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色的第一毛纺厂宿舍楼出现在眼前，闫峰放慢了脚步。
这是18年来，他第二次来到呼格吉勒图家。
上一次是9年前。当他听说有个叫赵志红的人被抓，供认自己才是呼格吉勒图案的真凶时，他买了水果，想去那里坐坐。
那一次，他幻想开始新的生活。因为真凶的落网，意味着他从没有交过强奸杀人犯的朋友。
令闫峰始料未及的是，真相越浮出水面，他背负的十字架越重。
案发的那个晚上，他是唯一陪在呼格吉勒图身边的人。
为什么没有帮呼格吉勒图把事情说清楚？是不是背叛了最好的朋友？
闫峰觉得每双眼睛都在看着他，尤其是在呼格吉勒图家。虽然已经没人再向他问起，那晚他究竟对警察说了些什么。
站在防盗门外，闫峰深吸了一口气。一切都没有变，只是门上多了一副对联，“华光普照福临万家。”他牢牢记住了这句上联。
真的是华光普照。2014年10月底，十八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他从新闻里得知，审查了9年的那件案子，终于要再审了。
叩门前，闫峰嘱咐自己，这一次是来“贺喜”的，至少不能哭丧着脸。
熟悉又陌生的客厅，依旧热情的招待，让他有些手足无措。闫峰不知道怎么开口，怎么解释18年来只在这里出现过一次。
这里的人也不知道，行刑的子弹不光打死了他最好的朋友，也打碎了他的生活。18年来，他没有交过新的朋友，没有结婚，甚至没有一个异性朋友。
他告诉呼格吉勒图的家人，只要媒体需要采访，无论多远，他会到。
听到一家人表示感激时，他说他差一点儿，就能说出心里的那个秘密。
“啊，闫峰快进来。”他看见了呼格吉勒图母亲的笑脸。除了呼格吉勒图的三弟，一家人都在，甚至还多了一个女娃娃。
她今年6岁，是呼格吉勒图大哥的闺女。闫峰上一次来时，她还没有出生。“叔叔好！”她礼貌地打着招呼。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笨拙地对她笑了笑。
热茶很快沏好。在握起茶杯的那一刻，茶几晃了一下。它几乎就要散架了。闫峰感到鼻子一阵酸楚。
18年了，这个家没有新添一件家具。他不能不想到，如果没有那个晚上，两家人的生活还会不会如此……
“别去了，这是女厕所。”
“怕什么，咱俩在一起。”
1996年4月9日晚上8点，那是闫峰最有可能挽救两家人命运的时刻。
在小饭馆，他和呼格吉勒图吃完一个砂锅，各喝了一个2两口杯后，呼格吉勒图在独自购买口香糖的路上，听见了女厕所内传来了呼喊。
口香糖是闫峰让他买的，为了能压压酒气，烟厂规定，上班时间不能喝酒。
他们分开了10分钟。
闫峰不知道的是，呼格吉勒图当时没带钥匙，在购买口香糖的路上，他曾顺路回家取了一趟。那天是晚班，下午3：30到凌晨12：00。呼格吉勒图怕回家敲门，打扰家人休息。
闫峰更不知道的是，那天钥匙没有挂在阳台。母亲打扫房间时，把它放在了别处。坐在警察的对面，他怎么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呼格吉勒图离开了自己10分钟，而且身上并没有那把“该死的”钥匙。
他记得，被问及呼格吉勒图的人品时，他告诉警察，呼格吉勒图是好人。
呼格吉勒图是闫峰最好的朋友。他们同年同月出生，1977年8月，同时进的呼和浩特卷烟厂，在同一个车间，也永远排同样的班。
工作很轻松。成排的烟卷被切齐后，闫峰和呼格吉勒图一起把它们捧起，检查有无残次，再放入一个生铁兜里，拉到包装车间。
早班是7:30到下午3：30，午班是下午3：30到凌晨12：00。有时夜里太冷，呼格吉勒图会邀请闫峰，在自己家过夜。
第一次躺在呼格吉勒图的床上，闫峰才确定自己终于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因为父母都是聋哑人，闫峰是在孤独中长大的。在学校，他通常被排挤在外，有人说聋哑可以传染。闫峰从不让父母在学校门口接他，也经常以照顾姥姥、姥爷的名义，在那边过夜。
直到遇见呼格吉勒图，他才第一次向外人打开自己的世界。
第一次，他邀请朋友打了一局台球。在路口的台球桌前，他拿出5毛钱，取回了两支球杆，行家一样挑出更直的那根，递给了呼格吉勒图。
