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医院

　　如果没有后来的报道，小宬灏也许会在这屋子里继续住下去。1个月，或3个月，

　　戏剧性的变化发生在6月30日。

　　这是个星期一，秦红梅刚进办公室。桌子上一张《重庆晚报》，“头版一打开，一整篇全是这件事儿，很醒目。我分管这个器官捐献工作，比较敏感。”她是重庆红会宣传部副部长，兼管器官捐献事宜。这天刚从上海、浙江、广州、深圳考察回来。

　　报道里用了“待捐”两个字。这属于秦红梅的责任范围，她感觉“坏了。”

　　秦红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之前“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儿”，“对方也没有主动联系”，她表示自己跟所有人一样，从新闻里看到始末。

　　据她回忆，自己30日当天“马上请示了领导”，“还贴了2000块钱，到现在还没处理”。

　　秦红梅还记得这天下着雨，她第一次上了邱培亮一家住的小楼，“很窄，很黑，很潮湿”，黑到她一进门都看不见孩子在哪。

　　孩子躺在床上，“还在动。”她一下子放心了，“还好”。

　　和秦红梅同来的还有几个红会的人，发了秦红梅垫付的2000元慰问金，并拍了照片。水果、玩具堆了一屋子，房间里第一次有了人气。

　　出租屋里的这半个月，何成琴完全是在熬日子。她觉得自己老了，才28岁，却不再照镜子。这些天来她吃不下饭，但却胖了，焦虑、浮肿，脸色坏下去。

　　之前她不这样，24岁生儿子时，剖腹产后她躺了5天，哭了5天，那时她年轻，是一个吃了苦要哭出来的女孩子。

　　那时，一点儿身体上的疼痛，对她来说都是大事。可经过这段日子，她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那是一种求告无门的感觉。

　　一度她以为，日子就要这样熬下去了。

　　可6月30日《重庆晚报》一篇名为《出租房里的“待捐”家庭》的头条改变了一切。第二天，小宬灏又入院了。他回到了新桥医院儿科，同一个科室，同一间病房。

　　邱培亮自己都犯迷糊。事情不能解决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说解决又一下子就解决了，好像这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病房还是那样，一个里间，一个大厅，一天1500元的费用。

　　这费用红会以“邱宬灏”名义设立的专项捐款承担。

　　“妈妈我要死了”

　　小宬灏不止一次说，“妈妈我要死了”。

　　刚4岁，上过半年幼儿园大班，没有人给他讲过死。他用直觉理解了这件事儿。

　　多数时候，怎么疼，疼到什么程度，他还不会表达。脑子里知道的那点儿东西还不足以让他对正在经历的一切产生想法。

　　大部分时间里，他像小动物一样承受着。

　　头疼好一点时，他也吵着要吃的，“泡面”“海苔”“爆米花”“士力架”，无论什么，只要儿子叫出来，邱培亮马上就去买。他知道那些东西没什么营养，但“只要他能吃，要我的肉我都割下来给他”。

