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报道：中国新智库

　　编者按

　　2014年1月22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TTCSP)”研究成果《全球智库发展报告2013》中文版发布。

　　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8月，全球各地共有智库6826家。目前全球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1828家)，中国超过英国、印度、德国，以426家的总量居世界第二。

　　2013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重要批示。各界评价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作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一是把智库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指出我国智库发展相对滞后，应发挥更大作用；三是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目标；四是要求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五是要求加强智库自身建设，为中央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这无疑会激发中国智库建设的热忱，同时，也引发舆论对中国智库现状的审视及中国智库未来的思索。

　　对于这一问题，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报告有较为精到的总结。这一报告将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类。报告说，近十年来，中国新增了多家智库，但中国智库发展仍处于成长阶段，且各级党政军智库和社会科学院智库的行政依赖色彩还十分浓厚，民间智库赖以生存的资金筹措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相当欠缺。

　　什么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按照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的分析，应从“智库”、“中国特色”、“新型”三个方面来理解其基本特征和内涵。

　　“智库”，是制造和提供智力产品或思想产品的机构；

　　“中国特色智库”最根本的，要体现中国精神、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人民福祉为本、国家利益至上；

　　“新型”，就是智库的思想观念、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管理方式、制度规范有别于外国智库，也有别于中国传统智库和现有体制内智库，应该是创新型、开放式、现代化的办会理念和治理模式。

　　抽丝剥茧新智库

　　在中国智库的自我评价中，中央领导人的批示无疑是评价其影响力的最佳指标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 | 北京报道

　　不同于一些学者对于智库研究独立性的强调，易鹏从不掩饰自己的“幕僚”情结。在他看来，智库需要的是师爷，而不是教授。

　　“智库是拿方案，做幕僚。不像高校搞理论研究，盘古智库有一个要求，就是经世致用。我们的研究要结合中国的国情。”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当下的国情，对于中国智库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春天。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媒体评论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做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为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

　　2013年5月30日，刘延东副总理在“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国家软实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发展智库产业，建设思想市场，必将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贡献积极的力量。

　　这一批示催生了中国智库的迸发，2013年甚至被人称为中国的智库年。

　　体制内外

　　易鹏说，“一直以来我们国家的智库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政府主导的研究机构，关键是体制机制不够灵活，因此受到诸多制约。”

　　在2013年4月之前，易鹏的身份是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201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务虚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在体制内建设新型的专业智库，需要在人事制度、财务制度、统筹协调外部力量的机制上做出创新。

　　身为“体制内”的研究者，易鹏对成立民间智库的渴望由来已久。“之所以在2013年启动，跟大环境有关系，最主要的就是十八大提出来要发挥思想库的作用。”

　　易鹏认为，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无疑是要破除体制的约束。因此，2013年4月，他褪去了官方身份，来到国际金融论坛担任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

　　国际金融论坛是一家非营利、非官方国际组织，由中国、美国、欧盟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全球金融机构和领导人共同发起成立。国际金融论坛主席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加入其后不久，易鹏发起创办了盘古智库。

　　“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目前似乎还没有认识一致的统一标准。我们的看法是，所谓‘特色’，是指与各级政府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和社科院相比存在明显差异---不是政府举办的、不受财政供养的、没有行政级别的、员工聘任不受人事部门调控的、干部不是由组织部门任免的、研究选题不是政府下达而是独立自主选择的，等等。所谓‘新’，就是出现晚、发展历史短。如果把这个问题的讨论放在30多年改革开放的视野下看，所谓的特色新型智库，就是在3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应运而生且管理体制、治理结构、运行机制与官办智库显著不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这样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很可能就是中国现代智库的中间形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副院长苗树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中改院始建于1991年11月，一般被视为中国智库改革的先驱者。

　　苗树彬说，中改院成立后，走出了改革的三步：第一步，1991年建院之初，向海南省政府提出实行财政差额管理，80人编制只要30人的“皇粮”；第二步，1992年建院不到一年后，又主动向省政府提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请求，不要国家一分钱，自求生存，自我发展；第三步，1993年向原国家体改委、海南省政府提出由事业机构彻底转变为非盈利性企业法人，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办研究机构的新路子。

　　中改院对自身改革探索的定位是“官方背景、民间机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自谋生存、自求发展”。

　　“单向门”

　　从易鹏参与的两家民间智库的共同点不难看出：尽管在组织性质上是纯粹的非官方组织，但是其核心成员的官方背景也很突出。

　　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非官方智库来看，这一特点尤其明显。

　　被媒体称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国际金融论坛一样，由一位前副国级领导担任主要负责人：中心理事长是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其4位顾问均为现任或原任副国级领导，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蒋正华、原国务委员唐家璇、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徐匡迪。

　　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实际上没有任何行政级别，也不吃“财政饭”。2013年，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中心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也反复强调其民间智库的身份，并说中心的终极目标就是建成中国民间智库的旗舰。

　　另一个拥有重大影响力的非官方智库“中国经济50人论坛”，同样因汇聚了大量官方学者和官员而令人瞩目。其学术委员会成员除了包括经济学家吴敬琏、林毅夫、樊纲等人外，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等。

　　美国智库因“旋转门”机制而为人熟知。

　　‘“旋转门’是美国思想库最具特色的现象之一。美国每次换届选举后，政府部长等高级阁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精英荟萃的思想库。这一点与欧洲国家和中国都很不相同。每隔4年，卸任的官员很多会到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思想库的研究者有不少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执政者，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就是美国的‘旋转门’。‘旋转门’机制使得思想库的舆论影响力渗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作者王莉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相比“旋转门”，中国目前的这些智库，更像是一扇“单向门”。

　　明确不要境外资金

　　盘古智库最初打算以NGO形式注册，但最终还是以公司形式成立，但明确了非营利性的特点，即成员不分红。

　　“智库是思想库的民间称法，我国管理部门也没有使用这个名称。”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如果不考虑官方的研究机构，从归口管理上，智库属于民间组织。目前，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分三类登记注册，分别是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但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需要寻找挂靠单位，这成为许多机构注册的障碍，因此，大量是以公司形式进行工商登记的。

　　“纯粹的民间智库比较多的是以工商登记形式存在，或者干脆没有登记。”贾西津说，“他们的资金来源大多数靠项目，有基金会、有政府的项目。北京有个城市发展研究院，是个民间组织，但是与政府部门关系很密切，政府部门会委托他们做规划。这跟创办人的思路，对组织的定位、研究方法和理念相关，他认为要和政府部门密切合作才能发挥研究院的作用。但总的来说，民间组织和政府取得合作的不多，因为政府购买较少，很难占到他们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民间智库更主要的资金来源是靠委托项目，比如企业咨询，所以很多所谓智库，实际上是个咨询公司。一些组织也会有基金和国外基金，但完全依靠国外基金的也不多。思想库对国外资金还是比较敏感的，尽量减少对国外资金的使用。”贾西津说。

　　易鹏说，盘古“明确不要境外资金”。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捐助，多来自民营企业，还有课题经费。

　　一些智库也在创新收入来源。

　　2013年1月19日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称“人大重阳”)是新近成立的一家智库。与高校传统的研究机构不同，其由中国人民大学与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创办。重阳投资为研究院注资，采用基金运营的方式支持其运营。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告诉本刊记者，2013年基金盈利率在全国位居前列。因此，研究院的财务支撑非常充沛，且能长期持续。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通过邀请企业会员的方式保证了其获得稳定的财政资源，企业会员包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埃森哲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等。这些资金来源主要是央企，民营企业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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