闫峰留意这个地方已经很久了，很多年轻人相约在这里切磋。呼格吉勒图从没有打过，但和闫峰想象的一样，他没有拒绝，一直在傻笑。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经常来到球桌前。那时，闫峰已经可以和别人对垒，但只有呼格吉勒图在，他才会上场。
为了让闫峰买辆车骑上下班，呼格吉勒图向母亲借了150块给他。那时闫峰全家的收入，不过300余元。
闫峰说，这些他没有来得及告诉警察。他承认，当时吓坏了。
“来，闫峰，抽一支。”呼格吉勒图的大哥递来了一支烟。
闫峰接了过来，但没有让大哥帮忙点燃。大哥也同样礼貌地挡开了闫峰递来的打火机。他们各自点燃了香烟，用力地吸了几口。
简单的聊了一会儿，闫峰发现大哥的生活也不如意。
2000年从第一毛纺厂下岗后，大哥被买断了工龄。他卖过白菜，但很快赔掉了本钱，还丢了一部手机，如今只能打打零工。
闫峰自己也不容易。在呼格吉勒图出事后不久，他便被迫离开了卷烟厂。几乎所有人都说，他是个爱瞄女厕所的人。
在过去18年里，他做过澡堂的服务员，在玻璃厂搬过玻璃，也在北京的工地当过小工。现在在呼市一个小区物业里做电工。因为没有电工证，一个月工资2000块。
“这件事，也把你坑了。”大哥对他说道。大哥知道，烟厂已经更名为金桥新烟厂，效益很好。那些比闫峰和二弟晚进厂的孩子，如今都能到6000元左右。
闫峰笑了笑，没有搭茬。在那一刻，他觉得在呼格吉勒图家人的面前，自己的拮据反倒能让他轻松一些。18年了，他一次也没有去过呼格吉勒图的坟墓。无论是在刑场、殡仪馆，还是在葬礼上，他都没有出现。
大哥一句埋怨的话也没有。就像呼格吉勒图离开的那天一样，觉得这本该就是自家的事。
行刑的那天是1996年6月10日。大哥把家人分成3路。父母在公审现场，小弟守候在殡仪馆，自己则带着几个好友，前往刑场。
行刑地点是霍寨沟，距呼市50公里。这是托人打探来的消息。当他们在清晨赶到时，这里已经围满了人。
“都是来看热闹的。”有朋友说。
大哥没有说话，狠狠地盯着人群。他说当时脑袋一片空白，甚至有那么一刻，想跳起来试试自己能不能飞，如果能像孙悟空那样，就一定会劫法场。
他只有一把剪刀。那是给弟弟收尸用的。枪声响起后，他要跑过去，帮弟弟剪断身上的绳子。他紧紧地握着它，当行刑队抵达，人群开始骚动时，他转身走向土坡的后面。
那年，他20岁。行刑的那一刻，他没有勇气去看。
被执行死刑的，是4个年轻的男孩子。呼格吉勒图和他们一起，背靠着山脚，跪在地上。 在他们面前，是4个1米深的大坑，当子弹从后脑射入时，他们将跌入其中。
枪声响了5次，并不算清脆。大哥盯着朋友们，得到一个结束的手势后，飞快地向弟弟跑去。
他哭了。当把弟弟从坑里拉出来时，他发现多出来的那一枪，打给了弟弟。
法医验尸时，呼格吉勒图又被补了一枪。子弹从太阳穴射入，震裂了半边脸颊。而从后脑射入的第一枪，从他的左眼里冲出。
大哥抱着弟弟，哆哆嗦嗦地剪开了捆在他身上的绳子。他记得曾想捂住弹孔，但双手怎么也不够用。他看见鲜血透过指缝，滴到了土地上。
闫峰的双手紧紧地抓着沙发，像是怕从上面滑下去。大哥的闺女就在他身边，不停地跑来跑去。
“她跟她奶奶说过，是谁害死了我二叔。我替你拿勺子抡他。”大哥指着闺女笑了笑。他说闺女活泼、懂事，本来家里还担心，过去的事情会让她变得抑郁。
闫峰仍旧没有说话，女娃拿出了一盒彩笔，正在把各种颜色混在一起。
18年前，在前往新城分局的警车里，他也曾留意到类似的色彩。
那一晚，他和呼格吉勒图走进女厕所后，透过打火机的亮光，看到一具下身躶体的女尸。
惊吓中，他们向外跑去，一直跑到100米外的治安岗亭。闫峰不想报案，但呼格吉勒图执意要走进去。
那是一座四面玻璃的方形岗亭。透过玻璃，闫峰看到呼格吉勒图急切地想拉警察去现场，但对方并没有动。几分钟后，另外两个老太太来报警，大家才一起向厕所走去。
呼格吉勒图没有让闫峰一同前往，而是让他先回烟厂替自己请假，“我一会儿就回去。”
闫峰没能等到他回来。2个小时后，警察走进车间，把他带上了警车。
呼格吉勒图也在车上。“别怕，说清楚就没事了。”一看到闫峰，他便开口说。
这也是呼格吉勒图对闫峰说的最后一句话。闫峰刚要开口回应，身边的警察一声喝止，让他们住嘴。
透过挡风玻璃，闫峰能看到警车正驶向新城分局。他记得射进车窗里的路灯就是五彩的，从那一刻起，他知道自己已经开始后悔了。
他甚至不敢扭头向呼格吉勒图看去。
“再抽一支。”大哥打断了他的回忆。
闫峰看了看女娃的画纸，准备抽完就起身告辞。虽然搞不清图案到底是什么，但他觉得已经呆得够久，并且和所有人都打过了招呼。
