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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地区安全形势中复杂因素上升

2014年05月26日17:06  《瞭望新闻周刊》 收藏本文

  开拓亚洲安全之路

  鉴于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二人口和三分之一经济总量,以及最为多样性的文明和最为明显的差异性,亚洲的“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还影响着全球战略格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当前,亚洲人民对和平稳定的渴望更加强烈,对携手应对安全挑战的需求更加迫切。

  亚信峰会不仅传递了摒弃“冷战”和“热战”思维的前瞻性考量和现实关怀,还从具体应对挑战和问题的视角,提出了一揽子务实、可操作的地区安全合作建议——比如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强经济融合和互联互通,共同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协力打击“三股势力”等。作为新任主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峰会主旨发言中首倡亚洲安全观的同时,还进一步指出,亚洲各国要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一是推动亚信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中方建议可以考虑根据形势发展需要,适当增加亚信外长会乃至峰会频率,以加强对亚信的政治引领,规划好亚信发展蓝图。

  二是加强亚信能力和机制建设,支持完善亚信秘书处职能,在亚信框架内建立成员国防务磋商机制及各领域信任措施落实监督行动工作组,深化反恐、经贸、旅游、环保、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

  三是通过举办亚信非政府论坛等方式,建立亚信各方民间交流网络,为广泛传播亚信安全理念、提升亚信影响力、推进地区安全治理奠定坚实社会基础。

  四是增强亚信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既要加强同本地区其他合作组织的协调和合作,也要扩大同其他地区和有关国际组织的对话和沟通,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为此,中国将履行亚信主席国职责,同各方一道,进一步提升亚信地位和作用,携手开创亚洲安全合作新局面。”习近平的话掷地有声。

  贾秀东指出,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中方担任亚信主席国期间将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既包括促进亚洲安全合作的切实计划,又涉及以文明交流促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倡议,标本兼治,切实可行”。

  综合来看,中方的倡议展现了亚洲安全合作的愿景:通过亚洲视角,推动跨文明、跨区域安全合作;摒弃零和思维,传递要合作不要对抗的正能量,凸显互利共赢理念;发挥亚信的桥梁作用,增进亚洲与其他地区的了解和信任。

  受访专家认为,当前亚洲安全形势复杂敏感,紧张升级,推动建立涵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迫在眉睫。现实来看,亚信作为亚洲最大的安全对话的论坛,有广泛的代表性,而且有了20多年的发展基础,由亚信担负起建立亚洲安全合作机制这个重任,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亚洲国家的多样性、亚洲安全的复杂性,不应该成为阻力,而是实现这一个目标的动力。

  回顾亚信的发展历程,1999年,亚信会议成员国外长签署了《亚信会议成员国相互关系原则宣言》,是确立亚信会议正式地位的第一个基本文件。2002年首次亚信峰会通过了《阿拉木图文件》,确立了亚信会议的宪章。2004年通过的《亚信会议程序规则》、2006年通过的《亚信会议秘书处协定》、2007年签署的《东道国协定》、2010年通过的《亚信会议秘书处及其工作人员、成员代表特权与豁免公约》等文件或协定,不仅为亚信会议及其秘书处提供了法律地位,同时也为其转型为国际组织创建了必要的架构。从2006年起,亚信会议秘书处已经开始运转。

  如今,站在第三个十年的门槛上,新形势对亚信的升级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许涛表示,构建亚洲预防冲突、危机管控机制,可以成为下一步推动亚信朝国际组织发展的着力点。亚信的关注重点则应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拓展深化,例如自然灾害等全球治理问题。

  刘古昌说,到目前为止,亚洲还没有一个涵盖整个地区的安全合作框架、机制,有的也都是次区域的,如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它们都没有能力和权力考虑和处理整个亚洲地区的问题。当然,一下子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要很长时间,但这次峰会将是开端,亚洲安全合作机制已经正式提上日程。

  对于亚信的未来发展,他提出几点看法:首先是要加强机制建设,提高其效能,包括加强秘书处,另外推动建立一些新的机制,比如应对亚洲非传统威胁的应急机制,处理像马航客机失联这样的事件,这是亚洲的事情。

