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盛夏，老舍先生在北京一处荷花池边小憩
老舍在北京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的家——“丹柿小院”
老舍与夫人胡絜青的结婚照（摄于1931年）
1987年，小说《鼓书艺人》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为同名电影
从丹柿小院到太平湖
老舍的故居，就在灯市口西街的丰富胡同。王府井向北，再往西一拐就是灯市口西街，以前叫廼兹府大街。丰富胡同就在灯市口西街路北，胡同很窄，把口的一座小院，便是老舍的家。1949年底老舍从美国归来后，买下了这座院子，在此居住了17年。他一生颠沛流离，晚年归乡，这里是他除出生地外，住得最久的一处。
小院的门并不是开在中轴线上，而是开在正房方向的东南角。据说，风水学要求按照八卦“巽”的方向开门，取“坎宅巽门”之意，“巽”就是东南方向。院子总共300余平方米，院内两棵柿子树是老舍当年亲手种下的，因此被他称作“丹柿小院”。北面三间为正房，两边各有一间耳房。东面的耳房就是老舍的书房，书房内的光线很暗，书桌对着门，背后是嵌在墙里的大书架。书桌是硬木的，桌面嵌着青色大理石，上面放着文房用品，其中有齐白石为他刻的印章，冯玉祥将军送他的圆形玉石印泥盒，有他收藏的清朝文人李渔的砚台，上面刻有“笠翁李渔书画砚”字样。还有一个黄铜做的烛台，似乎是美国带回来的，烛台上面有一个打棒球的小人雕像。桌面上当然少不了月份牌，日期还停留在“1966年8月24日，星期三，阴历八月初九”。
40多年前的这个日子，老舍离开了自己的家，再也没有回来。
从积水潭向北，穿过今天的二环路，在积水潭桥的西北角就是原来的太平湖，那是老舍的目的地。这个小湖早被填平，成为地铁公司的“太平湖车辆段”，透过围墙可以看到里面的蓝色地铁机车。这里比起积水潭来野趣更浓，当时水面有迎风摇曳的荷花，水边芦苇繁茂，时有野鸭、水鸟从苇丛中飞起。从丰富胡同的丹柿小院出发，走到太平湖约8公里多。老舍腿脚不好，一路上走走停停，要花上大半天。在湖边的长椅上，他呆呆坐着，直到天黑后，才站起身走进了平静的湖水。没有人看到他是怎样被淹没的。
老舍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写到过240多个北京地名，却从未写过太平湖，这似乎是他留给自己的私属地带。上世纪30年代，他曾为母亲买过一处房子，就在西直门内的观音庵胡同，与太平湖只隔了一道城墙。就在同一时期，他写了一首名为《慈母》的诗：
听着，虔敬的，我的慈亲，
就是它们的圣母，名字叫中国！
我唤着它的圣名，
婴孩挨着饥饿，
把我的血还洒在你的怀中，
我将永远在那儿欣卧；
年年的春燕，岁岁的秋虫，
将唱着你的儿歌，告诉我：
睡吧，儿，还在母亲的怀中，
你曾爱过母亲，她还记得，永远记得！
母亲和中国，占据着老舍心中最崇高的位置。他的母亲早已去世，而此时的中国，对他而言，也已经面目全非。就在他自杀前一周，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开始在北京发起，挂了70年的“全聚德烤鸭店”招牌被砸烂，店铺里山水字画被撕毁；长安街改名为“东方红大街”；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瑞蚨祥绸缎庄内的宫灯、唱片、字画、黄历、美女商标等统统被捣毁，店名改为“立新”；王府井四联理发店的镜子被贴上了白纸，理发照镜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臭毛病。
8月23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市文联办公室，把老舍和多位艺术家拉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毒打、侮辱。戏装、书籍被点燃，火焰冲天。那天晚上，老舍被接回时已是遍体鳞伤，第二天他便走向了太平湖。
“抑郁寡欢的孩子”
“我赶上了大清朝的‘残灯末庙’，至于我们穷旗兵们，虽然好歹还有点铁杆庄稼，可是已经觉得脖子上仿佛有道绳子，越勒越紧。”1961年，老舍才开始动笔写他的家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他这样讲述埋在内心多年的家史。
1899年2月3日，老舍就出生在一个穷旗兵的家里。刚出生时，母亲就昏死过去，多亏已经出嫁的大姐及时赶到，把他揣在怀里才免于冻死。那一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也是狗年。姑母给他起了个外号“小狗尾巴”。他的父亲姓舒叫舒永寿，因临近春节，便给小儿子起了个名字叫舒庆春。
