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车”服务:被鼓励和被管制的

  技术进步催生的行业变革、打车软件公司的发展欲望、出租车行业的传统利益分配格局,出租车公司的忌惮与警惕,出租车司机在“份子钱”高压下的利益诉求,在稳定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的政府部门,多种因素和主体纠葛在一起,最终发酵成了一场尚未找到答案的全民追问

  本刊记者/陈纪英

  张平(化名)的那辆奔驰已经在车库里安静快10天了。

  在这之前,这款奔驰E级轿车,曾经载着易到用车和滴滴打车的平台上的用户,一天跑上三四个小时,穿梭在北京早高峰和晚高峰密集的人流中,为主人带来每月五六千元的收入。

  张平的谨慎,源于最近包括北京、沈阳、重庆等城市,查处“非法专车”一系列趋于严格的执法行动。

  根据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的公告,去年共查处借助网络平台和手机软件从事非法运营的黑车47起,滴滴打车和易到用车在列。

  1月8日,主管部门交通运输部在其官网上,再次对“专车”服务的合法、非法边界进行了清晰的界定:打车软件提供的“专车”服务,属于被鼓励的创新之举,但是,禁止私家车接入平台参与“专车”经营

  看到交通运输部的表态,运营一号专车的快的打车公司的公关总监叶耘终于放了心,车辆来源为租赁公司的专车服务,终于被交通运输部定性为合法。

  亦有打车软件高管表示了担忧,由于租赁市场同样实行类似出租车行业的严格管制,无法满足需求激增的专车服务市场需求。他担心,未来这一市场,将重复上演类似出租车行业的管制困境——严格管制下无法满足的市场缺口,最终由私家车主违法“冒险满足”,就像传统黑车的数量在北京已经超过正规出租车一样,冒险违法的私家车也将成为不可忽视的主流力量,“市场变得越来越畸形”。

  技术进步催生的行业变革,打车软件公司的发展欲望,出租车行业的传统利益分配格局,出租车公司的忌惮与警惕,出租车司机在“份子钱”高压下的利益诉求,在稳定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的政府部门,多种因素和主体纠葛在一起,最终发酵成了一场尚未找到答案的全民追问。

  “专车”热潮         

  50岁的一号专车司机孙明(化名),每天早上6点多,就开车出门,准备迎接北京的早高峰。他能容忍北京早晚高峰期间拥堵的交通,密集的车流和人流里,他的潜在用户们穿行其中。

  2014年4月,开了多年旅游大巴的孙明,成为一号专车的首批司机。彼时,一号专车业务尚未被正式推出,还处于试运营阶段。

  到了7月,一号专车终于正式上线。最开始活很少,孙明一天有时候只能接到一单活。与统一外观、打着出租车信号灯、能够四处自由招揽乘客的出租车市场不同,一号专车对自己的定位是服务中高端客户。

  但是业务量很快就暴涨上来。“特别是早晚高峰,手机叫个不停,活都接不过来”。孙明很满足。

  实际上,最早一批进入专车市场的是易到用车。易到用车创立于2010年,是中国第一家专业提供专乘约租车服务的互联平台。成立四年多,易到用车主要服务中高端的商务人士,相对价格比较高,一直服务于小众市场。根据易到的数据,截至2014年5月,易到用车的业务覆盖全国57个城市,共有5万辆合作车辆,用户量达到了200万。

  但是,“专车”市场真正迎来热潮,是在2014年7月。快的打车、滴滴打车先后进入了这一领域,最终催热了这一块市场。

  而且,快的打车和滴滴打车的用户量则要庞大许多。

  根据第三方研究公司易观国际发布的《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打车软件市场季度监测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9月,中国打车软件累计账户规模达1.54亿。而截至2014年第3季度,快的打车覆盖358个城市,滴滴打车覆盖300个城市。

  手握庞大打车用户群,两家打车软件公司借势切入专车服务领域,专车服务从过去的小众产品,逐渐成为一二线大城市用户熟悉的主流出行服务。

  双方持续性对司机和乘客进行的补贴大战,又加速了这一进程。滴滴“专车”的司机张平,喜欢在北京最为堵塞的早晚高峰期间出门接客———根据滴滴打车补贴司机的政策,如果“专车”司机在这一时段出门,不但打车收入全部归司机所有,打车平台还将给予额外的高额奖励,而如果晚上八点之后出车,必须把20%以上的打车收入分成给滴滴打车。