　　因为时常无法进食，邱宬灏的肠胃系统已经紊乱，半个月没有排便，何成琴只能给孩子抠，几次之后，肛门都破了。

　　这天他饿，馋着要番茄炒蛋，吃了小半碗，吐了，吐完还吃，反复5次。

　　眼睛也不能聚焦了，眼神虚而远，看一个东西，视线绕很久才落上去，抓一个东西，手要空摸半天。

　　生病前他长得不坏，眼睛大，眼角长，看东西时，眼光像要从眼角里流出来。

　　这双眼睛已经坏了，只剩一对睫毛，现在睫毛也掉了，他身上的一切都走了样。身体也瘦得到处都看得到贴着皮肤的骨头。

　　夜里，何成琴会突然感觉脸上一阵疼，或耳朵被掐了一下。生病以后，儿子喜欢摸着她的脸入睡，疼急了会失手抓她，身子缩成一团。

　　左半边脸又出汗了。脑瘤越长越大，压迫右脑，左半身失去知觉，这一半身体不能动，但夜里却大颗大颗地冒出汗珠，枕头湿了，何成琴就把它翻过来，湿了再换，一夜五六次。

　　没有声音，呼吸很低，有时一口气吐出去，15秒不见他吸第二口。心跳也降到每分钟58次，呼吸最低时每分钟14次。

　　最恐怖的是那种笑声。午夜三点，儿子一边抽搐，一边咯咯地笑，那声音从喉咙里出来，低而含混，跟情绪无关，只是一种生理反应。

　　这笑声让何成琴终夜不眠。

　　世态万象一下子都来了

　　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夜里。

　　从12点到次日早晨6点是一天中最危险的6个小时，儿子的哭喊、抽搐、呕吐，昏迷多发生在这段时间。

　　夜里，病房里只有夫妻二人。他们一个睡里间，一个睡外间沙发，四只眼睛盯着儿子，一旦呼吸停了，昏迷了，随时有个照应。

　　白天就不一样了。报道出来后，好心人都找过来，病房一天的客流量少则30，多则100以上。

　　来的人多是善意的，进来看看孩子，放下钱和东西。有的名字都不留，坐一会儿就离开，回广州，回江西。

　　车马劳顿地过来，看一眼孩子，这不算非分的要求，但事情就尴尬在这儿。他们进来叫醒孩子，挥手，叫他的昵称。小宬灏从昏睡中惊醒，因为脑积水的缘故，他头疼，疲倦烦躁，见人就用贵州话哭喊着：“你走！”

　　来的人往往听不懂，

　　“好好好，我坐！我坐！”阿姨在床沿坐下。

　　“你走！”孩子大哭。

　　妈妈在一旁，并没有把这句话翻译出来，仍然笑着，她还没有学会拒绝别人的好意，只要对方出于好心，并向她提出要求。

　　每每这时，母亲都露出明显的踌躇，但还是把客人引到孩子床前。

　　“那就看一眼孩子吧。”她常常这么说，这是他们接待好心人的方式，也是夫妻俩能做出的唯一、最大的慷慨。

　　往往人走了，孩子会哭喊半天。

　　媒体也来了，要妈妈谈谈“胶质瘤”的危害，他们觉得医生的话不足取，那太客观，妈妈说出来才有感染力，便于健康小孩的妈妈们意识到这病的可怕，并引以为戒。

　　可妈妈陪着小宬灏，一刻走不开，因为她还没有出来说胶质瘤，记者就一直等在病房外间，中午他们在桌子上铺开吃酸辣粉。

　　道德上的优越感，有时让人忽略了细节。

　　人们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他们。一个重庆的爱心妈妈带着一儿一女，专门找过来。“护士，给我查查哪个病房，我们五站公交过来的。”

　　深圳一家公司为献爱心，专程过来给小宬灏跳“光头强”，这是《熊出没》里的人物，样子怪、有喜感。来人套上衣服，扣上头套，邱培亮也在一边看着，以为这“光头强会在屋子里走”，等小宬灏自己发现时，却完全不是那样子。光头强冲进去跳，二十多家媒体一起拍，小孩吓得哭起来。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善意和目的，于是每个人都以各种方式找到了这间病房。病区完全开放，没人阻拦，门上贴着一张纸，上写“为保证患儿休息，不准探视”，但形同虚设。

　　也正是这段时间，邱培亮接到了第一笔捐款，手足无措。钱不算多，一份2000，一份1700，他追出去，对方已经走了。

　　他不是贫困户，之前过的也是体面日子，他没想到，有一天他也成了捐款对象。

　　中医、营养师、私立肿瘤医院的医生们也都断续找过来了。带着各自的目的，这目的和普通的善意混在一起，分辨起来并不容易。

　　一个浙江的江湖郎中拖着箱子找上来，“他是湿气引发的脑瘤，我给他扎扎眉头、眼、口，拔罐出一两滴血，不让他堵住，这病就好了”。

　　邱培亮显出疑虑。“你不要不相信”，郎中说，“给我三天时间，看看转变有多大，我不图钱，不图名，我对名利很淡泊”。

　　另一个郎中还是个小伙子，25岁，一定要看着孩子吃了药才走，药是“云南祖传的”。邱培亮同他小心周旋，却仍然触怒了他。“你算什么东西？”他对阻拦者说。

　　重庆红会方面不时会有人过来，叮嘱家属，“拦住媒体，现在一些报道不太正面。接受采访最好是我们筛选过的。”这天她带来了重庆电视台和土豆网，两家用了2小时在病房讨论业务。

　　世态万象，一下子都朝邱培亮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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