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蕴诗：提高政府决策能力 增加积极派生效应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教授毛蕴诗

　　作者：本报记者 李永杰

　　【核心提示】 决策的四大效应为提高政策能力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关注决策四大效应有助于提高政策制定水平与实施能力。这一工具不仅可以分析长城对当今旅游业巨大贡献的经典案例，同样可以分析2008年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全球(包括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还可以分析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所产生的各种影响，以及预期某些政策(如单独两孩)所产生的各种影响。

　　全国“两会”正在如火如荼地召开，来京参会的众多社科学者代表和委员紧密围绕全面深化改革这个主题纷纷建言献策，充分发挥学术界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毛蕴诗结合具体案例，阐述了提高政府政策能力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关心哪些方面的提案？

　　毛蕴诗：我最关注全面深化改革，这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重大走向，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具体来说，如何提高政府政策或决策能力方面的提案值得期待。以房地产为例，近10年来房价持续大幅度上涨，政府频频出台政策，包括多次增加贷款利率、限购，以及调整和增加某些税收等，力图抑制其过快上涨。然而，调控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多次出现调控措施出台，房价应声上涨的尴尬局面。新“国五条”出台一周年，多数城市房价普遍上涨，调控目标基本落空。于是有人调侃调控是“空调”。

　　其实，问题还不止于此，有些调控政策不仅未达到预期目标，反而产生了未曾预料的效应。如北京市民政局曾公布，2013年前三季度离婚登记数量超过2012年全年，增幅远超前4年的平均水平。有学者就此表示，“这一数字异乎常规地快速增长，与国家出台‘国五条’限购政策之后，一些人钻政策空子避税有关。”类似的决策、政策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的实例还有很多。这促使我们思考应该如何提高政策制定与实施能力，使之达到预期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报》：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如何避免上述现象？

　　毛蕴诗：政府要制定实施一个好的决策，必须充分考虑政策带来的直接、间接、滞后以及派生效应。以史为鉴，万里长城的修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长城修建之初的目的是抵御外敌入侵，这是其直接效应；长城巩固边防，使边境地区变得相对安定、边境经济活动得到更好发展，是间接效应；如今，长城成为对旅游收入贡献最大的景点，可视为长城的滞后效应与派生效应。   

　　滞后效应是指决策行为(活动)并非立即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甚至很长时期才开始产生影响。而派生效应则是从横向关系考虑，是指决策实施所带来的并发生在该实施领域之外的那些影响。派生效应也可以理解为副作用，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决策实施领域与其派生效应所发生的领域相去甚远，因而很多派生效应难以预料。派生效应可能是积极的、有益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有害的；同样，效应可能是重大的，也可能是无关紧要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实际的决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如何把握这四大效应？

　　毛蕴诗：我认为，决策的四大效应为提高政策能力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关注决策四大效应有助于提高政策制定水平与实施能力。这一工具不仅可以分析长城对当今旅游业巨大贡献的经典案例，同样可以分析2008年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全球(包括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还可以分析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所产生的各种影响，以及预期某些政策(如单独两孩)所产生的各种影响。

　　几乎每一项重大决策都会产生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滞后效应和派生效应。为此，决策过程中需要加强对政策预期的研究，以长远的眼光、全局的视野思考政策效果。绝大多数经济活动、社会活动都是不可逆转的。重大决策问题需要反复论证、充分讨论，需要加强政策预期研究。要采取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有的重大问题可以聘请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团队进行独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比较研究，然后再做出决策。这样才能尽可能防止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扭曲、走样。在决策过程中，相关决策部门需要加强沟通与协调，广泛征求意见，尽可能减少消极派生效应，增加积极派生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报》：提高政府部门的决策能力，您在提案中有何具体建议？

　　毛蕴诗：提高决策能力，首先在于提高理论水平和政策研究水平。提高决策能力也不只是政府部门的事，广大学者也肩负着深入研究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重大问题的重任。充分的理论准备、深入的政策研究，有助于少走弯路，降低政策成本，更容易达到政策预期目标。尤其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就意味着提高改革的效率，提升改革的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