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系中日关系症结远因
当今中日关系症结的远因，始于甲午战争。那场战争，既是日本近代国民国家形成的重要契机，也是导致日本中国观、亚洲观发生根本变化的契机。那场战争伴随而来亚洲大国自豪感、民族优越感，仍存在于日本社会之中。
撰稿｜刘 迪
每年7月，日本岐阜县一家寺院，都把库存物品晾晒一番。有人发现，这些晾晒物品中，竟有十多件清军军服。军服上衣背后缝有圆圈，圈内自上而下写有“铭军”、“淮勇”字样。其中，“铭军”为19世纪60年代刘铭传麾下团练的名称，后编入淮军，“淮勇”则是李鸿章系部队称谓。那么，这座偏远寺庙是何时，又是如何收藏了这些中国军服呢？查日本参谋本部编《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日清战史》得知，甲午战争时，日军曾在辽东半岛、威海卫劫掠大量“战利品”，其中包括武器、弹药、粮食、衣服、被褥、器具等种种物品。武器、弹药、粮食等，就地补给日军，而衣服、被褥等分发日本学校、神社、寺庙，意在国民之中展开“实物教育”。据说，当时有1万套清军军服被运至日本。
甲午战争已历经两个甲子，120年前的那场战争，在日本被称为“日清战争”。那场战争，对于今日日本意味着什么？那场战争给日本留下的，是否仅仅是那些“铭军”、“淮勇”军衣？如果不是，那么在今日日本政治、社会生活乃至国际政治关系中，那场战争存在怎样的意义呢？
限于时间、篇幅，笔者无法在此对那场战争做出全面回顾。本文仅就甲午之役的性质、该役对日本国民国家及国民形成的意义做一简单探讨，以找到那场战争对现代日本国家结构、东亚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
“无意图论”
数年以前，日本《朝日新闻》曾向20名日本国内外历史学者征求意见，以评出“东亚近现代史十大事件”。耐人寻味的是，与亚洲其他国家学者不同，日方学者多对甲午战争重要性评价很低。对此，一名叫佐谷真木人的日本学者，在《日清战争——“国民”的诞生》一书中提出，“日清战争，是动摇东亚政治秩序的第一个事件”。 他说，日本正是从这场战争起步，开始侵略、占领台湾并对其进行殖民统治。因此，今天日本对于周边国家的质疑，必须予以回应。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事件，清朝出兵，并按照条约规定会知日方，随即日本出兵。日本出兵后，朝鲜事件已经平息。但是已将大军开赴朝鲜半岛的日本，却不愿撤兵，反而节外生枝，要求与中方共同改革朝鲜内政。这个无理要求当然遭到中方拒绝，这成为日方向清朝开战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今天，许多日本历史书籍，都否认“日清战争”的侵略性质，而是强调“在日俄战争前，日本拥有健全的民族主义”。关于甲午之役爆发原因，日本学界存在一种“无意图论”，即起初日本无意与清军冲突。这种观点认为，中日双方军队，当时都对对方战略意图存在深刻怀疑。
日本是否存在一个既定意图，只要回顾明治国家建国之后的历史即可。我们知道，1873年，日本统治层内出现“征韩论”，但明治政府判断时机并不成熟而予以压制。1874年，日本以琉球渔民在台湾被杀为由出兵台湾。清朝政府怕事，终以支付赔偿金来息事宁人，打发走日军。1875年，日军制造江华岛事件，逼迫朝鲜“开国”。次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获得领事裁判权、不平等关税权。日本扩张既存在一个大致方针，但同时存在许多前奏、试探，并非一蹴而就。
甲午战争前的1894年3月27日，主战派陆奥宗光外相在给驻英公使青木周藏信中写道：“国内形势日益紧迫，政府如不作出某种引人瞩目的事业，则无法镇定骚动的人心。”猪木正道认为，“帝国议会中反政府运动，是把日本赶入与清国战争的重要原因”。他的意思是说，明治政府为了缓和国内野党的攻击，必须把国内舆论注意力引向国外。