  除了打车软件快的打车、滴滴打车、以及专门提供专车服务的易到用车,炒热这一市场的“入侵者”,还包括打车鼻祖Uber。

  2014年7月,Uber正式宣布进入北京市场。在北京繁华的东三环CBD地区的一家酒店里,Uber举办了一场鸡尾酒会。

  当时,Uber高管Travis Kalanick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把Uber的服务定位于高端市场。“如果我们需要装一件物品,用纸袋和LV包都能达到这个目的,但我们要做后者,提供给用户优质的出行方式。”

  当时Travis Kalanick的此番言论,被认为Uber有意区别于快的打车和滴滴打车。

  为什么打车软件要提供“专车”服务?多位打车软件公司高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根源在于巨大的市场需求。

  现有的出租车数量,远远无法满足出行需求。通常来说,考量出租车的供应是否充足,一个颇为关键的指标是看其数量和常住人口的比例关系。

  从2004到2015年,10年间,北京市常住人口从1492万增至2115万。而与此同时,从2003年到2012年,北京市的出租车数量仅从6.5万辆增至6.6万辆。而根据北京市“十二五”的交通规划,北京市出租车数量将继续保持稳定。

  打车软件的后台统计也支撑了这一判断。早晚高峰时期,至少有40%的乘客用车需求得不到回应。

  发现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之后,无论是快的还是滴滴打车,都投入巨资吸引乘客和司机,准备做大“专车”服务市场。

  比如,第一次使用一号专车会得到优惠券,绑定信用卡则再次奖励60元。而滴滴专车上线以来5个月,优惠券的发放达到“亿元”量级。

  “使用了优惠券之后,只要是短途,比打出租车还便宜。”住在通州的乘客唐先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优惠券一发,乘客和订单数量就噌噌噌涨一大截。”一号专车司机孙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截至到12月,一号专车的业务已经覆盖了将近60个城市。而滴滴专车到12月末覆盖了19个城市,其日订单量从9月的5万单迅速提升至30万单。

  受控的牌照

  尽管专车业务发展迅速,这些公司的高管们已经感受到了无所不在的束缚,那就是政策困境。

  根据中国政府的规定,私家车不能提供商业化的运营载客服务。无论是快的打车、滴滴打车、易到用车还是去年进入中国的Uber,都清晰地了解相关法律条文。 

  对此,根据车辆的来源进行区分,专车服务公司的模式大致有三种:第一,自有车辆。比如,在北京拥有最多租赁车辆的神州租车,正准备推出“专车”服务。第二,租赁公司的车辆,这是一号专车、滴滴打车、易到用车、Uber等叫车平台采用的主要模式。第三,由于租赁车辆有限,一些私家车挂靠在租赁公司,然后通过租赁公司对接到各大打车软件的平台。

  第二种模式是否合法,一直有所争议,而第三种模式则是显性的违法行为。 

  第二种模式被称为“约租车”。在约租车模式下,共有四方利益主体:叫车软件提供信息平台服务,撮合司机和乘客;汽车租赁公司,提供车辆;劳务公司派遣司机;代驾司机。

  2014年12月, 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在其官网发布了一篇文章。这篇名为《打车软件“专车”服务涉嫌非法营运 》的文章说:“‘易到用车’‘优步’等电召软件打着互联网召车的旗号,变相从事非法营运。 ”

  这篇文章还说,所谓“专车”名义上以“租车+代驾”的模式为乘客提供出行服务,实则是许多私家车穿着“专车”马甲进行载客的营运行为。“驾驶员从事非法营运的,将面临3万至10万元的行政处罚。”

  重庆的“严格执法”只是开始,在去年下半年,这一严格执法已经波及到包括北京、上海、沈阳等在内的十余个城市。

  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新闻发言人梁建伟曾在1月表示,从去年5月至今,查处的易到用车、滴滴打车以及一号专车等47辆“专车”都是没有运营资质的“黑车”,即车辆为私家车,司机为私家车主,属于非法运营行为。

  张平正是这样的“车主”之一。去年年底,退休后无所事事的张平,听说了打车软件。根据同行们的“指导”,她先把私家车挂靠在一家租赁公司,这家租赁公司通常会连接几家专车软件平台,她本人再去应聘一家劳务公司提供代驾服务。一番改头换面之后,她的私家车在名义上成为“租赁公司车辆”,她本人由私家车主变为“代驾司机”。

  张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被抓住的只是个案。”张平的一位同行曾在机场遭遇警察盘问,但是当时乘客非常“机智”地向警察解释,“我们是朋友,他是来送我的”。在乘客的主动解围之下,张平的这位朋友得以脱身。

