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春节,就会有个段子开始流传:北上广写字楼里的Linda、Mary、Justin挤上火车,陆陆续续回到东北、回到福建、回到广西,名字又变成了桂芳、二饼、狗剩。
今年,回乡的Linda、Mary、Justin纷纷写起了返乡笔记,刷爆了社交媒体平台,也产生了大量的话题。
新浪《新闻极客》梳理这些返乡笔记发现:虽然返乡人的故乡天南海北,千差万别,但是关于故乡礼俗秩序的消失、天价婚姻的重担、乡村教育的凋敝、房地产业的疲软等现象,成为了他们笔下重复出现的一个又一个细节。
原有的礼俗秩序几近崩塌
春节前后,返乡笔记再一次刷爆社交媒体平台。
最先引爆话题的,莫过于网帖《上海女孩跟男友回农村过年,见第一顿饭后想分手》。帖子一出,便引爆了网友热议,故乡、乡村展现出不同的面貌,也为返乡客提供了抒发感慨的契机。
随后有网友发帖《上海姑娘所逃离的,是我的父老乡亲每天赖以生存的日常》。文章称,把上海姑娘吓住的,可能不仅仅只是一顿饭,而是和这顿饭相配套的一切:破败的房屋,试图说普通话却露出蹩脚乡音的父母,无法忍受的卫生条件等等。
《财经》杂志的记者高胜科对故乡感到了痛感。他在返乡日记《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提到,“田园故乡不止是在生病,而是有关于忠孝道义的一切伦理气息彻底死去了”。
文中作者所描述的村庄呈现出种种病症:子女不孝,生产荒芜,麻将赌博盛行,追求一时享乐好攀比。
文章提到一个细节:“2016年春节,在家里的老人们生不如死、正遭活罪之时,几个农家妇人在密谋着一场向外省远征的组团‘约炮’:通过微信,她们在陌生的群里与自称‘很有钱’的外地人夸夸其谈”。
也正是因为这几句话,网络媒体在转载这篇稿件时修改了标题,《东北村妇谋划组团约炮》。这个有标题党嫌疑的标题,成功地抓住了受众的眼球,继而引发话题。
中学教师杨仁旺的故乡在江西庐陵,他也提到了随着时代的变迁,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对农耕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原有的礼俗秩序几近崩塌。
“祭礼日渐式微,婚礼同样大受冲击,奉子成婚现象日益增多,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很多节日都已经名存实亡了”。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生导师陈锋就指出,中国农村是整体概念,区域差异非常明显。
南方村庄的传统和宗族结构等保留的得相对更好,也比较团结,原子化进程也不会那么快。但是,东北等地的村庄,村落历史短,结构相对松散,社会关联度低,公共道德约束非常弱,一旦受到市场经济和现代性的冲击,很容易出现极端情况,比如老年人自杀频繁,赚钱不问手段等等。
天价婚姻成家庭重担
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今年的返乡笔记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其中,有白描式的“返乡日记”,作者更多的时候陷入了“乡愁”,也有人以旁观的角度,研究审视自己的故乡。
在安徽淮北做了三年村官的祝文就提到,在农村,彩礼已经成了家庭重负。“在皖北,彩礼低于六万者很少,外加建房、酒席等一系列花销,娶亲的成本,大概不低于25万。”
家在安徽亳州的博士生张雪霖也提到了农村的天价婚姻,“两三年前我的堂弟和表弟结婚彩礼为10万到12万,今年的行情已经普遍涨到15万到16万。而最近家乡口耳相传的就是一个彩礼要20万的故事,家乡的父母们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而现在女孩相亲找对象的标准,从过去兄弟多、家族大变成了现在的独子、有钱、父母年轻健在。
女孩找对象标准的变化,也给当地村民的生育观念带来很大冲击。
过去村民追求多子多福,兄弟多家族大,没人敢欺负,而现在变成“生两个儿子哭一场”。
媒体人程明盛在《被婚姻围困的乡村》一文中,也有相关的描述,“为一条出村路和通户路呼号多年的家乡,正在婚姻大路上铺张着,以金钱堆砌的婚姻墙,将贫寒之家阻挡在婚姻大门之外,将乡村围困成婚姻孤岛。”
杨仁旺也提到,官本位观念在乡村依旧根深蒂固。拥有金钱或者权力就能让你成为口口相传的典范,在酒桌上成为座上宾,掌握核心话语权。至于获取金钱或权力的路径是否合法,往往不被过多在意,因此权钱交易、传销、高利贷、非法集资等成功的“捷径”便不断侵蚀着乡村社会,撩拨着村民们日益膨胀的金钱欲望。
乡村教育多凋敝
《新闻极客》梳理返乡日记发现,多数作者都提到了,自己曾就读的小学早已不见。
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就认为,学校撤销的原因有多种:出生人口减少;乡村人口的外迁;父母到城市打工,把孩子带在身边;为了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不少父母在城市买了房子,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政府通过撤并学校的方式,可极大节约教育成本,以及推动城市化。
王磊光老家大雾山村所属百凤乡,原有十八个村,村村有小学,“现在好像只剩下五所小学和一个教学点”。
祝文也提到,在他做村官的村子,孩童们把读书当成了过家家,不到小学毕业就外出务工者大有人在,初中毕业就远走江浙成为常态,20岁不到就娶妻生子成为习惯。
村里修建的图书馆,除了附近几位老人前来下棋,从无人借阅图书。“甚至到了春节,聚众赌博的人把这里当成临时宿舍。”
在杨仁旺看来,乡村教育迅速凋敝破坏了乡村的教育生态,礼俗秩序崩塌、拜金之风日盛、暴戾之气横行等等乱象,可能都与以人为本的教育极度缺失有一定关联。
不过在种种沉重话题之中,王磊光也提到了一个积极的现象。