对于甲午战争，日本政府将其包装成为一场“义战”。开战之后，日本举国沸腾、同仇敌忾。在知识层中，多数人为这场战争欢腾雀跃，即使较为冷静、具有独立见解的人，也为这场战争高唱赞歌。1894年9月开战之后，内村鉴三欢呼“日本的胜利意味着东洋6亿人的自由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教育、自由商业；假如日本败北而中国胜利，其结果则毋庸吾人烦言即可自明”。
围绕甲午之役，日本史学界内存在众多的地缘政治解释。例如五味文彦等编《详说日本史研究》认为：明治维新后，日本对亚洲外交的中心转向朝鲜。日本政府对欧美列强进入亚洲怀有强烈危机感。日本政府认为，假如朝鲜被置于列强尤其是俄国势力下，日本的独立恐遭威胁。此前，日本就有在日本主导下让朝鲜独立，并置于本国影响之下的思考。“征韩论”、《日朝修好条规》缔结等，均反映出这种思考。但是，日本的这种朝鲜政策，与把朝鲜视为属国、主张宗主权的清国之间对立逐渐加深。日清战争主要原因，是围绕朝鲜问题日清之间存在这样的政治军事对立。
无独有偶，现代日本文学、影视作品，常把“日清战争”描写成日本维护国家独立的行动。我们知道，司马辽太郎写了大量历史小说，他的“司马史观”深刻影响到几代日本人的历史观念。关于这场战争背景，司马在其小说《坂上之云》第二卷中写道：
俄国已经占领西伯利亚，并要把沿海州、满洲纳入其统治之下。乘其余势，俄国欲将影响扩至朝鲜。对此日本深感痛切。
所谓“痛切”，是源于对朝鲜的思考。日本与其占领朝鲜，不如首先思考如朝鲜被其他国家占领，防卫日本则无可能。
司马在上述小说中对甲午之役评判说，这场战争“既非善也非恶，而是表示在人类历史中，日本这个国家成长的程度”。他认为，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每个列强都要攫取殖民地。日本对于试图强化在朝鲜半岛统治的清朝，无法坐视。
猪木正道在《军国日本的兴亡——从日清战争到日中战争》中说，当时“清国依然在朝鲜半岛保持宗主国优势。日本则努力整饬陆海军，以排除在韩清国势力。以今日的价值标准断罪‘帝国主义’时代，是不公正的。清国对韩国主张宗主权历史地看可以首肯，日本试图通过军事力量从韩国把清国势力赶走这种思考，在当时国际权力政治规范下，也符合逻辑。”猪木的上述看法，在日本存在广泛的支持者，这是我们理解今天日本历史观的重要参考。
今天，仍有不少日本历史书籍把日本干涉朝鲜内政描写成为日本帮助朝鲜改革，对“壬午军乱”、“甲申事变”等事件的解释，也是日本协助改革遭到挫折，即日本对朝鲜干涉所用的冠冕堂皇理由仍在使用。
在那场战争中，明治政府开动了庞大的宣传机器，成功地把国内矛盾、国内舆论关注引向国外，缓解了政府危机。
“国民国家”诞生
明治维新后，日本建立了立宪体制，废藩置县创造了全国共同市场，同时通过征兵制创立了近代化军队。尽管如此，“国民”的认知并不普遍。此外人们存在强烈的“嫌军意识”、“避战意识”。很多日本的研究指出，在“日清战争”前，明治政府威信不高，各地甚至对明治政府存在抵触乃至敌意。
但是“日清战争”开战后，日本社会对中央政府态度转变。战前日本社会弥漫着“嫌军意识”也发生变化。整个社会出现“优待军人”现象。日本人发现，以这场战争为契机，日本民众逐渐产生对国家应尽义务的自觉，日本民众将这种自觉内化、“国民化”。其结果，天皇成为兼具西欧式立宪君主与传统神权式君主两副面孔的主权者，大日本帝国的“国民国家”诞生。
开战后整个日本处于一种疯狂的昂奋、陶醉，过激的民族主义崛起，社会存在“异常”。这场战争通过报纸、杂志、照片等方式传播。战争中，文人十分活跃，重镇文人纷纷奔赴战地。从军记者诞生，报业极大发展。战争期间，民众争相恐后阅读报纸，学校播放战争幻灯。佐谷真木人在《日清战争——“国民”的诞生》中指出，这场战争与近代日本经历的其他各次战争性格迥异。首先，日本“国民”诞生。在日本人看来，这场战争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一场声势壮大的“国民形成教育”。“以这场战争为界，日本社会观念发生了巨变。在日清战争前后，社会的看法完全变了。……用一句话说，日清战争诞生了“国民”。以日清战争共同体验为中心，日本完成了向近代国民国家的转变。
