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本刊记者  龙在宇

　　李红是西部某县级市的城管局副局长，对于那些数不清的饭局，他和其他人一样都觉得累，但又不得不打起精神应对。“市里有名领导感叹过，吃饭不是生理的需要，是感情的需要。”李红在廉政瞭望记者面前露出一丝苦笑。

　　不过，奢侈浪费、大吃大喝之风却与厉行节约的宗旨格格不入，八项规定中的重要内容，就是遏制舌尖上的腐败。

　　当“中国式应酬”遭遇八项规定，一些官员们似乎不会吃、不敢吃了。

　　请客容易送客难？

　　《陋室铭》中有句话，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句话用在公务接待中却并不准确。上级、平级、下级，在过去都能从公务宴请中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

　　“最能成为座上宾的，自然是上级领导”，李红掰着指头向记者诉说，以往要过年了，四大家分管城管工作的领导，都得请到，还不能厚此薄彼。不同的宴请，规格自然不同。

　　此外，在李红往年参加的宴请中，和城管局平级的一些重要单位一把手也少不了。李红介绍说，市里的单位很多，城管局并不会邀请每家单位的领导，但诸如财政局等单位的一把手，一定会在受邀之列。至于下级间的宴请，早在去年春节前就全部取消，全局不再组织团年，局里各大队、科室也不再团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多数单位的情况与李红所在的城管局类似，下级的宴请与聚餐已绝迹。比如团年宴，没有一家单位今年有此计划。至于对平级与上级的宴请，部分则保留了下来。

　　在西部某县的建设局，就明确规定，部门内不组织聚餐，只有上级单位或外地单位有客人来时，才进行接待。不过该局副局长表示，中国素来讲究待客之道，外地来的客人，自然还是要接待一下。八项规定出台后，县委确定了接待工作的八字方针：热情周到、勤俭节约。“按照我的理解，对待客人，摆在第一位的还是热情周到。”

　　为何取消平级或上级的宴请较为困难？除了官场里“唯上”的心态，也有许多现实的困境。一名县民政局办公室主任告诉记者，关于接待的有些具体问题，不是县里、市里能解决的，还需要更高层面来协调。“过去年年请，现在突然取消了，有的人难免有想法，请客容易送客难啊！”

　　浙江温州曾出台过被网友誉为“史上最细”的公务接待标准，明确公务人员在温州市内从事公务活动，确需在当地就餐的，所有人员一律吃工作餐，每人每餐不超过60元。

　　不过温州官员也表示，这项规定仅限于同城接待，对于上级单位或到温州考察学习的市外单位，并不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内部的事情好解决，比如各乡镇民政干部的年终大会，按过去的惯例，开会之后所有人要聚餐，从去年开始这顿饭就取消了。但外面来的客人还是要接待，像在外地流浪的人员被遣返回来，我们总要接待一下负责这项工作的外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不过按什么标准接待，现在还没有具体说法。能否全国统一规定，凡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食宿全部由原单位报销，当地不再负责？”

　　吃多少算是大吃大喝？

　　八项规定出台后，为人深恶痛绝的官员大吃大喝之风得到极大扭转。不过当廉政瞭望记者赴各地采访“落实八项规定情况”时，数名纪检监察系统的干部却纠正了记者的说法：“不能说是‘落实八项规定’，应当是‘落实八项规定的精神’。”

　　一名纪委干部解释说：“八项规定是针对中央领导人提出的，它的适用对象也是中央领导。至于各地，是要落实八项规定中体现出的厉行节约，严禁铺张浪费的精神。”

　　既然八项规定并不是针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条分缕析的“硬框框”，那么在贯彻执行时，各地如何掌握标准？

　　姚锐是西部一名副县长，他所在的市，按照八项规定的精神，制定了九项规定，而县里又进一步细化，制定出十项规定。“总的精神都是严禁铺张浪费，但条款更具体。比如市里的规定，明确了公务接待一律不上烟酒，县里则规定接待时不得点海鲜产品。”

　　一名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介绍，现在公务接待中一般不会出现高档酒了。“关于什么是高档酒？市里有个文件，说的是茅台等一类名酒。这个‘等’字如何理解，上面也没明确说。我们的理解就是，凡是价格与此相近的，都属于高档酒。”

　　李红则拿酒打了个比方，一般局里内部吃饭，都是喝一百多块钱的酒；邀请其它局的领导，就得上三五百块的酒。至于邀请上级领导，那得看领导喜欢喝什么。“两桌人喝一瓶200多块钱的酒应该不算什么，但喝了七八瓶几十块钱的酒照样要算大吃大喝。”李红表示，“对饭局是否奢侈的定义，并不是因为酒的品牌，或者说酒的价格，这必须看饭局的档次和规模。”