当然，除了不在家的，呼格吉勒图的三弟。他听大哥说，三弟现在是一名司机，专门给老板开车的那种。
这应该不是一份好工作。在呼格吉勒图家的三兄弟中，三弟是学习最好的那一个，40多人的班里，能排进前10。
“嗨，别提了。”大哥叹了口气。三弟没有能上高中。和闫峰一样，在最好的年岁里，三弟成为了强奸杀人犯的弟弟，在学校里成为被嫌弃的对象，“他那时都开始掉头发了，一把把的。”
行刑的那个上午，呼格吉勒图的三弟都呆呆地站在殡仪馆门口。他事后曾和家人提起，早上时，外面曾刮起过一阵黄沙。他总觉得，二哥是在那一刻死的。
11点左右，他等来了二哥，躺在担架上的一个巨大的黄色塑料袋。帮忙抱起二哥的那一刻，他有点儿晕眩。担架上存留着厚厚地一层鲜血，像波浪一样地荡开。
那一年，他在念初二。
呼格吉勒图穿的是一件浅黄色的上衣。行刑几天前，狱警让家里准备一件呼格吉勒图最喜欢的衣服，母亲为他选了这件。
无论警方出示过什么样的证据，三弟都坚信二哥是被冤枉的。
在他的脑海里，二哥只不过是个不善表达的老实人。小学2年级，当他们随父母从农村来到呼市后，呼格吉勒图曾因为入学测验成绩不好，有过一次留级。
在教室里，学校让兄弟俩准备考试。成绩公布时，呼格吉勒图没有达标。
他说他没有见过那样的语文题。三弟问他为什么不蒙着答时，他看着窗外说：“不会就是不会。”在回家的路上，他曾微笑着鼓励弟弟：“你能接(着)上也行了。
但三弟知道，这次留级给二哥留下了阴影。顶着留级生的压力，呼格吉勒图念到初二，便退学进了烟厂。每个月开支时，二哥都会从零花钱里，分出一些给弟弟。
他从不会说出一些感人的话，只是微笑着把钱递到弟弟手里。有时，他会站在弟弟桌前，看看弟弟的课本，但他从不乱翻，像是怕把它们弄破。
三弟还记得，只要自己在家复习，二哥都会出去打发时间。
火化前，家人为呼格吉勒图换上了一套崭新的黑色西服，在面外又套上了一件深蓝色的蒙古长袍。在火化炉里，呼格吉勒图的身体曾微微挺起，抽动了一次。
呼格吉勒图家里的电话，一直在响个不停。
闫峰站了起来，他觉得自己呆的足够久了。在门口，他告诉大家，只要媒体想采访他，法院需要他作证，尽管给他打电话。
他说，这一次他哪都不去，会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闫峰听到了呼格吉勒图家人的感谢，也注意到他们眼中曾流露过一丝惊诧。18年了，还有什么事情没说清楚吗？
1996年4月9日晚上10点左右，闫峰和呼格吉勒图被带到新城分局的走廊。那是一条东西向的走廊，他们分别被带进南侧两件相邻的审讯室。
坐在审讯椅上，闫峰被几名警察反复询问了10余次报警的过程。有人问他，是否和呼格吉勒图看过黄色录像，他回答说：“没有。”
晚上12点左右，他听到隔壁传来了呼格吉勒图痛苦的呻吟，以及桌椅挪动的声音。“桌椅挪动一下，他就叫一下。”
凌晨2点，闫峰被警察安排在另一间屋子睡觉。第二天早上离开时，他偷偷瞄了一眼呼格吉勒图的房间，为了防止呼格吉勒图自杀，警察给他戴上了一顶白色的摩托车头盔，并将他锁在暖气上。
“他半蹲在地上，背靠着暖气片。”这是他和呼格吉勒图的最后一面。
有个细节，他隐藏在心里，从未对其他人说过。
在离开新城分局前，他告诉警察，呼格吉勒图曾和自己开过关于女性的黄色玩笑。
“到时见。”2014年11月4日，离开呼格吉勒图家的一周后，闫峰在电话里和一位记者约定了见面时间和地点。
呼市的深秋多风，闫峰的脸庞被吹的通红。为了接受采访，他迎着北风，骑了40分钟的自行车。
在宾馆里，他上身紧绷，没有靠在椅背上，也总是垂着双眼。
只有谈起那个秘密时，他才突然抬起了头。“是我说过。但当时警察一直在吓唬我。”他直视着对方的目光，像是怕对方不信。
“在审讯室里，我说过呼格吉勒图人品好，但他们不信。他们说：‘呼格吉勒图已经招了，你再为他说话，就是包庇！会被重判！’他们反复让我说呼格吉勒图干过哪些不好的事，反复地让我说！”。
他说那几句话，是他心里永远的痛。
他还记得，审讯室里，警察听完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哪个年轻人不相互开这样的玩笑呢。”他嘟囔完，再也没有了声音。
离开宾馆，遇到台阶，闫峰从车下来，小心地依次把自行车的前后轮抬起。
有那么一刻，闫峰觉得呼格吉勒图如果在天上看到，也许不会怪他。（谷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