县城的一家书店老板说,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是买名著的人多了。“以前,一种名著一年卖不了几本,但是这两年各种名著都销售得非常好。卖得最好的是《百年孤独》,一年要卖一百多本。”
乡村治理难题未解
除了故乡风土人情的变化之后,返乡者还讲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乡村的治理,而不同地区的乡村,则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方式。
在村官祝文看来,“农村治理,宗庙永在衙门之上”。祝文提到,自己虽然在村民眼中是个“钦差大臣”,表面上礼让,但若真是涉及各村、各家族核心利益,则寸步不让。
“在农村,如要顺利行使治理权,无法绕过宗族、血缘和祠堂。这种羁绊,是过去数千年来乡村稳固的原因,如今,却成为它进步的最大阻力之一。”
但是在江西庐陵,杨仁旺则感到,当宗族在“打土豪分田地”和“土地改革”中土崩瓦解之后,乡村秩序逐渐由基层党组织掌控。
杨仁旺认为,目前,乡镇的党委书记及其任命的村支书往往成为乡村最有话语权的群体,一旦得罪了这个群体,原本在宗族内部可以得到调解的矛盾,可能将演变成解不开的死结。
方塘智库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蒋伟涛也提到,农村基层社会运转规则里,早些年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农村家族势力的影响。在家族势力观点里,已经有“力量”、“拳头”的说法。目前在新世纪广大农村,虽然宗族、家族的影响在历次运动化中遭到打击,但依旧顽强的存在着,他们在利益的驱动下对乡村基层社会进行掌控,决定着乡村基层社会社会规则的使用。
人口多净流出 楼市去库存压力大
在多位返乡者的笔记中,除江浙沪珠三角一些外,内陆地区许多农村或乡镇人口都是净流出的。
《财经》杂志记者肖辉龙就描述湖南西南一个县城,“村里的年轻人大多选择了外出务工、求学,不再种地。”
祝文也写到,务工收入占据农民收入的大头,现在是“空心化”的典型。村里15岁以上的年轻人,除少量因读书、参军和正式工作外,其余皆外出务工。除了农忙、春节或者丧葬之外,村里很难看到壮劳力。
根据新浪财经专栏作家向小田的预测,在距离省会或者类似省域副中心城市三小时车程内的,现在人口在200万的城市会逐渐变小。许多城市变成县城,县城变成镇,镇变成居民小区。
根据这个预测得出的结论就是,省域副中心以下的城市房地产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
向小田表示,从2012年开始,县域房地产就触顶了——2012年是全国人口总拐点。一旦没有增量,只看存量的时候,比拼的就是城市间对人口的吸引力。县域房地产马上触顶,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人口没有增量同时存量也在流失。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根据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李宇嘉在广西、湖南等地一些三四线城市的调研显示,楼市“去库存”的“痛点”比想象的要多。
根据媒体报道,相比2015年春节,今年春节大多数三、四线城市的签约量未现明显上升。
互联网+下沉发展影响三四线城市
除了房地产业的不景气,乡村产业的崩塌,也影响着自身的发展。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黄灯在她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提到,“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通过官商勾结,盯上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
尽管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但在实际情况中,农村的土地已通过资本的运作被兼并。不少乡村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个村庄根本就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事实上,因为周边旅游资源欠缺,并未有多少游客带动村庄经济。
虽然旧的产业和秩序,在乡村、城镇有崩塌的趋势,但是新型的产业也在这里蓬勃发展,最好的例子就是互联网。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2014年底曾谈到乡镇互联网消费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基础设施差带来的机遇”。
网友@韦物主义就描述,三四线城镇中,娱乐设施匮乏,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来说,麻将和KTV等娱乐方式对他们吸引力已经有限,但电子竞技游戏正成为10~20岁青少年的集体娱乐方式。这使得三四线城镇网吧体验越来越好。
此外,三四线城市的青年,其生活压力没有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重,反而拥有更多可支配的资金。这种环境下,最开始爆发的是小城镇电商。
据阿里2014年报告显示,有的三四线城镇人均网购额度和次数是超越一线城市的,三四线城市也逐渐成为互联网消费的主力市场。
网友B12胡辣烫就认为,“互联网+不再是一线城市的独唱”。在自己老家河南第N线的小县城,有一座六层高的农村淘宝大厦。春节期间,他外出农家乐、看电影、吃饭,都可以选择用二维码来线上支付。
责任编辑:梁超 SN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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