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值得期待的就是经济方面的改革。现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在大的方面没有争议。我们虽然采纳了市场经济制度，但惊人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跟国际接轨，将香港市场经济很多具体制度吸收进来，中国大陆的经济面貌会有很大的变化。那些规则没有什么政治性，都是对国家有利的，为什么不采纳？

第二是行政体制改革，一些政府机构太臃肿，太腐败，应该精简，接受人民、舆论的监督，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政治协商会议的监督，接受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尊重人大常委会的权力，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改革，今年会有比较大的进展；

第三个是司法改革，原来的腐败太多了，新的领导人是懂法的，按照改革的要求，这方面从体制上摆脱地方政权的干扰，把司法体系统一到省的领导来，目前中国人口太多情况比较复杂，先在省市一级统一起来，将来是全国统一，这方面的改革过程相当复杂相当长，我相信今年会有比较大的进步，但是会摇摇摆摆前进。

不要强调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好像现在做不好，就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任何时候都有。关键是政府领导人的认识水平和决心，如果他们有决心，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既得利益集团是挡不住的。问题的关键是观念，说到底，是政府领导人认识水平、决心；加上一条很重要的是人民要出声、要发言，监督各级官员。

改革最大的难点就是官员本身的观念和制度建设的决心。要建立制度才行，不是靠某一个临时的措施。所谓制度就是规矩法制化。规矩立好了，大家都依法办事，加上各种监督交叉，织成天罗地网，政府就会认真改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种新闻舆论、人民个人都发声，看到官员的错误或者政府的措施不对，立即提出意见，这样政府就会推进改革，慢慢走向正轨。没有监督是不行的。

在政府与人民的互动中，改革才会推行下去。

中国要怎样转型，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国家？要坚定不移建设国际化、法制化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是现在的政府已经采纳了的一个观点。围绕这个核心有很多具体内容，包括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司法改革、市场准入和市场经济改革，每一个方面都要展开。

目前中国改革迫切需要的不是哲学问题。哲学是多元的，再讨论一千年，也不可能有统一结论。但是中国的改革不能停留，要紧紧抓住当前的关键。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科学技术发展领域，很多重要的骨干基本都是民国时期培养的，或者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民国的教育是有很多优点值得现在的教育研究、学习、继承的。

第一，一开始创办就力求跟国际接轨，特别是跟北美、西欧教育接轨，很多大学按照他们的模式来办。比如蔡元培在德国留学多年，就吸取德国教育的精神来办学。现代教育的核心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是大学教育最基础的东西，民国时期办学精神和制度是和世界的现代教育接轨的；

第二，民办教育蓬勃发展。民办大学、民办的中小学就很发达，外国人办校也很多。这些学校，政府不怎么管；对外是学校自治、独立自主，对内是尊重学术自由、教授或教师治校。不但大学这样，很多中小学也按照北大的精神和制度办学。

第三，就大学来讲，教师大部分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学术功底很扎实，跟国外的学术联系很密切，学术交流很方便，加上学术自由、基础训练很严格，在这样的情况下，培养出一流的优秀人才不太难。

民国的教育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一些办得好的大学，跟当时国际上办得好的学校水平差距不远。

新中国的教育是全盘照搬苏式教育，那个时候以为苏联的教育就是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教育。其实苏联的教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俄罗斯的传统，这个传统有好有坏，不能一概否定。好的地方是教学很严谨，但自由度不够。苏联时代把教育看成是工具，把学校看成是国家政权的附属机构。那样就把学校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位置搞错了。

此外，苏联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职业教育、专业教育。一些学生一进入大学就要分专业，明文规定要把人培养成为工程师或者专门人才。最好的情况下。学科技的缺少必要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训练；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则没有科学技术的最基本的训练。通识教育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对人才成长非常不好。

中国的教育积重难返，大学自己的改革是一条路，但光这样不行，要有一批新的大学与老的大学竞争，只有这样中国的教育才会有新的面貌。

我对南科大的情况了解不多，不愿意妄加评论。这是一个中国学者想突破原来的教育弊端的尝试，这个尝试刚刚开始，对它的探索应该抱宽容的态度。大家都很担心南科大会受到旧的体制、旧的课程体系的干扰。我也有这样的担忧，但是现在时间太短，还要再看看。

与南科大有强烈对比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创办的上海科技大学，从校长江绵恒的讲话来看，这个路子是对的。一条就是完全按照国外的研究型大学的模式来办学，没有什么太多的创建、创造，都是从国外成功的国外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方法借鉴过来的，但这个恰恰是现在中国的大学最需要的，比如招生是采取分大类的方法来招生，分三大类，理科实验班、生物科学类、电子信息科学类，一开始就不是按照系、专业来招生，这就对了。还有，教师阵容很强大，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几十个两院院士，强调每一个本科生都有导师等，不动声色的按照现代大学的规格来办，没有去强调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口号，在中国现行的情况下，少说多做也未尝不是好事儿。

