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叔侄出狱612天：不想再讲沉冤昭雪的故事

　　12月4日，中国第一个国家宪法日。

　　洗冤出狱612天的张高平和侄子张辉，专门来到北京，走进最高法院。他们是受邀而来发言的，作为错案纠正的典型代表。

　　在2013年之前，叔侄两人是罪犯，直到3月26日，被宣告无罪。十年冤狱，叔侄得到了国家赔偿，却没有看到追责结果。

　　“那是国家的事，我们也就是等待。”张高平对新浪网说。

 

　　2014年12月4日，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最高法大厅内，张氏叔侄被请上台，讲述了他们沉冤昭雪的故事。

　　宪法日这天，最高法组织了“让法治成为信仰”的活动。

　　50岁的张高平坚定地说：我相信法律。我被关在监狱里，要想出来，不相信法律，我还怎么出来。

　　他的话赢得一阵掌声。

　　2003年，杭州发生一起强奸致死案。死者是搭乘张氏叔侄的货车，从安徽去杭州的年轻女孩王某。张氏叔侄被警方锁定为嫌疑人。

　　最终，浙江高院二审判处张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张高平有期徒刑十五年。

　　在新疆石河子监狱，张高平赖在那，不干活，也不唱“犯罪教训永远要牢记”。

　　他对狱警说：“佘祥林犯罪没有？赵作海犯罪没有？马廷新犯罪没有？你敢说只要是高院判的，没有一例冤假错案，你打死我我也不怨。”

　　狱警说不过他。

　　驻监检察官张彪给A类顽危份子张高平做思想工作，张高平哭着喊冤。

　　张彪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帮助张氏叔侄冤案翻案。

　　2013年3月26日上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辉、张高平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

　　张氏叔侄当庭无罪释放，浙江省高院副院长庭审后向二人鞠躬道歉。

　　出狱的时候张高平49岁，侄子张辉是38岁。

　　在监狱里，张高平就想过，如果自己的冤屈没有被平反，出狱后也不会回家，他要来北京上访，向最高法申诉。

 

　　最高法活动结束，已经是晚上5点多了。张高平和张辉在宾馆的房间里抽烟。

　　一晚上，张高平的电话一个接一个。都是媒体记者问他：你和最高法院长周强说什么了？你现在生活怎么样？

　　后来，张高平在一通电话里，忍不住说：“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现在生活得很好，没有困难。”

　　从出狱到现在，张氏叔侄大概接受了五六十家媒体的采访。“安徽、上海、广州、深圳、江西的、北京来的，我也搞不清楚。”

　　张氏叔侄的申诉，最后也正是借力于媒体。

　　张高平的哥哥张高发曾多次到北京上访，申诉十年，在浙江省高院却是零登记。检察官张彪的申诉材料也同样“递不上去”。

　　直到2011年11月21日，当时的《东方早报》记者鲍志恒刊发两篇相关报道，引发关注。第二天，杭州市政法委就牵头组织调查组展开复查。

　　出狱之后，张氏叔侄索赔时，无权无势的张高平再一次拿起了这个武器。

　　“我不要钱，我就拿个被子、拿个褥子，到你高院门口、政府门口去要饭。我看是丢我脸，还是丢你的脸。我也不乱来，我就去做做样子。我去做样子，很多记者要围着去的。”

　　2013年5月17日，浙江省高级法院对张辉、张高平再审改判无罪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分别支付张辉、张高平国家赔偿金110余万元，共计221万余元。

　　张高平觉得少，始终不领取这笔钱。“那110万我不要，买个房子就没了。”

　　十年前，张高平就是村里第一个脱产致富的。他和张辉开大货车，辛苦一个月，有时能挣到两万。

　　张高平愤愤不平，“我那个货车你给我开走了，你不赔我行吗？是你强行开去的，如果我到路上去拦辆车，你们会定我什么罪呀？那你把我的车搞去了，扣了18个月，我让你赔钱你不赔给我。那你讲得什么法，你比强盗还不如呢。”

