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2名中国水手安葬于英格兰纽卡斯尔

2014年02月13日14:27  新民周刊

  这些水兵的墓葬,还和一段鲜为人知的异国浪漫有关,其中竟能让人感到一丝绵延百年的温情。

  特约撰稿|萨 苏

  2012年5月14日,纽卡斯尔细雨霏霏。一名中国记者来到这座古城郊外的圣约翰墓地,根据记载,他知道曾有两名中国水兵被安葬于此。但真的到了这里,极目四望,千万块墓碑星罗棋布,却令人无从查起。正在惆怅之时,一个带着狗的英国游人热心相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中国记者问道:你知道这里是不是有中国士兵(Chinese Solider)的墓?在哪里?

  那个英国人茫然片刻,耸耸肩摇头以对。但就在中国记者失望地转身而去时,英国人又忽然犹豫了一下,问道:你要找的是不是……中国水手(Chinese Sailor)的墓?

  中国记者忽然意识到,在英国人的眼里,“水手”可能是对这些埋骨异乡的中国人最贴切的形容。

  纽卡斯尔,地处英格兰东北部,位于泰恩河畔,英国人习惯称其“纽卡”。16世纪以后为英国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人口约50万,面积100多平方公里,其中很大一部分面积为阿姆斯特朗船厂占据。英国的工业革命,港口、煤炭和羊毛曾为纽卡带来过大量的财富。这里不仅是英格兰北部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还是欧洲具有深层文化内涵和魅力风景的旅游城市,今天这里不时可以看到漫步街头的中国留学生。

  然而,在纽卡斯尔,会有中国水兵的墓葬吗?

  海军墓葬

  的确有的,而且不是两座。在这座圣约翰墓地,共有5名中国水兵埋骨于此。他们长眠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已经超过120年了。               

  这些不幸的中国人,是120年前在黄海曾与日舰殊死奋战的北洋水师的成员。只不过,他们并没有赶上那场国运之战。从1880年到1888年,北洋水师曾从位于纽卡斯尔的阿姆斯特朗船厂购买过四艘巡洋舰,分别是第一批的超勇舰、扬威舰和第二批的致远舰、靖远舰。到纽卡斯尔接取这些军舰的中国水兵,曾在当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英国人仍对这些“中国水手”念念不忘,当地仍流传着一首以“中国水手”为名的民谣。这首歌的作者是纽卡斯尔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詹姆斯·赫斯雷。这首歌以一个英国人的眼光描述了这批到达纽卡斯尔的远方来客。赫斯雷的这首歌曲调轻快,词多戏谐,若是在民族主义高涨的五四时代闹不好会被当作反华歌曲,但今天平心而看,其实歌中充满了对“老外”的好奇和英国乡巴佬式的幽默。

  一大帮外国人忽然来到某个平静的小城,无论在英国还是中国,一百年后都仍然是很好的谈资。在赫斯雷的歌词中,纽卡斯尔街头的中国水手有着古铜色的皮肤,他们留着辫子,在英国的大街上左顾右盼,作者风趣地问道,嘿,中国水手,你是要买东西,还是要找姑娘?

  歌词是浪漫的,但那毕竟是一百多年前,一个水土不服仍然很致命的时代。在奉命赴英接舰的北洋水师官兵中,先后有5人病故于此,分别是第一批接舰人员中的袁培福、顾世忠,第二批接舰人员中的陈受富、陈成魁和连金源。他们都被安葬在圣约翰墓地。1911年,海军名将程璧光率海圻号巡洋舰到英国参加英王乔治五世加冕典礼时,曾专程来此吊唁,并重修墓碑。

  异国情缘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水兵的墓葬,还和一段鲜为人知的异国浪漫有关,其中竟能让人感到一丝绵延百年的温情。

  1881年,奉命接收超勇、扬威两舰的北洋水师军官池仲佑离开这里时,和他的英国女友意腻曾专门谈起这些葬在异乡的同袍。

  池仲佑,出身书香世家,曾中过秀才、举人,因家庭关系与英美各国牧师交往而得闻西学,入李鸿章幕府。1880年奉派作为文职军官跟随丁汝昌赴英国接舰。回国后,他一度担任知县等职,后任职于民国海军部,是大量清末海军史料的著者。

  这些来自远方的中国人让纽卡斯尔的居民们大感兴奋。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民众对于新鲜的事物有着足够的好奇。一纸请求书被送到了纽卡斯尔市政厅。好奇的市民们,特别是那些仕女和太太们,联名希望市政当局为他们牵线搭桥,申请参观中国巡洋舰,好得到近距离围观中国人的机会。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对这一请求当即批准。

  于是,超勇号和扬威号无意中成为了两个遥远国度彼此接近的桥梁和平台。英国的一个个家庭得以凭票入场,到中国军舰上参观,或借着观看水兵训练的机会,与这些东方人近距离接触,一时观者云集。4月16日,有一家13位聋哑人一同登舰,中国水兵中有通哑语者,与之勉力沟通,令对方十分感动,“大悦,命女子持相以赠,云恨不能言,得君谙此,何幸如之。”

  在此期间,池仲佑应一家对中国颇为好奇的英国家庭之邀登门拜访,“座中女客四五人,其妹二,少者着淡红服,善周旋,问客何好,漫应之曰好琴,为抚一曲。其姊歌而和之,泠泠动听。曲终起出,移时携一香诗囊入,题名赠余”。

