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9岁成为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3年后被提升为北郊劝学员。他说自己：“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
1922年，老舍辞去了劝学员职位，不久后，他在西单附近缸瓦市基督教会受洗礼，成为基督徒。由此他结识缸瓦市伦敦会成员、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易文思，为了学好英文，常常去燕京大学旁听课程。后来经易文思介绍，他前往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教师。
在伦敦，急于掌握英语的老舍，开始大量阅读英国小说，把它当作外语学习的捷径。看得多了，便想自己也提笔试试身手。故乡风物，陈年旧事，就像一幅幅图画涌上心头。他在谈及何以开始写小说时写道：“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的忆及自己的过去。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我想拿笔了。”
老舍写作的师傅，就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第一部《老张的哲学》，便是仿照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玩票儿”的成分更大。然后是《赵子曰》。这两部小说都是他在国内当教师和教育官员时的所见所闻。随后，他又怀着对“国民性”的思考与忧虑，写下了《二马》。老舍最初的文学尝试都取得了较大影响，张爱玲就曾说，她是看着《二马》长大的。
1930年，当老舍回国的时候，已经是著名作家了。
从英国回来后，老舍先后在济南的齐鲁大学、青岛的山东大学教书，利用暑假写小说。他为上课而编写的《文学概论讲义》，对中国传统“文以载道”持反对态度。他说：“为文的要件是由内心表达自己，不是为什么道为什么理做宣传。”“思想既有一定，那么文人还有什么把戏好耍呢？”针对二三十年代以政治为目的的革命文艺思潮，老舍在理论上回应说：“不管所宣传的主义是什么和好不好，多少是叫文艺为奴仆的，文艺也不会真诚地伺候他。”
他对当时泛滥于文坛的许多粗糙生硬的“革命文学”与“普罗文学”是抵触的。1950年，他曾真诚地回顾当年对革命文学的看法：“我看见当时的革命文学作品里，往往内容并不充实，人物并不生动，而有不少激烈的口号，像几个捡煤核的孩子，捡着捡着煤核儿，便忽然喊起：我们必须革命。我不愿也这么写。”他还说：“把一位革命青年写成一举一动全为革命，没有丝毫弱点，为革命而来，为革命而去，像一座雕像那么美好，好是好了，怎奈天下没有这么完美的人。”
他说：“文学革命也好，革命文学也好，没有这颗心总不会有文艺。”
上世纪30年代，老舍最大的苦恼是没有时间去写。就像“祥子”想要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老舍也固执地想当一名自由作家，但却不得不考虑养家的薪水。为了决定是否辞职，他还专门跑到中国出版业的重镇——上海去考察一番。当时老舍为十几个刊物写小说，他的《小人物自述》就发表在天津的《方舟》月刊上。那是一本由生产“抵羊牌”毛线公司办的妇女生活杂志，主要内容是教授如何织毛衣、如何育儿。
上世纪20～30年代的文学“市场”，把几乎所有中国作家都变成了小说连载的“专栏作家”。他在抗战前的小说中，除了《离婚》外，都是先在文学刊物上连载，然后再出单行本，这样一部书至少可以卖两次钱。为了应付众多约稿，他不得不把长篇小说的创意拆散，写成短篇小说，由批发改为零售。
在热闹的30年代文坛，思潮与文学争论此起彼伏。老舍却置身事外，只做个旁观者。左右两大文坛领袖对他的作品尤其是“幽默”风格都评价不高，老舍也不在意，只是写了一篇《幽默的危险》聊作回应。
当时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已经声势浩大，北平的自由主义“京派”文人圈子卓然成宗。老舍却不属于任何一边。他是独立抑或孤立的，无党无门无派，既没有他趋奉的对象，也没有谁表示要与他同气相求。相对而言，他更喜欢结交出版家。良友公司著名出版人赵家璧，就是老舍往来30多年的好友。抗战结束后，他俩还合股成立了一家出版社——晨光出版公司。拥有自己的出版社，是老舍的理想之一，他甚至还安排自己的几个侄子去印刷厂当学徒。
似乎是故意表明姿态，老舍始终坚称自己是“写家”，而刻意与“作家”称谓划清界限。他从不把自己的写作看多高，而认为自己与“朋友德成粮店的写账先生”是同等的“写家”。他说自己因为自幼穷困而“孤高”，便喜欢独自沉思。抗战爆发前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根植于他的穷人出身——“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老舍得以坚持自己所认为对的，鄙夷自己所认为错的，疏离于主流文坛，不愿与谁为伍。这种精神状态，他后来称之为“独立不倚”。解放后，老舍借悼念好友罗常培先生，谈到了“独立不倚”对他的影响——“使我们不至于利欲熏心、去蹚浑水。”只不过那时的立场，已经换成了自我批判。
国家与个人
1936年暑假前，山东大学受“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也开始了学生运动。老舍借此机会，正式辞去了教职。这次，他“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也没同任何人商议，便决定在青岛住下去，专门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
