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材料和批示

　　在评价“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时，郑新立认为其必备的三要素即是号称“全球第一智库”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定位：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

　　其中，独立性是美国智库最核心的原则底线：所谓“独立性”体现在研究成果上，要努力做到基于事实来说明问题，不被政治所左右，超越政党之争。

　　但是，易鹏说，盘古“不过分强调独立性”，评价智库看的是影响力和思想水平，关键是能不能提出经世致用的方案。

　　尽管在此观点上有所差异，但是，追求影响力是所有智库的目标。在这一点上，利用自身资源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是所有组织智库的目的。

　　中国官方智库的研究成果可通过内部材料或送阅件影响决策，因此在这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而个别有大量官员或退休官员的非官方智库，其影响力毫不逊色。

　　从影响渠道看，便不难得知为何媒体称中国经济交流中心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国经中心目前出版有4本内部刊物，其中每周两期的《要情》，针对的主要是相当级别的高级官员。郑新立说，国经中心把社会上的研究成果充分吸收，将其以政策建议的形式供决策者参考。“用曾培炎理事长的话说，《要情》所追求的就是‘临门一脚’效应。”

　　在中国智库的自我评价中，中央领导人的批示无疑是智库影响力的最佳指标。这从智库对其珍视程度可见一斑。

　　《北京青年报》曾报道：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的抽屉里，整齐摆放着38份得到中央领导批示的建议书。时间跨度从1981年到2013年。

　　高校一贯被视为中国智库的组成部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高校本身上报内部材料只有教育部一条组织渠道，但是，不少高校学者有各自的资源，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例如，被称为国情专家的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在1999年创办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即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其递交内部材料的渠道为中科院。

　　人大重阳则通新华社等数个渠道，2013年共递送了内部材料14件。

　　通过舆论扩大影响

　　即便是民间色彩浓重的智库，也将上报内部材料等资源作为其核心影响渠道，更将其作为自身优势广为宣传。

　　易鹏常年关注地方产业、城镇化等问题，对于自己是否有影响官方的私人渠道，他毫不避讳。

　　北京一家致力于为产业研究及地方政府咨询的民间智库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在寻求课题时，亦会主动将其拥有的内部渠道作为主要竞争力展示。

　　另一家非官方智库为《瞭望东方周刊》展示的2013年内部年终工作汇报中，亦将两位中央领导的批示作为决策影响力的重要标志。

　　这些民间智库，大多依靠私人关系疏通影响渠道，进而产生影响力。

　　不过对于非官方智库来说，追求舆论影响是多数智库的选择。

　　在担任人大重阳执行副院长之前，王文曾担任《环球时报》编委，主管评论。这一经历，使他非常重视舆论影响力。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重阳与百度合作推出“六组数据看清两会经济”；6月，当“钱荒”问题突显时，人大重阳推出了“八成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未发生金融危机”的调查报告；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不到3小时，人大重阳就推出了关于全会的“十大解析”。

　　作为中央电视台等多个媒体的评论员和专栏作家，易鹏对于营造舆论影响力极度重视。他说，盘古智库的20个学术委员会成员，每天大概会接受5~10个新闻采访。

　　中改院虽然能够将政策建议直接报中央有关部委、通过内部材料向高层反映，但他们同样十分重视通过媒体扩大社会影响力，“进而影响决策”。

　　即便是前高官汇聚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同样重视媒体宣传。

　　郑新立在分析布鲁金斯学会的 “影响力”时特别强调，它除了对国家政策有影响力，对公众观点也有影响力。他注意到，布鲁金斯通过出版研究成果、召开面向公众的研讨会、接受各大媒体采访及在世界范围内发表评论员文章等方式扩大影响力。因此，在谈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时说，除了注重加强与国内外有关研究机构建立工作联系与学术交流，中心还通过举办重大活动展示中心研究成果，并通过各类媒体扩大宣传。

　　公共政策与商业课题

　　“中改院自主研究的课题比接受中央有关部委、省市委托的政策咨询课题略多一些。”苗树彬说。

　　尽管地处海南，但中改院始终把影响全国的重大公共政策研究放在首位。

　　例如，1995年中改院提出了“关于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建议(60条)”，建议实现农户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化、物权化。1998年，中改院再次提出“尽快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的政策建议”，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十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采纳了“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一建议。

　　中改院将自己的研究总结为四类，一是围绕我国改革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展开研究，并快速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二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要关头，服务重大改革决策，及时提出政策建议；三是围绕重大战略问题，把握趋势，进行储备性研究，提出前瞻性对策建议；四是改革实践需要改革理论指导，重视基础理论研究。

　　在做好重大公共政策研究的同时，中改院也做咨询和培训等有偿服务。这些收入也是中改院日常行政经费的重要来源。

　　易鹏很看重研究是否接地气，因此，地方政府项目是盘古智库重要的研究内容。不过，他说，“智库不能只跟课题追热点。”

　　除了委托课题，盘古智库目前提出了20多个自主课题，都是“对国策有影响”的课题，例如国家金融安全的问题。这类课题计划每年做4个左右。

　　“很多智库需要内部平衡，通过商业咨询来平衡组织结构解决生存，没有必要做纯粹的政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这块不赚钱，考虑的是公共价值和社会效益。”贾西津说。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近日在《科技日报》专门撰文，分析中国智库在经费方面面临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智库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把机构性支持和课题性支持分开，中国智库应该有能力和条件来自主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而且要有稳定的经费支持。之所以强调分开机构性支持和课题性支持，是因为“课题性支持取代了机构性支持，所有研究人员的收入和薪酬水平完全寄托在课题的多少和大小上，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异化研究机构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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