　　在监狱里的十年，张高平看得最多就是一本叫做《民主与法治》的杂志。

　　他在最高法的宪法日活动上，说自己相信法律，并不是虚言。如今的生活中，“犯不犯法”是他评判做事的标准。

　　每当媒体问他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张高平就迅速地回答：“天天玩。”他说自己没事就去打牌，但马上补充说，“只要挨着赌博的事都不干，我们去打牌都是有营业执照的棋牌室，那里不抓的。”

　　在政府门口打地铺又不犯法，张高平说：“我们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办法，你跟我耍无赖，我就跟你赖到底了。”

　　打地铺计划，最终没有实施。

　　“我只是传个话。第二天省公安厅就打电话来了，过了一个礼拜，省高院就登门了。”

　　出狱六个月，张氏叔侄都没有领取国家赔偿金。

　　这六个月，他们一直表示，希望政府给他们安排工作。

　　张辉回到家，父母和哥哥都在房子里等他，他说那一刻就感觉到亲切、自由。张高平回到家的感觉，他用了四个字形容：“一心求死”。

　　当年入狱后，妻子离开他，前妻的两个女儿寄宿在亲戚家。眼前的老房子，空空荡荡，破败不堪。

　　一件衣服涨到了一千多元，吓一跳；一双皮鞋几百元，吓一跳。“在监狱里十年没看到人民币。”

　　日子不知道怎么过。

　　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事情做”。最高法活动结束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张辉说，他们想跑长途，但是物流业已经非常发达，线路饱和了。

　　对于政府没能给他们安排一个工作，张氏叔侄一直都不太满意。

　　“他们有这个资源，但是没有诚信啊。”不善言辞的张辉嘟囔了一句：“本来我们好端端的一个职业。”

　　张高平后来对新浪网说，他们的职业目标，是希望政府能帮他们“搞个公交车的线路牌，从黄山市区到旅游景点，开客运大巴车。”

　　至于最容易找到的，比如扫马路、保安、看大门这些工作，张高平摆摆手，“不去，我们那个家族不会干这些的。”他说，他们家族在村里混得还是可以的，你去做个保安，一个月一两千工资，脸都把他丢尽啊。

 

　　2013年9月，张氏叔侄拿到了国家赔偿金。

　　之后，又迎来了一个采访的小高潮。

　　张辉打开宝马车门的照片太扎眼了，他和张高平一人买了一辆30多万的宝马车。

　　张高平把这次报道称为“上当了”，“把我搞到网上去。人家说我土豪，把我骂的。手机都被打爆了，我女儿上班都没脸面了。”

　　张高平很委屈，他只是不经意地吹了个牛。报道里说，张高平给前来采访的记者沏茶，边沏边说，“这是铁观音，(一斤)要1000多块呢。”

　　他掰着手指头说：“我说给你听啊，我那个铁观音茶，零售店里卖确实是(一斤)1000多块，但我是托朋友买的，按照进价300元。”

　　最让他伤心的是，“我买来还不是给我自己喝的，比如你们这些人大老远跑到我家去，我肯定要泡杯好茶给你们喝喝。他就怎么说呢，说我喝的铁观音，说我自己喝。”

　　张高平的电话响了，他看了一眼手机屏幕，“就是这个记者写的。”但他还是接通了电话。

　　挂上电话，张高平翻弄着手机，叹了口气。

　　有一次，他不接一个记者的电话。那个记者发短信指责他，大意是，你现在平反了就不管别人了，“他说我不应该这样做。”讲起这件事，张高平一直低着头。

　　最高法的活动结束后的这个晚上，张高平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大多数都是一样的问题，“现在就是问过得怎么样。”

　　张高平对每个人说，我现在过得很好。

　　他说，我给你算算啊。去年9月，他们拿到赔偿金，马上投资了亲戚的建筑工程。每人投了100多万，今年11月，亲戚把本金还给他们。现在又再次投资了。

　　投资后，亲戚每个月给他们生活费。数额“太多了，不能说。”