　　华东地区一名接待办主任对廉政瞭望记者说，现在都讲吃工作餐，不搞宴请，但工作餐的标准如何掌握？究竟50元/人算工作餐还是80元/人算工作餐？“有次邻县县长来考察，关于工作餐的接待标准如何制定，我们也拿不准。最后还是区委书记决定，安排去酒店吃自助餐。据我所知，那家酒店的自助餐就是168元/人。”

　　姚锐向记者坦承，在整治大吃大喝现象时，确实面临着一些疑惑。“究竟吃多少钱的宴席，算是大吃大喝，目前还缺乏标准。”他介绍道，清理办公用房时就很简单，上面有规定，哪种级别的领导能拥有独立办公室，不够级别的就坚决清理。还有处级干部的办公室面积是多少，厅级干部是多少，文件上一目了然，凡是有超标的，限期清退。

　　四川省纪委一名处级干部告诉记者，他们已经了解到下级单位的许多意见，目前正在调研，力争能尽快出台操作性更强的规定细则。

　　一些市、县一级的纪委负责人则建议，上级部门出台的细则，既要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少搞一刀切，也要拿出让人一目了然的硬指标。“规定太细，缺乏操作性不行，但要是标准太宽泛，极有可能会有人钻空子。”

　　由于具体标准有待细化，便衍生出另一个问题——有些行为，在某地算是违规，到了另一地，却又并未被禁止。

　　一名东部地区省级纪委的干部王宇告诉记者，他所在的省也曾考虑出台一个细则，对婚丧喜庆的桌数进行规定。但一番调研之后又作罢。“每个人的社会关系不一样，亲朋圈子也不同，不太适合搞一刀切。”

　　官员饭桌去哪儿了？

　　“虽然各地纷纷出台针对大吃大喝的禁令，但有时候又不得不吃，我们只能转战第二、第三战场。”中部地区一名县委秘书长王安东表示，“吃得最多的是单位食堂，当然也有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酒店，最有印象的一次，是在反贪局的审查点吃的，那里的厨师是从五星级酒店请来的，手艺不错。”

　　据廉政瞭望记者了解，很多单位去年干的最多一项工程建设就是翻新食堂。“餐厅外表跟大排档无异，大部分菜式是普通家常菜类型，但里面的包间有专用电梯直达，吃什么，只有参加接待的人才知道。”王安东说，“有几次在吃饭的时候，县领导都点名要他去‘关上门’”。

　　广东某省直机关一名中层人员赵力经营着其单位的餐厅，并很早就开始做公务接待，还带了不少政府圈子里的朋友前来就餐。如今该餐厅在政府圈子里小有名气，甚至，外省一家国企广东分公司的负责人也“慕名而来”，宴请广东当地一些在政府工作的朋友。

　　位于大院里头的餐厅能把外省国企吸引前来做东，这让赵力意识到相关部门对铺张浪费的敏感程度。“除了隐秘的原因，食堂怎么说都比酒店会所便宜，不容易出问题，”赵力说，“虽然他们依然是用公款结账。”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无论公款吃喝转移到哪里，采取多隐秘的形式，最终还是要拿发票报销。财政预算不够严谨细化、对假账审计不力、公务接待长期缺乏标准和监督，是造成公款吃喝屡禁不绝的根源。

　　一名市直部门的办公室主任告诉记者，许多单位的接待费用居高不下，绝不仅仅是管不住自己的嘴，而是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费用，最后全用接待费冲掉了。刹住了吃喝风，也要堵住这个大漏洞。李红也说，团年宴上发出的那些红包，最后都会统一归入接待费中报销。

　　某县纪委副书记介绍曾经查办过一起案件，有名局长拿着公款去行贿，最后又用餐饮发票把这笔钱报销了。一名省级纪委的党风室主任告诉记者，该省纪委曾联合财政部门，下发了规范财务制度的相关文件，明确规定凡是公务接待报销，必须要单位公函与接待清单。公函由被接待单位出具，证明本单位人员确实到了当地，需要对方出面接待。接待清单上则写明宴席菜品与出席人员。

　　不过他也承认，在落实这项制度时，存在打折扣的现象。有些单位是接待之后，再来补办公函与接待清单。甚至还有单位，没有这些单据，一样在报销。有被查处的财务人员还显得很委屈，说：“自己在这个单位上班，一把手签字让报销的钱，自己敢顶着不报？”(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一名高官和部分餐厅老板相熟，勉强安排一些看得上眼的饭宴，但经常要欠他人情成分，高官不想每次都打人情牌，所以不敢再问，有时唯有自己掏腰包补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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