老舍后来说：“我的父亲是堂堂正正的旗兵，负有保卫皇城的重任，每月才不过三两银子，里面还每每掺着两小块假的。”大清入关200多年，到了他出生时候，已是国运颓废，下层旗兵多已沦为赤贫之家。老舍就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中，他上面还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母亲生他时已经41岁，父亲的钱粮只够勉强生存，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他父亲死在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是舅舅家的二哥回来报的信。舅舅家的二哥也是旗兵，他败下阵来，路过那家粮店，进去找水喝，正巧遇见了老舍的父亲。攻打正阳门的八国联军的烧夷弹把老舍父亲身上的火药打燃，全身被烧肿，他自己爬到这个粮店等死。二哥见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说话，遍身焦黑，只把一双因脚肿而脱下的布袜子交给了二哥。后来父亲的衣冠冢中埋葬的就是这双袜子，这时老舍不足两岁。
老舍在《我的母亲》中写道：“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的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
父亲死后，养家的重担都压在母亲身上，她靠为别人洗衣服换取微薄的收入。在小说《月牙儿》中，老舍有这样的描写：“那些臭袜子，硬牛皮似的，都是买卖地的伙计们送来的。妈妈洗完这些牛皮就吃不下去饭。……妈妈的手起了层鳞，叫她给搓搓背顶解痒痒了。可是我不敢常劳动她，她的手是洗粗了的。她瘦，被臭袜子熏得常不吃饭。”这些都是真实的写照。
彼时老房子已经残破不堪，到了三伏天，夜里下雨，全家只能在屋里坐到天亮，害怕被坍塌的房子埋起来。冬天则八面透风，白天连水都会冻在缸里。至于吃，一天通常只有两顿饭。老舍后来在《勤俭持家》一文中提道：“像我家，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辛苦一年，才勉强吃上一顿饺子。老舍没有玩具，只有撕棉花玩。小说《牛天赐传》中，少年牛天赐的玩具也是棉花。
老舍的一家，祖辈都是文盲，到他这一辈，哥哥姐姐也从没念过书。一个很偶然机会，他受善人刘寿绵的资助上了私塾和小学，随后又考上了中学和北京师范学校。嫂子卖了两个结婚时的箱子才凑齐了10元钱的入学保证金。6年后，不满19岁的老舍从师范学校毕业，被派到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
在中国近代作家群体中，老舍是少有的穷人出身，且生活在他周围并与之来往的，也多是在贫困中挣扎的毫无希望的下层百姓。对贫穷的刺痛感，是他体验世界的起点，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在晚年创作的《神拳·后记》中老舍说：“在精神上，我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一懂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
“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歧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话，用于老舍则意味着更多的复杂。他不仅见识了世人的真面目，也体会到了满民族的衰落与歧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作为满族的旗人也成了和统治者一起被驱逐的对象。老舍在新中国曾经说过：“辛亥革命呢，又有点笼统地仇视一切满人。”话剧《茶馆》中也有“旗人也是中国人”的话，代表了普通旗人内心的委屈和精神上的另类感。他们爱国，他们不满朝廷的腐朽，但他们却在清王朝覆灭后承担着某种程度的敌意对待。
辛亥革命断了旗人的生计，京城里大部分满人跌入贫民阶层，一部分当车夫、茶坊、裁缝、木匠、巡警。更可怜的，便是始终没有找到职业的一群，他们四处流浪，敲着小鼓收废品、沿街捡破烂、行乞、摆茶摊儿，还有一部分沦为妓女。就像话剧《茶馆》中松二爷的叹息：“想起来啊，大清国未必好。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
在《小型的复活》中老舍这样描述自己：“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失去了依靠，失去了安全感。
1949年前，老舍没有公开过自己的满族身份。30年代中期，在自传体小说《小人物自述》中给父亲的身份是“在外做生意”，“死在了外乡”；40年代在回忆文章《我的母亲》中依然只是如此简略，“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老舍说他在“中学的时期是最忧郁的”，“我很孤高，特别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自十七八到二十五岁，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舒乙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老舍先生在解放前不大讲自己是满族人或者旗人，这主要是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他觉得他的祖先，主要是清朝末年的满族统治者，给中国丢了人，现了眼，很不光彩。”《茶馆》中有一句台词说：“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