　　去年，张高平在老房子原址盖了新房，5层小楼。在黄山市区买了一间77万元的139平米房子，首付30万元。还有那辆30多万的宝马车。

　　50岁的张高平，在他自己的口中，如今的生活就是游山玩水和打牌。

　　39岁的张辉，则和亲戚开了一间店铺做旧货调剂，相当于当铺。“有执照，合法的。”

　　张高平说：“你有本事，挣多少挥霍多少。不要动政府给的，不要坐吃山空就行了。”

　　他又补充，“我现在做的，反正不违法。”

　　如果没有人问起冤案，张高平和张辉和蒙冤弱者形象相距甚远。

　　但总有人问起。

　　“赔了几百万给你？”相亲，对方头一句就是问这个。还有一次，对方说：“你先打50万打到我账户上。”

　　张高平有点哭笑不得，“现在我们(坐牢)出来，人家都有点羡慕，还以为我们坐牢做发财了。”

 

　　有了上次的教训，张高平嘱咐，不要把我写得太“那个”，把我写得朴实一点。

　　晚上，他们在宾馆的自助餐厅狼吞虎咽的吃了晚饭。

　　为了准备最高法的活动，中午两个人都没吃饱。这次活动，距离上一次两个人在电视台录节目，不过一个月。

　　同样站在聚光灯下，讲述自己沉冤昭雪的故事，张氏叔侄已经厌倦了。

　　“我们本来不想来的，鲍记者叫我们来，他是我们的恩人，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来之前，他们还不知道12月4日究竟是什么日子。

　　上一次，也是鲍记者对他们说：“去电视台呼吁呼吁吧。”

　　在那期节目中，张氏叔侄要呼吁的主题是冤案追责。

　　一开始，张高平的观点是，都过去了就算了；张辉的观点是，一定要让他们承担责任。中途，叔侄两人讲述了如何被刑讯逼供，眼圈都红了。

　　节目的最后，张高平举着话筒说，你们一定要跟我道歉。

　　现实中，无奈远胜于舞台冲突。

　　逢年过节，张高平和张辉就受命带上红袖章在街上巡查治安。他们心里明白：“其实就是看着我们。”

　　该案再审辩护律师朱明勇近日向媒体表示，包括这起冤案的案件审核人聂海芬在内的多名相关责任人还在正常上班。

　　浙江省政法委说，张氏叔侄冤案已经“组织内部追责”。 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齐奇曾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解释了为什么是内部追责：“没有发现故意制造冤案的情况，所以都在组织内部，按照党纪政纪来问责。”

　　但张高平和张辉还在等待国家给他们消息。“追责还没有结果。追责这个，国家有规定的，我们说了不算的。”

　　张高平重复了一遍：“我说了不算，我说了算就好了嘛。”

　　按照法律规定，除了国家追责，当事人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民告官”。

　　但，张氏叔侄也不愿意打这个官司。“(追究的话)我又要去花几十万块钱去打这个官司啊，不想再打官司了。”张高平说，哥哥张高发为他们申诉的这十年，已经花费了将近20万元。

　　张高平咨询过检察官，“能起诉他们的罪名只有渎职和刑讯逼供，但我们没有证据，我手上只有这个烟头烫的。”那些审讯过程中的殴打和虐待，历历在目。

　　但张氏叔侄能做的，仅仅是“叫我去电视台，我就呼吁呼吁，叫我实际操作，就不想去了。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因为没用的。”

　　张辉甚至觉得，呼吁也是多此一举。“我们讲有什么用的呢？还是得靠国家有这个政策，这个制度。”

　　只有在这个时候，张辉的三言两语才变成滔滔不绝。

　　他有自己坚定的判断：“当时，他就是想害我们。明知道这个案子是冤假错案，还要故意害你。(因为)到我们家去打听一下，(知道)又没人又没钱的，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冤枉他一下又怎么样？”

　　(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