  其次是在维护亚洲安全方面要做一些实在的事情,让大家感觉亚信真的能起作用。在中国担任主席国期间,可以多做一些事情体现其作用。

  三是要加强同联合国以及上合组织、集安条约组织、东盟防长会议、东盟安全论坛等次区域安全机制的联系,以扩展认同。

  夏立平指出,亚洲实际上分五个次区域: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每个地区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差别。“要把亚信发展成为一个亚洲安全的新架构,需要很长的时间,要做出很大的努力。”他说。“现在亚信已经有了很多的工作组,将来工作组应该要加强,特别是考虑建立一些热点问题的工作组。不仅成立各个方面的工作组,有的热点问题也可以通过在亚信框架下建立一些工作组去具体解决。”

  专家指出,从中国主办本次峰会可以看到,各方面的关注度已明显提升。峰会期间,原来的观察员卡塔尔和孟加拉国正式签署成为亚信成员国,这两个国家都是西亚和南亚地区非常重要的国家。亚信秘书处还同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这表明亚信重视同亚洲其他安全组织开展合作,也说明亚信是一个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平台,有朝一日亚信本身发展成为全亚洲安全合作框架不无可能。

  20日上午,在峰会新闻中心2号发布厅,上合组织秘书长梅津采夫与亚信秘书处执行主任奇纳尔·阿尔代米尔签署两个组织加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时的一个细节令记者久久不能忘怀。梅津采夫刚在主席台坐下,就把本来分开放在两人面前的上合组织徽标和亚信徽标旗紧紧挨在了一起。“这样上海合作组织与亚信的距离就更近了。”梅津采夫微笑着说。

  中国和平发展始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作为亚洲大陆的一员,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命运早已密切交织在一起。有理由相信,在中国接过轮值主席国的大旗后,在亚洲安全观的指引下,亚信一定会加速向维护全亚洲和平、稳定、发展、合作的安全机制的目标前进,让同一个亚洲构筑同一个梦想——繁荣、富强的亚洲梦。□

  (执笔:杨士龙刘延棠参与采写:张建松许晓青魏忠杰杨德洪张弘)

  严峻、复杂的亚洲安全形势

  总体上,当前亚洲形势是稳定的,和平、合作、发展仍是主流。但与此同时,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亚洲地区安全形势中的复杂因素也在上升,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与威胁交织。

  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指出,对比其他几大洲,当前亚洲形势有两个突出的趋势:一方面,亚洲地区呈现出难能可贵的良好发展趋势。新兴国家的汇聚、西太平洋沿岸11个千万级人口超大型城市带的形成,不同宗教文明、文化千帆竞渡、交相辉映,使亚洲充满生机、活力和潜力。一个不断增长的巨大市场和文化融合的集散地正在亚洲广袤的土地上形成,亚洲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增长和文明进步的重要引擎和推力。

  另一方面,亚洲前进道路上仍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受历史遗留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亚洲仍是安全威胁和冲突动荡的重灾区和高危区。地区热点、难点问题集中,“三股势力”、制毒贩毒、跨国犯罪活跃,海洋环境、能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一些亚洲国家在发展转型期面临安全困境,建立各国互信,实现亚洲地区安全秩序仍任重道远。

  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董漫远研究员看来,当前亚洲和平与稳定面临挑战,既有来自传统安全领域的,也有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

  首先,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极少数国家形成误判,个别国家对美国转向亚洲和战略再平衡充分利用。某些国家试图借助美国在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搅局,把局势搞得很复杂。

  其次,一些热点继续发酵,朝核、伊核等问题牵动各方,这种烦恼不是单方行为造成的,而是相互刺激的结果。阿富汗正在经历政治、经济、安全三大过渡,在近年美军撤出后,如何遏制塔利班回潮,是个很大的难题。

