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28日专电：

　　参与收集情报及侵略战争

　　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关于传教士对殖民侵略的作用直言不讳："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扎传教士，就象在殖民地修建兵营、驻扎侵略军一样必要"."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事实正是如此。西方列强从侵入中国始，就把传教士作为其侵略、掠夺的工具。传教士受差会派遣，要将自己在中国内地的所见所闻汇报回国去，这就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帝国主义的情报员。美国传教士斯贝杰在他的《十字架征服中国》一书中承认，传教士"受命把其所在地的一切情况向领事汇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这些先锋(传教士)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一般文化的汇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鸦片战争时期，当时在华的知名传教士如郭实腊、马礼逊、裨治文和伯驾等，都在宗教的外衣掩护下，从事刺探、搜集中国情报，充当侵略者的间谍，鼓吹战争，并为列强发动侵华战争、掠夺财富出谋划策，直接服务或参与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争。黎金牧师(The Rev.John Liggins)在他所著《外国传教事业的伟大价值和成就》(1888)一书里说，传教士"往往向政府及其官吏提供情报，而这种情报从别的方面是不容易得到的。"制造舆论鼓吹战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好几年，传教士就与外国商人一起，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煽动使用武力叩开中国的大门。当时在华的传教士有一个信条，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要使鸦片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1834年12月9日，在广州的全体英国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写了一份呈英国国王书，要求英国政府增派兵舰和军队到中国来，以此为后盾，再派使臣上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要求除广州外，开放厦门、宁波、舟山为商埠，还要一系列特权。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立即对此做出反映，在1834年12月号上发表文章支持这一行动："我们认为任何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将会同意他们的主要立场，那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采取果断措施。""中国这种态度，……如果各国不能说服她，就强迫她走上一条与各国的权利和义务更为一致的路线上来。"1835年1月号的《中国丛报》竟然鼓吹战争，"当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护和维护一个国家的国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时，这样一种手段永远不会受到谴责。""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交往。"1836年2月号上登有一篇题为"与中国订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的文章，提到"最近在沿海侦察证明，天朝的联合舰队无能驱赶一艘只配备数名欧籍武装人员的商船。……可以断言，英国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他们几个省的军队。""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1836年8月号发表了一篇中国军事实力的情报调查，认为从军事角度看，中国实不堪一击。1840年2、3月间，英国决定发动战争的时候，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宣称，"时间已到，中国必须屈服或挫败。"《中国丛报》就是这样被称为"关于中国情报的矿藏"和在华商人及传教士的喉舌。它通过制造舆论，鼓吹战争，提供情报，影响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搜集情报参与战争鸦片战争开始后，一些传教士为侵略军提供情报，或在侵略军中服役、随军活动。传教士郭实腊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都成为英国政府的官方翻译，分别领取年俸八百英镑和一千英镑。他们为英军提供情报、出谋划策，成为举足轻重的"侵华谋士".林则徐认为郭实腊是个"危险人物"，"小马礼逊(马儒翰)最坏".英军打进长江时，马儒翰就在英军司令璞鼎查的军舰上。璞鼎查在镇江遇到强力抵抗，心里胆怯，打算后撤，马儒翰力劝璞鼎查继续进攻，打到南京。璞接受了马的建议，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

　　郭实腊是传教士中搜集情报、参与侵华战争的典型。从1831年到1838年间，他曾十次侦察中国沿海，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这成为他参与鸦片战争和起草《南京条约》的资本。在战争期间，郭实腊穿起了军装，随军到各地强征粮草军需。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郭实腊就去对百姓进行欺骗宣传，要求他们停止抵抗。当时有些老百姓就质问郭实腊："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问得郭实腊无法回答，以致恼羞成怒，指使英军对当地百姓实行了残酷的屠杀。当英军于1842年6月进攻上海时，对上海早已了如指掌的郭实腊，又充当海军司令的向导，协助指挥作战，并且代表司令官向城里出安民告示和筹措粮草，还勒索到三十万银元赎城费。七月间英军攻至镇江，又是这个郭实腊带路，冲进城后一路沿街烧屋和实行屠杀掳掠。郭实腊先后于1840年担任定海县长，1841年担任宁波县长，1842年任镇江行政长官。

　　对鸦片战争，传教士是极力赞成的。美国传教士雷维斯(Nevius)说，"不管对不对，这个战争(即鸦片战争)已经在上帝的默佑下，被利用来开辟我们对这广大帝国关系的新纪元。"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时是美国领事的助手。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刚打响后，他就匆匆忙忙由华返美，向总统、国务院和国会竭力鼓吹美国应乘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主张派专使来华签订不平等条约。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国会都十分重视他的这次回国，他见到了即将离任的总统和国务卿、新上任的总统和国务卿。不久，美国派了加尼海军司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给英军助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侵略军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国人罗伯济(Louis de Best)多次乔装成中国人，夜间乘舢板船到"皇后"号军舰去见英军司令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向他报告南京教区及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