  自从一系列“严打”之后,包括张平在内的数位专车司机,都处于惴惴不安之中,“我已经不出车了,抓住了听说最少罚款1万8,有风险。”据悉,如果提供“专车”服务的私家车司机被抓,基本上罚款都由私家车主承担。

  1月8日,交通运输部的表态,则清晰了划分了合法、非法的边界。

  交通运输部肯定了“约租车”模式是一种创新,应当得到鼓励。交通运输部认为,各类“专车”软件将租赁汽车通过网络平台整合起来,并根据乘客意愿通过第三方劳务公司提供驾驶员服务,“是新时期跨越出租汽车与汽车租赁传统界限的创新服务模式,对满足运输市场高品质、多样化、差异性需求具有积极作用。”

  但是交通运输部同时也严格警示,各类“专车”软件公司禁止私家车接入平台参与经营。

  但是这种表态并未打消孙明的担心:“虽然交通运输部下文了,但是北京市还没说话,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一位打车软件高管私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私家车之所以接入打车软件,本质原因是目前的租赁车辆加上出租车,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与出租车市场的牌照管制一样,自从2011年各大城市实现车辆限购之后,汽车租赁行业每年的购车指标增幅也极为有限。

  截至2013年6月30日,北京市汽车租赁企业数量是753家,共计40789辆车。根据《北京市租赁小客车数量配置办法》的规定,2014年下半年,北京市配置了1220个燃油租赁小客车指标,56家汽车租赁企业,每家获得指标数在20个至31个之间。

  “现在汽车租赁公司的购车指标也是稀缺资源了。”一位打车软件公司高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而且,我们想扩张的城市中,有的城市没有汽车租赁公司,只有私家车资源,专车服务公司如果想追求扩张速度,那就只有冒险接入私家车。”

  互补还是竞争?

  尽管交通运输部认可了“约租车”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创新之举,但其同样定位:“专车”服务应根据城市发展定位与实际需求,与公共交通、出租汽车等传统客运行业错位服务,开拓细分市场,实施差异化经营。

  在沈阳出租车停运事件中,导火线之一似乎是专车抢了他们的饭碗。但几乎所有的打车软件公司都表示,他们满足的客户群和出租车客户有所区隔。

  一位Uber司机声称,他的客户中有一部分是海归和外籍人士,“我们抢的是传统的中高端的商务用车市场”。

  快的打车公关总监叶耘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号专车的客单价在108元左右。而滴滴打车联合创始人张博则透露,滴滴专车的价格比普通出租车价格高30%~50%左右。

  以北京为例,出租车价格14元起步(包含3公里),每公里2.4元,而专车通常15元起步(不包含里程),最便宜的车型每公里2.9元。

  无论是快的打车还是滴滴打车,其创业之初,接入的车辆都是出租车,因此,他们有点小心翼翼,尽量避免伤害出租车公司和出租车司机的利益。

  他们更喜欢的解释角度是——“专车”进入市场,能够有效挤压“黑车”的市场空间,减少黑车数量。根据统计,北京的黑车数量达到了10万之巨,超过了正规出租车6.6万的数量。在北京市靠近西五环的石景山地铁站,每天早晚都有十几辆私家车主在大声招呼“路人搭车”,还有十几辆电动三轮车风雨无阻地拉客,无论冬夏。

  此外,与出租车司机的高压不一样,“专车”司机的压力更小。按照一号专车的要求,一号专车司机孙明每天接单量至少要达到6单,“很轻松就完成了”。

  他通常在早晚高峰工作拉客8小时,每个月的整体入账在1.5万元左右。这些钱先到了一号专车的平台上,最终孙明能分到7000元左右,其中包括基本工资2000元,以及奖励和提成。

  而滴滴打车的屈师傅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天扣除支付给汽车租赁公司的租金180元(1周扣6天),每月扣除4680元(180元/天*26天)的租金之后,滴滴打车和他之间按照二八、三七等比例进行分成,每个月他能挣到六七千左右。另外,虽然油钱也由司机承担,但是每个月滴滴打车提供的加油补贴,基本上能够覆盖加油成本。因此,如果年轻司机一天的工作时长超过十二个小时,毛收入上万也不罕见。   

  “感觉没有出租车压力大,但是挣得差不多吧。”屈师傅说。

  更为划算的则是类似张平之类的私家车车主。由于省去了每月数千元的租赁成本,因此在易到和滴滴扣除20%的提成之后,张平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每个月的收入就轻松达到了四五千。

  为什么比出租车价格更高的“专车”,能够赢得市场?