  这位着淡红色衣衫的英国女孩子,名叫“意腻”。今天,我们已经找到“意腻”真正的身份。她的真名叫做Annie Fenwick,出身于纽卡斯尔一个传统的绅士家庭。深究起来,退役英国海军军官汤麦士(Tame Thompson)曾作为轮机官到达中国,意腻族兄斋宋特(J.Fenwick)则是汤麦士的姐夫。或许因为这拐了几道弯的关系,让意腻对东方的中国充满了好奇。

  两天后,池仲佑试着给意腻写了一封信。

  又过了两天,登岸“访意腻”。

  “天阴,微暖如春,修寄意腻书。”

  “十三日,偕玉斋赴鸦直家饮局,夜归船,接意腻书。”

  “便道过访玛其梨(即意腻的姐姐玛格丽特)与意腻,余赠以图章各两块,向暝别归。”

  “接意腻书并画一箱赠余。”

  “是晚,腻自往山园,采名花数十朵赠余,携归。”

  “意腻家有鹦鹉善言,其父所弄也,近屡呼余名矣。”

  虽历百年,读之,仍有淡淡的浪漫气息,仿佛从陈旧的册页中流淌而出。

  西方和东方的吸引,对于地球两端的人们,似乎是一样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段短暂的奇缘之中,我们暂时忘却了19世纪后期那些弱肉强食,你死我活,而感到了一丝属于真正人间的温情。

  可惜的是,池仲佑在英国的情缘,面临着必然的终点。1881年8月9日,验收合格的两艘中国巡洋舰,正式从纽卡斯尔港启航,返归故国。

  池仲佑最后一次来到意腻家中,谈起离情不胜怅惘。他请意腻和她的姐姐玛格丽特代为照顾圣约翰公墓里中国水兵的坟墓。英国的女孩子答应了。

  “许余他日过袁、顾墓为栽花,盖英俗礼拜日士女多往墓上栽花,善举也。”

  第二天,军舰启航,意腻来到码头,送行时带来了两件礼物。

  “意腻自制香糕,罩以雪糖,作船名及余名,冠以吉祥语。又知余家有母,自制食物一瓶,书送慈亲,嘱余转奉,闻者犹感之,况余身受者乎?”这是池仲佑日记中的记录。

  如果我们还原这一场景,这个场面颇有几分浪漫。意腻那个自制的罩着雪糖的香糕,上面能够用蜜糖写出“超勇”号的船名和祝福的词句,只要稍作推理,便可以猜出它的真实身份。这应该是一种大家今天颇为熟识的美味了,那就是奶油蛋糕。而她“自制食物一瓶”,从流传下来的文献看还有更多细节,这是一种烤硬的小甜饼,被意腻放在用软木塞密封的玻璃瓶中,交给了池仲佑。

  毫无疑问,这应该是最早被带回中国的一批曲奇饼了。

  自此,两人天各一方,终生再未得相见。一如超勇号和扬威号,这两艘堪称大不列颠船舶工业骄傲的战舰,自此踏上远赴东方的征程,直到14年后双双战沉在大东沟的血战中,再也不曾回过纽卡斯尔的故乡。

  对池仲佑来说,这次起航有着带一点哀伤的浪漫,他在日记中慨然叹道:“匆匆一别,再晤何期,未免有情,谁能遣此矣!”

  而浪漫背后,却仿佛可以听到一丝文化碰撞的回声。

  作为一个出生于英格兰大海之滨的少女,意腻也许早就对这样的结局有着预感——世界上的水手,在爱情问题上几乎没有一个靠谱的,无论来自东方还是西方。她的两件小礼物折射着海洋文化独特的潜台词。蛋糕,是给池仲佑和他的朋友们分享的,你如果接纳了一个水手,就等于接纳了一群。他们永远是不分彼此的兄弟。而曲奇饼装在密封的玻璃瓶中,是航海的人一种精心而传统的做法,可以防止礼物在漫长的旅途中受潮变质。

  重识世界

  北洋水师接回的不仅是巡洋舰,更带来了近距离接触近代工业文明后,那个时代中国人对世界的重新认识。

  他们是第一代正视中西方差异的人,他们审视的结果并不是崇洋媚外,而是正如中国第一个留法博士马建忠所言: “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兽,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与中国人平等相处。”

  时间进入21世纪,中国记者来到纽卡斯尔的圣约翰墓地,发现墓碑宛在。寻访中,才知道意腻以后嫁了人,却一生信守了那个“在中国水兵墓上种一些花”的诺言。根据记载,意腻当年为中国水兵们种的花,是一种黄色的花,它的含义是“给那些永远不能还乡的人”。

  在2012年的探访中,记者仍然可以找到两座完好的中国水兵墓葬,另外三座虽有损坏,但其黑色大理石墓碑,至今仍依稀可辨。他惊讶地发现,其中一名中国水兵的墓碑下面,一丛黄花开得正艳。

  也许,这是英国女子Annie Fenwick在另一个世界里向我们这些中国人传来的声音,让我们知道,她信守了那个百年的约定。

  直到21世纪,这个约定,才被我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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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SN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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