　　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和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及其他两名传教士参与了英军在厦门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跟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传教士米怜的儿子米威怜(William Milne Jr.)随后也到了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任翻译。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可以自由地在这里经商、传教，并享有一系列特权。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但是，殖民主义者们对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并不满足，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认为条约的规定是对他们在中国自由活动的限制，希望能取消条约的规定，自由地到中国的任何地方，自由地干他们想干的任何事。1849年裨治文在他主编的《中国丛报》上说，"我对大使们在这个问题上作这样的规定，一直认为是既不聪明又失策的。把和外国通商限制在几个口岸，也许是正确而适当的。……但依我看来，不应该把自己国家的人民的个人自由就这样被一个条约所剥夺。这些规定没有人遵守过。大家感到不自然，而且受了委屈。只要这些规定继续有效，将经常成为令人讨厌的根源，越快废除越好。"充分表达了殖民主义者贪婪的欲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无所限制，他们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支持并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象支持、参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样，传教士们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倾注了大量的热忱并积极参与。

　　1856年10月，中国的官员和兵勇为捉拿海盗，在一艘叫"亚罗号"的船上捉拿了12个当水手的中国人。这本是中国的内政，因为船及船主都是中国人，但英国政府却说，此船曾在香港登记过，所以是英国船，尽管当时登记期已过。届时英国的帕斯麦顿政府早就有对中国进行一次新的战争的打算。马克思评论帕麦斯顿政府时说："战争已变成帕麦斯顿独裁的生命攸关的条件"."他站在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间"，"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他们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此热衷于取消与中国签订的现行条约。"英国以"亚罗号"船事件为借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也以"西林教案"中传教士马赖被处死为借口，参与了英国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美国、俄国也参与进来。

　　传教士不仅支持这场战争，而且为之祷告，把传福音与殖民主义侵略战争联系起来。传教士卫三畏在1857年1月的一封信中说，"如果西方最强大的四国能够真诚合作，毫无猜忌，共同强迫中国政府建立更多的外交关系，这是它最好的安全保障，……我巴不得福音能够在不破坏中国政体和不瓜分中国的领土的情况下传给中国人。但是，这也许不是中国人获得改造的道路。"传教士文惠廉说，"四大基督教强国正在叩着北京的大门。在这样的时候，教会应当迫切祷告上帝，使一切都归荣耀与他，并使救主的福音得以推广。"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军舰与美、俄共同进攻我国。1858年4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第十三届领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赶到舰队停靠的渤海，向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汇报清政府的动态。五月间，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达的俄国公使报告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报，并向英军司令报告了当时北京缺粮情况、皇室逃跑计划、京津之间军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锁的地方，以及大沽设防等情报。

　　1858年，英、法、美、俄四国专使率领兵舰联合北上，进驻白河口，直逼天津。联军决定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之前，美国冒充调解人，商定派传教士卫三畏和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隶布政司钱忻举行谈判，制造假象。5月19日这一天，他们两人和钱忻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审查草约时，美国专使列威廉(W.B.Reed)派人把英法联军决定在第二天进攻大沽炮台的消息通知卫三畏，要他不动声色地马上停止谈判。5月20日，联军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台发动了猛烈进攻。大沽失陷后，帝国主义的兵舰和专使们都云集天津，当时卫三畏在复给美国的信中竟然宣称："我认为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京城附近，是我们对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一部分。"公然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作掩护，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看成其传教事业的一部分。美国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报告说，"若没有他(卫三畏)的帮助，我就不能进一步执行我的职务。"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攻时，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教士又给联军提供北京的地图，博得了英国人的高度评价。英法联军从大沽出发，经通州直抵北京郊外，9月9日把著名的圆明园抢劫一空之后纵火焚烧。这个经过清朝一百多年经营、汇集中国人民血汗的结晶，综合中西建筑术、聚集古今艺术品而成的壮丽宫殿和园林，顿时变成了废墟。法国大文学家雨果1861年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物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永不做强盗的。"传教士对西方列强殖民侵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正如美国驻华全权公使列维廉所说的，"但若采取一种实际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不能不说传教士所作的一些研究，以及其他有关的传教活动，对于我们国家的利益是很必要的。若是没有他们充当翻译，一切公务就无法进行，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我在这儿履行职责时就无法前进一步。也无法阅读缮写和了解一切公函和条文。有了他们就没有遭到任何困难与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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