  对此,Uber(中国)企业传播部负责人黄雪、叶耘认为,关键是服务质量。

  对车辆的行驶里程、新旧程度、品牌、司机驾龄、司机的驾驶记录,打车软件公司都有严格的准入要求,比如,车辆行驶里程在8万以下,司机的驾龄必须超过5年,有过犯罪记录则被一票否决等等。在被选拔进平台之后,司机的收入和其服务质量严格挂钩。

  “公司对我们的培训是,不能对乘客说不,只要乘客的要求是合法的,那就是合理的,我们不能拒绝!”屈师傅说。

  正是因为如此,“专车”刚一推出,便迅速赢得了市场。而把接单量纳入了奖励体系之中,专车还有效解决了拒载问题。

  私家车黑与白

  张平已经在家歇了一周多,她对“黑车”的称呼深恶痛绝。“以前说黑车,指的是那些路边趴活的,是因为他们在监管之外,乘客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我的资料都交给了滴滴和易到,我敢干坏事吗?!”

  移动互联网端的地图技术,已经能够详细描绘出专车司机的运营路线图,事实上,过去传统黑车存在由于脱离监管存在的安全风险,似乎已经迎刃而解。

  这种争议和博弈也曾在美国上演,Uber曾经遭遇被叫停的厄运,但是私家车共享乘租服务最终在美国拿到“合法”的通行证,因此,在美国,Uber的车源一部分是私家车,通过激活闲散空置的私家车的剩余价值和空余资源,满足用户的出行要求。

  “但是在中国,我们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Uber(中国)企业传播部负责人黄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因此,Uber刚一进入中国,就寻求和租赁公司合作,最初,主要在三里屯和CBD地区提供服务。去年10月,Uber又推出了拼车服务“人民优步”,人民优步的车辆是私家车,司机则是私家车主,但是Uber中国规避了法律风险,其寻找到的法律依据,是北京交通委2014年1月1日出台的一纸文件。

  这份文件名为《北京市交通委关于北京市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意见》,根据《意见》,市民合法拼车将不再被认定为“黑车”。但是,《意见》同时强调,临时拼车仍然属于“黑车”,面临3000元到2万元的罚款。

  “人民优步是不是完全杜绝了法律风险?”

  黄雪犹豫了一秒说:“我们这个是公益的,不是商业化运营。”所谓公益,指的是Uber平台不从人民优步司机的打车收入中分成。

  但是,就《中国新闻周刊》的体验,人民优步平台上的私家车,很多也提供“临时拼车”服务,因此,在现有严苛的法律框架下,并不能完全杜绝法律风险。

  1月13日,一位Uber人民优步司机在得知乘客是记者之后,立刻有些惊慌失措地掉过头问:“你不是来暗访钓鱼的吧?!”

  而另一位打车软件公司的高管则认为,“既然传统黑车的安全问题,都已经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了,黑车已经透明化了,为什么不让黑车彻底洗白呢?!”

  然后他抱怨说,虽然不允许私家车进入打车平台,但是因为有利可图,所以很多私家车也在冒险。

  “而如果一个打车平台策略保守,遵纪守法,坚决不让私家车接入,那么后果就是这个打车平台发展受阻,因为租赁公司车辆实在有限。”据悉,针对私家车违法进行商业运营的处罚,仅仅处罚司机,尚未处罚打车平台。

  而为了解决租赁车辆有限的问题,易到用车帮助与其合作的千余家租赁公司买车、提供贷款——易到与海尔金融合作,成立了“海尔易到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在第一期合作中,海尔准备了30亿元用来放贷。

  在被北京市交通委点名批评之后,易到用车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司开始储备了80亿元人民币,准备成立汽车租赁公司。

  而握有北京市最多租赁车辆的香港上市公司神州租车,则准备进入“专车”服务市场。

  但是,上述打车软件公司高管认为,目前上述措施仅是权益之计,最终的解决方案,则是放开汽车租赁牌照管制,允许私家车提供共享乘租服务。

  “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下实行的牌照数量估值,导致合法的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增长严重脱节,最终导致市场畸形发展,大量的市场需求不得不通过‘非法’供给来满足。你说是所有的私家车主错误,还是法错了呢?!”

  他预测,如果继续对汽车租赁市场进行类似出租车行业的牌照管制,同时继续对私家车关门,未来汽车租赁市场,非法运营的私家车数量也将多过合法的租赁车辆。

  闲下来的一周多,张平天天上网查看这些新闻:“我觉得私家车,肯定有一天会放开,不再叫‘黑车’ ?! ”

  “你觉得呢?”她热切地追问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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