李嘉诚办了以色列理工学院，还有境外的大学进中国办学如上海纽约大学，希望有大的突破。

这些都是国外教育通行的做法，这些改革措施落实下去，不断的总结经验，会对中国的教育起到推动作用。

但是，最根本的是教育部门以后要少管学校教学的具体事情，把教学、办学的大权还给学校，让教育家去办学，让学校本身多一些活力，要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这是关键，现代教育不需要过度管制。这是教育改革的必要前提，没有这条，其他的改革无从谈起，培养“大师”更没门。

教育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把培养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人的任务放到第一位，教育人民继承和发展现代文明。原清华校长蒋南翔讲过一句话：“我们培养的人‘要听话，要出活’。”这跟教育本质南辕北辙了。

中国传统文化跟现代化的关系，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

首先中国缺乏的就是现代化的知识，建设现代化的制度，或者用习近平主席的话，要学习现代的治理方式。现代化的治理方式在传统文化里面就没有，所以就要学习吸收先进的东西，择善而从，在这个过程里，传统文化就在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里面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原来的传统文化里面，有关制度方面的内容，不适合现代社会，肯定会淘汰的，比如三纲五常，讲尊长、讲等级，甚至专制，这些东西自己就会淘汰，在制度领域里面，历史已经做了结论，已经没有发言权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好的东西，优秀的文学艺术，这是永恒的，这是不可能消灭的。另外，很多有价值的修身观念、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会自然留下来，淘汰不了的。比如中医是不是传统文化？要消灭中医是办不到的。

最重要的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面要承认一个事实，思想文化是多元的，是要有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自然更替、优胜劣汰，并且形成一种取长补短的局面。假如要用行政的权力硬把一种文化进行推广，结果就是这个文化就僵死了，会起到副作用。

这不是信仰问题，是制度问题。

信仰是多元的，信仰由谁来解释？由教主来解释？由牧师、和尚、道长来解释？由某一个官员？人言人殊，莫衷一是，解决不了中国社会的诚信问题。所以说，重要的是有规矩，保障学术自由，保卫环境和消费品的安全都要制度化。有制度了，大家依法监督；这些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目前民族主义思潮还很猖獗，有些人鼓动要跟日本、美国开战，那些都是无知的、盲目的民族主义，整个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年代，还在想打仗太荒唐了，跟日本和美国不可能开战，跟台湾更加不可能开战，这是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整个世界要走向全球化，这是谁也挡不住的历史潮流。民族主义是最有煽动性的，这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很有关系，好在现在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很清楚，还是比较冷静的。

马克思主义怎样？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那些僵化的东西抛弃，根据实际情况改造发展，吸收了现代文明的基本知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现代社会，不是自由主义的问题，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制度，基本知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人类发展到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应该采纳这些内容，不采纳历史就会大倒退，老百姓就会受苦受难，这都是60多年来历史经验的总结，所以现在在中国来讲，现代社会的基本知识，现代文明越来越深入人心，它和马克思主义是融合起来的。

思想更多元化了是事实，但是要成为一个学派，必须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和旺盛的想象力、创造力。中国目前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还没有一个学术群体形成公认的的学派，在世界上崭露头角。面对这样的现实，与其焦急，毋宁致力扫除学术自由、表达自由的障碍。清理掉这样的障碍，假以时日，一定会有大师出现，有各种各样的学派出现。官员要明白，所谓学派、所谓大师不是官员或者官方封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竞争出来的！这是简单的道理。不按照最简单的道理办事，一定南辕北辙。

20世纪80年代，刚刚打开国门，当时有股哲学热。萨特、波普尔、哈耶克等人的著作受到热烈欢迎。现在国门打开那么久了，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历史研究的成果，大量的涌进国内，大家读书有更多的选择，我想没有什么坏处。

现在应该读的东西我认为最重要是三方面的东西，现代经济知识，法治的基本知识，还有世界和本国历史的基本知识，这三方面是中国人当前急需认真了解的东西。

通过这三方面知识的学习，会提高或改变我们的哲学观念。哲学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价值观念，一个是思维方法或者逻辑。说现在的读者不关心哲学了？我认为不是。通过各方面的学习，越来越多人明白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

不要以为现在人心冷漠了，对哲学不关心了；实际上中国人的思想水平在提高而不是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