佐谷真木人说，这场战争的另外一个重大意义就是，战争极大动摇了东亚国际秩序。他指出，以“日清战争”为契机，日本的民族主义向中国大陆传播，并波及整个东亚。其影响，及至今天。战时的宣传，促进了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的生成，形成了对亚洲侵略的动力。
日本政府、媒体，把这场战争定义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战争中，日本国民对中国、中国人的蔑视、侮辱情绪空前高涨。
近代以后，有人认为日本蔑视中国人的风习来自明治初期。某日本人在其评论著作中说，明治初期，日本民众中产生蔑视支那人的感情。因为明治维新后，东京附近有许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十分悲惨。他们不少是居住在横滨西洋人家中的佣人。日本人知道了那种悲惨境遇及生活态度，于是对他们产生了蔑视的感情。
此后，日本转向学习西方，把中国视为“恶友”。1885年，日本启蒙主义精神领袖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社论中提倡“脱亚论”。他说“为今日谋事，我国不能等待邻国开明，共同谋求亚洲复兴。毋宁脱离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我们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不应因其是邻国而予以特别关照，只如西洋人对待他们那样处理即可。如亲近恶友，则不可免除同样恶名。我们应从心底里谢绝亚洲东方的恶友”。
在战争中，日本原有中国观颠覆，负面中国观形成。战时，大量从军记者从中国传回大量有关中国信息。其中除歌颂日军“英勇善战”外，还包括大量清国士兵如何怯懦不堪一击，清国人民如何缺乏国家观念等报道。此外辫发、缠足、吸食鸦片、家居、厕所不洁异臭，都被认为是野蛮的表象，遭到蔑视。
猪木正道在《军国日本的兴亡——从日清战争到日中战争》中写道，“日本国民，蔑视十分脆弱、败退的清国，他们把中国人称为‘ちゃんごろ’(zhongguoren的讹音)。正是因为以往日本对中国伟大文明怀有极大尊敬，故他们对清朝如此虚弱十分震惊。这一战加剧了蔑视中国人的鄙习。”
“日清战争” 是肇始
与前述许多日本史学者对甲午之役评价不同，东京大学教授御厨贵高度评价“日清战争”。他认为“日清战争”与明治宪法、修改不平等条约一同，共同构成日本 “近代化3项组合”。御厨贵指出，在运用西法进行战争方面，甲午战争提供了良好事例，这个事例让西方承认日本实现了“近代化”，视日本为近代国家。在《日本政治外交史——转换期的政治指导》中御厨贵强调，在那场战争中，“日本模范使用‘西洋流’，完全遵守‘西洋流’国际法”。但是，事实上“日清战争”中发生的日军杀害俘虏、平民的事实，让上述“模范”说法不攻自破。
众所周知，这场战争日本不宣而战，这是公然违反国际法。为何日本不宣而战呢？日本学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方担心假如战败，则可能割地赔款。另外，日本军方恐惧失败，恐惧承担责任。此外，明治天皇本人开始并不赞成发动战争，因为他对能否获胜并无把握。在战争中，军人、官僚在各种利益均衡中推动天皇作出决定。后来日军捷报频传，明治天皇才转为支持。
甲午战争以及此后日本发动的多次战争，都是不宣而战的战争。在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偷袭中国运兵船，直到8月1日方才公开宣战。日本发动这场战争前，中国海军军舰吨位超过日本，伊藤博文、胜海舟等元老都不看好这次战争，但是日本政府、军方的部分势力却不顾反对，孤注一掷，发动了这场战争。甲午战争以及此后日本多次对外战争，都呈现同一模式，即突袭、不宣而战、以小击大，同时部分主战势力力排众议，推动战争实施。迄今位置日本的这种战争发动方式，其肇始是“日清战争”。
