两边都统合起来，把毛和邓的路线整合起来。

　　另一方面，要通过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改革加快中国进步。

　　所以我相信在这方面有实质性改革。过去觉得很大的举措，报告都提到，还涉及了具体方案，力度有的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法院垂直管理，一说收，马上就能做。比如废除劳教，原来我们认为可能完成不的，也写进去了。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设，不仅仅是内部制度，肯定会变成立法的，公示出来让民间可以查阅。这样才能跟国际接轨，光是内部文件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会在党内把这当一个重要问题狠抓，才能更好地站稳脚跟，发挥优势。

　　我的判断更基于之前收到的一份中央规划，关于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关于政府廉政建设，中间提到财产公示，但没说范围和时间。我相信未来可能会在县乡级公务员财产申报方面有实质性进展。

　　人物周刊：这次的打赌，你会在给党政干部讲课时提到么？

　　范忠信：我会讲外国廉政制度建设经验与教训，包括台港澳廉政建设经验。但这些毕竟只作为讲课内容。听课的人是一些中高层干部，他听得懂，也觉得好。但难以直接形成实践，只是一种间接的、委婉的启蒙。

　　我也发表一些相关的学术文章，包括台湾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但其实学术文章，也没几个人看，时间久了更没人看。我也参加过一些官方组织的学术讨论会和专家征求意见会，在会上你也可以讲，他们也会有记录，但这种会更多是形式，讲完就讲完了。

　　最好方式是提法律建议草案。比如人大代表提出修复立法议案。

　　人物周刊：为什么特别选择公务员财产公开这一点下注，而不是别的政治体制改革切入点？

　　范忠信：基于两个理由。第一，公务员财产申报公示是廉政建设法制化、反腐败法制化最关键的环节。我们现在推动法治中国建设，提高中国法制化程度最重要的地方在反腐败，让公务员的活动更加廉洁，有效率，从而取得人民信任。这方面的法治建设，是所有法治建设最重要的一点，牵一发动全身。这个判断一是来自他本身有这么重要，也来源于世界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

　　第二方面，公务员财产公开是最有社会共识的事。老百姓不管哪一阶层，都有最大限度的共识。谁都不会反对，谁都觉得这事该做。既然它最重要，那我们抓住这个话题来推进，不是力量更大么？阻力小，推动力大。

　　为什么它这么重要？第一，大家都认为知道他的财产，就能知道他是不是腐败。还有一个比较阴暗的原因，中国人从来不愿别人比我更富，他干嘛比我钱多，那我就要先知道。这种不好的仇富心理在这里就成了正面力量。因此这个切入点社会共识最大，合力最大。

　　人物周刊：在您研究的领域内，公务员财产公开问题是怎样的状况？

　　范忠信：民国时并未实施普遍的财产公示，只实施过局部。如果你要竞选地方委员，就要登记家庭状况，有多少房子，有多少存款，老婆孩子在干什么事……财产只是其中一项。

　　国民党到台湾后几十年也只有候选人登记，高级干部登记以后，也不会对社会查阅。他们叫正风系统，内部查阅不对外。台湾真正开始搞公务员财产申报法是在1994年。那年台湾开始全面登记，登记扩大到所有公务员，公示也扩大到所有的委任级公务员以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副科级以上公务员。其他没有什么行政权的不算。

　　大面积的公务员财产登记和公示，让公民拿着身份证去查阅，大概是1987年、1988年开始的。蒋经国去世后，国民党搞了党务革新，那时并没有立法，各个单位系统自己先做，直到1994年。

　　人物周刊：在给公务员讲课时，他们会跟你争论这个问题吗？

　　范忠信：确实有争论。有些公务员讲，你说的道理我赞成，公务员既然是公仆，人民是国家主人，仆人应该向主人交底，道理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中国国情复杂特殊，做起来很艰难，你们把事情想得简单了。

　　人物周刊：若有豁免原则可行吗？

　　范忠信：至少你要做好这个准备。但是豁免哪一些人呢？

　　如果豁免原罪的方式不好办的话，还有一个办法：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所有原来岗位上职务不变的人，不登记不公示；所有要改换新职务的人，包括平行改换，从这个岗位到那个岗位，从下面到上面，还包括本岗位续任，所有这些情况都叫新任岗位。所有新任岗位的人都要登记、要公示。这样的办法或许能够更好地排除阻力。只要你不想担任新职务，不想公示，那就不往上爬了。

　　现在全国县乡两级干部财产申报试点可能有十几个地方了，而且多数比较成功，没有引起社会动荡不安。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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