从1936年7月算起，老舍的自由作家只维持了短短13个月。就在这段时间，他写出了《骆驼祥子》和《我这一辈子》两大代表作。到了1937年7月，抗战爆发，日军炮舰集结胶州湾，老舍不得不放弃自己刚刚营造起来的专心写作的事业，折回济南，又在齐鲁大学做了3个月的文学教授。到了11月，济南也待不下去了。因害怕被捉去做汉奸，他便拎了一只皮箱，告别了妻子儿女，开始了流亡生活。
当民族生存的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时，个人的悲喜就变得无足轻重，所谓闲适、幽默、自我，甚至忧郁、痛苦、焦虑，转瞬间一并解体。就像鲁迅在1936年所写的：“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
一切服从于战争需要，这在民众的眼里即属天经地义，在具备救国济世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更是理所当然。老舍当然也不例外。在抗战初期的武汉，他对臧克家说：“国难当头，抗战第一，我们不能老把个人和家庭挂在心上啊！……种种个人主义的想法，太可耻了。”1937年7月前，老舍是一个孤独的启蒙者，此后，他成为了千千万万救亡者中的一员。他从一个自由撰稿人，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实际负责人，向来只在文坛“边缘”弄笔的老舍，从此汇入喧闹人流，变成文坛上呼朋唤友的大忙人。
被改变的，还有写作。战争爆发后，他就停止了《病夫》和《小人物自述》两部长篇的写作和连载，全身心投入抗战文艺创作。老舍在《我怎样写通俗文艺》中说：“在抗日战争以前，无论怎样，我绝对想不到我会去写鼓词与小调什么的。”他从来是单纯的小说家，连诗都极少写。而今，“人家要什么，我就写什么。我只求尽力，而不考虑自己应当写什么，假若写大鼓书词有用，好，就写大鼓书词。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
1938年，夏衍执笔发出了题为《抗战以来的文艺展望》的“檄文”：“文艺再不是少数人和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工具。同意这个定义的‘艺术至上者’在大众眼中也判定为汉奸的一种了。”老舍、郭沫若等19名作家在这篇文章上签了名。
老舍的爱国精神经过抗战洗礼，升华为国家至上的思想，他的话剧《桃李春风》中，辛永年对儿子说：“在作战期间，一个军人应当什么也不爱，而只爱他的国家。”《四世同堂》在写到祁瑞全时说：“他是为国家做事的，他现在不应当再有父母兄弟与朋友，而只有国家。”
这些话也是老舍对自己说的。在抗战时期，他几乎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创作与艺术追求。他表示：“假若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也不后悔。”
人民艺术家
抗战胜利后，老舍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讲学一年。为了完成自己的创作计划，他又在美国多停留了两年半。老舍并不喜欢美国，可是，“等战争结束了，要好好地、认真地写几部作品”。
在美期间，除头一年以游历为主，以后，都在勤奋写作中度过。在美国，他完成了《四世同堂》最后一部的写作，以及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同时还将这部小说翻译成了英文。
等老舍放下写作任务回国后，已经是1949年底了。他直接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很快，他便写出了话剧《龙须沟》，并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老舍发自内心地热爱新政府、新社会。他看到身边的底层人民翻身过上了好生活，“祥子”们不再沦为“走兽”，“小福子”们也不再为生存而出卖肉体。生活虽然依旧困苦，但毕竟充满了希望。他的归属感代表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心态。
在“狂喜”之中，老舍开始全身心地以他的才华服务于新中国。回国投入新时代后，他总共写了40个剧本，两部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散文和诗歌。此时，对老舍而言，写作已经不再源于自身的兴趣和快乐，而是被不断燃烧的政治热情所推动。他一次次地说：“政治热情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力量”；“政治热情使我们欲罢不能地前进”；“政治热情是文艺创作最大的鼓舞力量，我们必须时刻关心国事，用我们的笔配合祖国建设日新月异的进步与发展”。
从“三反”“五反”，到制定宪法、推进普选、妇女解放、婚姻法，到反对美帝国主义，他都不遗余力全身心地投入，将自己奉献给这个时代。但老舍始终不满意于他那些作品，他在回顾性文章中，一遍遍认为写得不好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生活不够，不了解“新生活”，自然写不了“新人物”。
新中国的17年，作为一个以反映人们生活为己任的人民艺术家，老舍一直在真诚、执著地思考自己与人民的关系，自己的作品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为此苦恼，为此焦虑，为此孜孜以求。遗憾的是1966年爆发的“文革”，最终导致了他的含屈离去。
老舍一生的道路，也许是上一个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寻找自己道路的一个缩影，他不同时代所留下的那些供我们缅怀的文字，提供了我们一个思考的契机。
（原标题：人民艺术家老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