甲午战争，暴露了中国国家动员能力的脆弱。当时，中国许多民众甚至不知道中国正在与日本进行这场战争。一场关系到国家、人民生命存亡的战争，本应是全体民众体的事情，但甲午战争时，中国民众漠不关心。那场战争，似乎与民众无关，甚至与许多官员无关。19世纪末，某西媒认为，甲午之役非日中之战，而是日本与李鸿章一人之战。对此梁启超评论说，此言虽有夸张，但近于事实。因甲午之役中，日本举国动员，而偌大中国，参战者主要为李鸿章麾下淮军，海军主力为北洋水师，加广东水师，其他系统军队作壁上观。当时中国社会财富总量并不输于日本，但政治体制腐朽、民众一盘散沙。甲午之役后50年，中日频频交手。直至抗战，中日军队大型会战，中国军队以数倍之兵力尚不能全歼日军。
上世纪80年代初， E。布莱克等人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就日俄近代化进行了比较。这份报告指出，“19世纪中叶，日本社会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虽其经济生产水平略低于俄国，但其动员程度比俄国高”。
上述美国研究者认为，日本拥有较高程度的动员能力有以下几个原因。1，日本交通比较方便；2，国内贸易额较大；3，中央政府官员接受的训练较多较好；4，整个社会比较统一；5，组织比较严密。上述报告作者推测，“可能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日本到19世纪后半叶开始搞工业化初期，即能充分利用其潜力”。
甲午战争暴露出的中国体制问题，长期影响中国的对外行动。中国前近代国家体制，无法抵御一个高度动员了的国民国家举国之战。时至今日，在高度社会动员能力方面，中国也仍然不如日本。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在哪里？我们仍然可以从甲午战争中找到答案。那就是我们缺乏真正造就国民的体制。
物质差距即使一时无法消除，但体制建设才是根本。国家必须让人民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国民必须拥有权利，他们才能尽义务。发展不均衡、官员腐败牵涉国家威信，必须着力清除腐败，让国民认同国家，他们才会为国献身。
一个社会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很难期望国家危难时刻，全体人民会听从国家召唤，同仇敌忾。为此，建立一个均富社会势在必行，为此财富再分配制度、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保障社会动员能力的基础条件。
中国还缺乏一个良好的义务教育体系。义务教育体系，不是培养升学的机器，而是应该培养共同体意识、培养公民意识、培养优秀国民。
明治国家建立后，国内矛盾尖锐。如何才能实现政治稳定感，把国民注意力引向国外，以消除国内危机，这是明治政府的一个重要选择。当时日本国内许多民权运动领袖，多属于下级武士。明治维新后，他们未能进入领导核心，他们希望从民间层次扩大自己的发言权。许多下级武士希望通过对外战争，加强自己的地位，获得社会承认。当时“征韩论”就是这种潮流的一支。
现代日本国民国家“原型”来自“日清战争”。这场战争是明治政府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对外侵略。“日清战争”的成功体验，深深契入日本近代国家结构，为日本此后发动战争提供了经验与国民支持基础。这种“战争+国民=国民国家形成”，建构了近代日本国家模式，凝聚成为日本国家建设共识，构成近代国家“原型”。
当今中日关系症结的远因，始于那场战争。甲午战争，既是日本近代国民国家形成的重要契机，也是导致日本中国观、亚洲观发生根本变化的契机。那场战争伴随而来亚洲大国自豪感、民族优越感，仍存在于日本社会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