  第三,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势力进入新的扩张期,正在向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非洲等扩张。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信成员国深受其害。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全球治理中心主任王毅特别提到,当前非传统安全问题涵盖面正不断拓展。如网络安全、太空安全、极地安全、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变暖、难民潮、传染病的传播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新的安全威胁。在这些方面,在亚洲地区表现尤为突出。非传统安全具有的全球特性决定了涉及几乎所有国家,解决这些问题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力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杨民青研究员表示,亚洲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其一,亚洲是冷战后大规模局部战争和军事行动发生最多、规模最大的地区;其二,国家间武装冲突持续最长;其三,核武器、核材料扩散最为严重;其四,导弹技术、化学武器扩散严重;其五,受恐怖威胁的国家数量多、指数高,对整个地区的影响十分严重;其六,全球性战争潜在战争热点多;其七,美国在亚洲投入军费和兵力多、签订防务条约多,主要军事基地在亚洲多,与亚洲国家签订所谓集体防卫条约最多。□

  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

  文/王毅

  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同时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首先,中国周边地区成为高风险地区,周边地区消极因素有所增多。朝鲜半岛形势潜伏着较大不稳定性。恢复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前景暗淡。日本政治右倾化,对华政策强硬,牵制中国发展和统一的意图增强。日本将领土争端与安全问题联系起来,渲染“中国威胁论”,借机调整安全政策,加强日美同盟。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日本期间,明确表示钓鱼岛是《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

  南海问题仍然暗流涌动,美日澳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声称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煽动所谓中国“强硬论”。美国公开提出支持在南海搞“多边行为准则”,与有关国家围绕南海的军事演习频繁。

  亚太地区一些国家不断加强军备。随着战略重心东移,美国投巨资加强在亚太应对“反介入威胁”的能力;澳大利亚计划在今后20年花费2750亿澳元(约合2730亿美元)对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日本不断提高对周边海空域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能力;2010年至今,印度军队不断加强北部边境地区陆、空基础设施建设并强化前沿兵力部署,其数量、规模及覆盖范围为近年来之最;东盟国家开始加强防卫产业合作。

  台海形势总体稳定,但美国坚持对台军售。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奥巴马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执意碰触,给中美关系带来损害。

  南亚安全形势仍然复杂、不确定。2014年美国、北约从阿撤军后,将留下一个巨大的“安全真空”。巴基斯坦政局仍不稳定,美巴在反恐和对阿富汗政策上的分歧有增无减。

  第二,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高新技术的进一步扩散,非传统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同传统安全问题的相互关系越来越密切,相互转化的可能性日益增强。

  中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挑战,一是直接面临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网络攻击,太空武器竞赛,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活跃,能源短缺和原料价格上涨,气候变化,海外公民和企业的安全,海盗,走私贩毒,公共卫生,食品安全,非法移民等威胁的挑战。二是能源资源的稳定供应和运输安全问题突出。三是核扩散、核材料流失和走私风险增大,核恐怖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有关国家“拥核”自重。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全球核能发展前景被蒙上一层阴影,人们对核设施安全性更加关注。四是国内国际的互动,远比以往更为紧密。网络安全等问题日趋严重。

  第三,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安全构成挑战。虽然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有所提高,但是,这些投票权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真正改善了中国在这些全球治理和决策机构的地位。因为这些机构的变革还处在初期阶段,其原则仍然不是民主、透明的,中国依然缺乏足够的话语权。

  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贬值美元,来转嫁经济困境,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元贬值使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大幅贬值。美国主权信用降级,意味着中国外汇资产风险的提升,还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热钱进入中国,令中国治理通胀难度加大。

  西方加紧组建针对新兴市场国家的TPP、TTIP等“超级贸易集团”,其高标准的贸易规则带来的压力不容忽视。当前和未来,美国、西方针对中国设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越来越多,包括与环境、安全和生态等有关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检验和检疫措施、包装标签及标志要求、绿色壁垒、信息技术壁垒等。

  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消费不振,对华投资和需求减少。近年以来,美国、欧盟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明显增加,使得中国出口面临巨大的压力。□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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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SN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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