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百年前中国人民的这一场反帝爱国运动，曾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欧美和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界、舆论界、宗教界发出一片喧嚣，各国的报纸、杂志上充斥着对义和团的各种诬蔑攻击言论。某些资产阶级政客、议员和教士、记者，拼命煽风点火，挑拨对义和团的仇恨。他们把义和团描绘成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制造了种种义和团杀人放火、“把外国公使和传教士撕成碎片”的谣言，进而叫嚷“中国人仇视欧洲人”，“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义和团要毁灭西方文明”。甚至捏造中国人企图征服全世界的所谓“黄祸论”也甚嚣尘上。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和御用文人千方百计通过攻击义和团、煽动仇华情绪来为其侵略掠夺中国和镇压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政策制造舆论，并立即拼凑了几乎包括当时所有帝国主义强国在内的八国联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侵华战争。

　　面对这一片咒骂义和团的喧嚣声，俄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挺身而出，在1900年12月俄国《火星报》第一号上发表了《中国的战争》一文。他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有力地驳斥了帝国主义者的种种谬论，肯定了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者对民族解放运动应抱的态度。列宁一针见血地深刻指出：“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进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硬说，这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列宁还愤怒斥责那些“向政府和大财主摇尾乞怜的记者们，拼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他尖锐地揭露，“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列宁：《中国的战争》，俄国《火星报》第一号，1900年12月。中译文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213—21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各国工人阶级和进步人士也对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给予同情和支持。1900年6月1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刊登了题为《铁拳》的社论。文章响亮地提出，“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神圣’的民族战争。”社论尖锐地责问：“是谁给了外国人要求中国人放弃他们原有的信仰并强使他们信奉其教义，即同‘基督教’列强的行为大相径庭的宗教的权利呢？是谁给了外国人瓜分中国人的国家并强迫他们接受外国工业品的权利呢？”《前进报》最后认为“中国在其维护本国领土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应该同布尔人一样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如果我国青年正在东亚的战场上流血，我们当然为他们的牺牲而伤心，可是对于他们的敌人，我们却不能不寄予同情。”(1900年6月19日，中译文见《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第6—7页)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1898年2月3日在德国帝国议会上，严正谴责德国政府以保护基督教为名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的行为。他说：“不，这不是什么十字军东征，也不是什么神圣的战争。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掠夺战争和报复行为，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暴力行为。”(倍倍尔在德国国会的发言，《德国帝国国会1900—1902年会议期间速记报告》第一卷第35页)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在一次演说中也表达了对义和团运动的深切同情。他说：“义和团是爱国的，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前一天，马克·吐温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同情是在中国人民一边，欧洲掌权的盗贼长期以来野蛮的欺凌中国，我希望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轰走，永远不许他们再回去。”在一篇题为《十九世纪致二十世纪的祝词》的文章中，马克·吐温用辛辣的讽刺笔法写道：“我把这位名叫基督教的尊严的女士交给你。她刚从胶州、满洲、南非和菲律宾的海盗袭击中回来，邋里邋遢，污秽不堪，名誉扫地。她灵魂里充满卑污，口袋里塞满贿金，嘴里满是虔诚的伪善话语。给她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但镜子可千万要藏起来。”马克·吐温还在《北美评论》上撰文痛斥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梅子明(William Scott A ment1851—1909)在中国侵略掠夺的丑行。1900年圣诞节前夕，美国《纽约太阳报》报道梅子明“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强迫中国人赔款。他已为每一个被害教徒索取三百两银子，并强迫对所有被损毁的教徒财产给予全部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的罚金，这笔钱将用来传播福音。”马克·吐温看到这条消息，当天晚上就极其愤慨地写道：“梅子明先生为了清算别人的罪行，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十三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价用于传播福音。他这种搜刮钱财的绝技，并不能使我心里感到意外。他的言行，总的看来，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上帝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真是在这个时代或其他时代都是无可比拟的。”(马克·吐温：《给坐在黑暗中的人》，美国《北美评论》，1901年2月)

　　热情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日本人士宫崎滔天也发表了谴责帝国主义侵华和同情义和团的言论。他曾用白寅学人的笔名，在1900年3月的日本《二六新报》上连载《独酌放言》一文，借用酒后放言的形式，谴责西方传教士是“政治家的爪牙”，“挥舞着博爱人道大旗，却干着盗贼媒介的勾当”。宫崎滔天慷慨陈词：如果遭到列强瓜分的灾祸，作为中国人应该怎么办？“那就只有去当义和团了”。“你如果生在中国，你也会参加义和团去和八国联军拼个你死我活吧？”(宫崎滔天：《独酌放言》，日本《二六新报》，1900年3月。见《宫崎滔天全集》第三卷，第10—12页，平凡社，1972年)在当时日本人士同情义和团的言论中最突出的一篇文章是青柳猛写的《义和团赞论》，刊登在1901年2月25日发行的《女学杂志》513号上。该文一开始就指出，尽管当前世界舆论都把义和团描绘成一群暴徒，而怜悯在华外国人的遭遇，但是作者却坚定地认为更值得同情的却正是“那些集全世界的恨怨于一身，成为万人咒骂对象的义和团徒。”他严正指出：“应该痛责的恐怕并非是义和团，而是那些外国人，那些顽固恶劣的耶稣教徒，特别是依仗外国政府的势力而骄横妄为的传教士们。”文章有力地阐述了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青柳猛把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形象地比喻成“如同手持凶器抢劫的强盗，擅自侵入民宅，肆意掠夺”，“对这种暴徒自然很难用和平手段说服，只有诉之武力。”他指出：“为了防御手持凶器的强盗而拿起刀枪，决没有罪，在哪一国的法律上也应属于正当防卫，不能问罪。”正是由于外国传教士依仗殖民势力在中国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才引起中国人民的痛恨和反抗，因此青柳猛大声呐喊：“只知谴责义和团，而对那些外国传教士和耶稣教徒可鄙的行为保持沉默，这是任性胡说，也是极不公平的！”“我认为义和团是值得同情的，而应该谴责的恰恰正是外国人(包括日本人)和他们卵翼下的耶稣教徒。”(青柳猛：《义和团赞论》，日本《女学杂志》513号，1901年2月)

　　读了以上外国人士的言论，可以加深我们对义和团反帝运动原因、性质和历史意义的认识，也可以有力地驳斥那些对义和团运动的种种污蔑攻击，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庇护下的传教士的侵略罪行。同时还说明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即使在当时就曾赢得世界各国具有正义感的进步人士的同情和声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晓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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